在我這顆飄零的心葉上，我還可以搜查出殘失了的詩句：

胡馬跨東邊，

血染渾河畔，

不見將軍刀，

但看武士劍，

死者何家兒?

關東三千萬!

三千萬，寧死長劍下，

毋求茍生胡馬牽!

……



五年了，當我寫這首詩的時候，我曾飽受過善忍的朋友們的嘲笑，然而，大的災星陷落了我的故鄉之后，不因為那些善忍的朋友們的嘲笑，而停止它滾滾北進。那時，他們雖然已經收斂了嘲笑，改為“正義的期待”，改為痛心疾首，然而武士的長劍，依然在三千萬人中殘暴地掄揮著，血濺了無邊的原野。

正義已被殘暴無情的利劍戳破了!而且那只長劍已迫到那些善忍的朋友們的胸前，于是他們闔上眼睛喊道：

“死呵，死呵!再不能幸免了嗎?”

終于幸免了。直到三年以后，我讓魔鬼扯進地獄里去的時候，他們還在耐心地忍著鞭打，忍著辱罵，活著……

我被鎖在不見天日的地獄里，我和一切隔絕了：看不見那些善忍的朋友們，忍著鞭打，忍著恥辱的生活，也許，他們更加稱心地嘲笑我：

“盲動的蠢驢呵!”

我真真是個蠢驢嗎?如果，我在那里所遭受的痛楚，讓他們略知一二時，那更加證明他們“善忍”的聰明吧?也許他們早認為我做了地獄里的小鬼，那末，不是更給他們的“善忍”涂上一層勝利的顏色嗎?

然而，我是活著，我在那里一樣地忍著鞭打，忍著辱罵活著……我的心情是和他們完全相反的。

朋友們呵!你們夢想得到：我有那末一天，掙斷了已經生銹的鐐銬嗎?你們夢想得到：我這個蠢驢復活了嗎?

當我逃到祖國之后，我曾寫信報告他們關于我逃亡的經過，同時，我探問他們目前的生活怎么樣。其中有一個朋友這樣回答我：

“我還是忍耐著，忍耐著，直到不可能的時候，我就逃到祖國去呀!你先告訴我，什么地方好住，北平呢?還是上海?”

我沒有回信給他，我不是生氣他，是因為我沒法答復他“什么地方好住”這一問題，北平呢?上海呢?抑或是漢口，廣州呢?連我也不知道呵。

我很愿意替一個朋友找一塊生活安定的地方，我更愿意替全人類以及自己找一塊生活安定的地方，我問了許多“時事的向導”，他的回答都是：

“全世界的人類正為‘安定’濺著血花，全世界的人類為爭奪‘安定’而瘋狂了!”

朋友們!聽著沒有?從旁嘲笑，和正義的期待，已經給過你們重重一錘，忍耐，也證明了不是你們“求生之道”。最后，要逃到祖國來找一塊好住的地方呢，“時事的向導”說是：此路不通的!

還是繼續忍耐下去吧，將屈服變為反抗，反抗!直到不可能的時候，再投奔祖國來，我們緊緊地握著手，還是繼續著反抗!反抗!

五年了!我的詩，不單是字句上成為殘失，就是意義上也成為殘失了，但是誰曾想到五年后的今天，胡馬的鐵蹄竟踏進了祖國的腹地?武士磨劍于我們祖國的海岸，長江，黃河邊?

五年了!

在我這顆飄零的心葉上，我還可以搜尋出殘失了的什么?

——五年前的故鄉，

今日的祖國。



現在我依然愚蠢的喊著：



四萬萬人寧死長劍下，

毋求茍生胡馬牽!

(1936年《中流》第1卷第2期)

賞析這是羅烽為紀念“九·一八”五周年寫的一篇隨筆。五年前作者的詩句曾描繪了這場民族慘劇。日本軍國主義者鐵蹄踐踏東三省，血染了作者的家鄉渾河畔。更可悲的是蔣介石下令不抵抗，聽任日本軍國主義者揮劍屠殺東北同胞。五年后回顧往事感慨殊多。但作者集中抨擊的是民族性格中“善忍”的劣根性。

在強暴的侵略面前，有兩種忍。一種是不反抗、不斗爭，固守溫文爾雅之風。至多是“痛心疾首”和“正義的期待”，相信古人的話：“多行不義必自斃”，忍受，屈從，被動挨打，被動接受屠殺，或合上眼求饒。對于敢于抗爭的人，他們竟視為“盲動的蠢驢”，如果實在忍不住了，就設法逃避，想找個生活安定好住的地方。這種“忍”中，包含了十足的卑怯哲學。事實上換回的是災星降落、血濺原野。當然，還有另外一種忍：如作者那樣，面對侵略者的兇殘殺戮，忍悲忍痛，但不幻想，不等待，只堅信“不自由，毋寧死”，在苦難中跋涉，在血泊中斗爭。1934年6月作者身陷囹圄時，能大義凜然，保持節操(絕不像出賣羅烽的叛徒那樣一身軟骨頭)。斗爭者并非不要安定的生活，但是形勢的發展是：“全世界的人類正為‘安定’濺著血花，全世界的人類為爭奪‘安定’而瘋狂了!”這就是說，安定靠斗爭贏得，而不是靠跪著求來。不斗爭而幻想“安定”，只有投降、忍受宰割。作者所揭示的兩種忍，一種是懦弱者的忍，換回的是死亡和更多的不自由;一種是斗爭者的忍，換回的是最后的自由，真正的安定，當然可能有犧牲，但是“寧死長劍下，毋求茍生胡馬牽!”

作者對“忍”的分析解剖，注重批評卑怯軟弱的民族心理，他還稱善忍者為“朋友”(這里并不包括一些民族敗類)，對他們大聲呼喊，為的是令其驚醒，并不把他們視為敵人。但話說得很重，字里行間充溢著失去故土的東北作家的民族危機意識，以及無比的悲憤和激昂，激蕩著作者一腔愛國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