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

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

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

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

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這是一首詠史詩，向來索解紛紜，其中沈約的解釋最具代表性，后來者亦多不脫其窠臼。沈約說：“當東陵侯侯服之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匹夫耳！實由善于其事，故以味美見稱，連畛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贍己，乃亦坐致嘉賓。夫得故易失，榮難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興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照沈約的說法，這首詩是詠東陵侯召平一人之事。但召平種瓜，意在歸隱，何至于要“坐致嘉賓”？究其實，本詩當是詠召平和蕭何二人之事。《史記·蕭相國世家》記載：漢高祖十一年(前196)，陳豨、韓信反，呂后用蕭何計殺韓信。高祖“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wèi)。諸君皆賀，召平獨吊。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wèi)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衛(wèi)衛(wèi)君，非以寵君也。愿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

詩以“昔聞”二字領起直貫以下八句。“昔聞”者正是詠史句法，聞事于史書，故謂“昔聞”。前四句詠召平事，點明召平所種之瓜名及種瓜之地點，復形容其瓜田之大，種瓜數(shù)量之多。“五色”以下四句詠蕭何事。但“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仍就“東陵瓜”言之，謂召平所種“東陵五色之瓜，登于相國之盤，在朝日中暉曜，而相國之座上，嘉賓四面來會”(陳伯君先生校注《阮籍集》語)。這二句雖出于陳先生的想象，但也是合理的。相國之堂“嘉賓四面會”自是常情，而召平與蕭何素有交往，故其瓜“登于相國之盤”也自屬可能。“膏火”句是“多財”句的比喻，猶言多財?shù)幕己Κq如膏火的自煎。這里仍是詠蕭何。蕭何被迫“悉以家私財佐軍”，以及后來被劉邦以“多受賈人財物”的罪名“下廷尉，械系之”，雖說是由于劉邦對臣下的猜忌，但也未始不是多財?shù)幕己Α?/p>

“布衣”二句收束全篇，上句言召平隱居種瓜，以布衣平民之身得以安享天年；下句言蕭何雖寵祿有加，卻猶如膏火自煎，故寵祿豈足賴哉！

詠史詩貴在不就事論事，而要從其中翻出新意，或是論證人生哲理，或是以古諷今，或是抒作者難言之懷抱。本詩則正是以召平、蕭何的對比論證人生的大道理——“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其實，這道理本是簡單而明確的，但古往今來，又有幾人真能明了并實踐之？詩人言及于此，不由得感慨系之。《詠懷詩》許多詩篇往往在抒情詠事中以極精煉的詩句抽象出深刻的人生哲理，使詩篇既富有情趣又不乏理趣，這也是阮詩的一個特點。

全詩以八句詠史，以最后二句收束全篇，點出主題。而區(qū)區(qū)十句之內(nèi)，有史有論，構思新穎，結構完備。其語言本身明白曉暢，但言近旨遠，體現(xiàn)了阮詩“言在耳目之內(nèi)，情寄八荒之表”(鐘嶸《詩品》語)的特點。關于本詩的寄托，古人多有猜測，唯方東樹“此言(曹)爽溺富貴將亡，不能如召平之猶能退保布衣”(《昭昧詹言》卷三)之論庶幾得之。因為曹爽曾為相國，寵祿正與蕭何相埒，故阮籍作詩諷其事，亦未必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