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別傷南浦,今歸去北邙。
書生空托夢,久客每思鄉。
塞近邊云黑,塵昏野日黃。
陵谷俄遷變,松柏易荒涼。
題銘無復跡,何處驗龜長。
這是王褒入長安后,為與自己同時成為西魏戰俘的同僚、故舊劉瑴送葬而撰寫的悼詩。
劉瑴在《梁書》和《南史》中并有簡傳,而于《魏書》、《周書》或《北史》等史書中并不見載?!赌鲜贰贩Q其字仲寶,“形貌短小,儒雅博洽,善辭翰,隨湘東王在藩十余年,寵寄甚深。當時文檄皆其所為。位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魏克江陵,入長安”。湘東王是梁元帝蕭繹做藩王時的封號,可見劉瑴是蕭繹一貫信用的老臣。《梁書》說他曾任湘東王記室參軍、中軍記室等職,這便是詩題中“中書”二字的來歷。王褒以“中書”而不以其在梁時所任最高官職稱之,其中頗有深意。因王褒與劉瑴,均是蕭繹多年的密友和文學同好,他們這種關系,主要是在蕭繹任湘東王時建立的。此時,蕭繹久已死于魏人之手,劉瑴又喪身異鄉,自然使王褒想起他們往日宴游賦詩、競奇斗新的歲月。歲月倏忽,國破人亡,往事不堪回首,卻偏偏難以忘懷,所以劉氏后來的官位,反而顯得不重要了。劉瑴本為南朝重臣,入北后形跡,為史書所缺載,由此詩看來,他是死在西魏的國都長安了。無意中補史缺載,這于對歷史有興趣的讀者,恐怕也是一種意外的收獲。
詩篇開首二句,以“南浦”對“北邙”,選取了詩人昔日送別、今日訣別劉瑴的傷感悲痛的場面。據史傳互見的情況推算,劉瑴大約是在梁武帝大同(535—546)初年出任湘東王記室參軍的,那時王褒解褐入仕不久,才二十出頭。“昔別傷南浦”正是指他依依不舍地送劉瑴登舟西去江陵,赴湘東王記室參軍任時的情景。南浦和北邙,在這里都非實指,而是用典。自從屈原在《九歌》中寫出“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的佳句后,歷代文人如陸機、陸云、謝脁、江淹,都沿用“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將送友南浦比作最難舍、最傷感的摯友惜別。北邙山地處洛陽城邊,是東漢王侯公卿的聚葬地;“歸去北邙”的表面意義,自然是指劉氏的亡故。但再深一層地發掘,“北邙”在某種意義上還是中原文化和歷史的象征。但自晉末喪亂,整個北方都成了異族的治域,因此,作者以北邙虛擬劉氏葬所,其實意不在言葬得其所,而是嘆其死不得歸,別有一種深沉痛切的滋味在心頭。作為梁朝重臣,非但無力佐君王北收失地,反而兵敗國亡,拘囚死于淪亡的北土,這正是國家破亡后個人的悲劇命運。詩人在寫這二句詩句時,是將自己的悲劇命運也注入其間的,它們不但概括作者和死者多年的交往,共同的遭遇,又蘊含了深沉的歷史感,故痛之彌深,哀之彌切。
這種痛切的感情不止于悲腸寸磔,而且一至精神恍惚的田地。自得劉瑴死訊以來,作者每每夢見故人與自己傾訴衷腸,講述客居異地太久,思鄉之念難忍,那舉措音容,一如生前,而醒來之時,方憶得此君已作古人。在茫然若失之余,思想自己乃一介書生,亡靈來托,畢竟無能為力,不禁神色黯然。三、四兩句,作者以更為實際的感受,來渲染痛失故友的悲哀,并進一步點明了劉瑴的身亡與國家敗亡的關系,意下謂身陷異地的自己,對故友的客死他鄉,更有一層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不可名狀的感情在其中。
這種感情,一經牽動,便膨脹起來,變得無邊無涯,像沉重的鉛塊壓得詩人喘不過氣來。請看那近邊塞處,西北角上,渾渾涵涵,奔涌翻卷的黑云;請看那飛塵彌漫,北風呼嘯的墳山曠野,連那陽光也被遮掩得變成一片慘黃。從寫情到寫景,從描摹心情到具體寫送葬,形式上似乎跳躍,內容上卻聯系得非常緊密。五、六兩句既是點題,又是承接和過渡,同時還是以景語說情語的神來之筆。這組對句就好似一幅巨大的油畫:它的色調是陰霾、低沉的,不論是天空和驕日;它的線條是凝重滯澀的,不論是云層和曠野;然而它的畫面卻異常的開闊,似乎它的作者被一種冰冷的絕望凝結著、壓抑著、窒息著,因而貪婪地渴求著喘息的心理空間。從語言的機巧來說,它的對仗是那樣自然工穩,無論是天地玄黃、邊云野日,都自動地在王褒的詩中尋求最佳的位置,以便兩相呼應,而這種搭配因了作者語言表達力的高度嫻熟,竟能使初讀者渾然不覺,反復咀嚼方大悟稱奇。
劉瑴頗具政治才干?!读簳贩Q,梁元帝即位江陵討伐侯景時,政治文牘如書、檄等文字,盡出其手??梢哉f梁代從中興走向末路的過程中,他正是歷史的見證人。他的死,不能不勾起王褒的沉痛回憶。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政治風云的瞬息巨變,短短的幾年中,竟使復興未久的梁朝,在西魏的兵刃下土崩瓦解,至今使詩人想來,猶驚憾不已。第七、第八句,詩人用雙關的語言,一方面向結句過渡,一方面隱含比興手法,以大自然中滄海桑田的變化和松柏的凋亡來比喻梁朝的興衰和一代政治人物的生死。這一切政治上的急劇變故,王褒亦親歷身受,至今想來都成了過眼煙云,痛心之余,也只有喟然長嘆而已了!
然而大自然呢?盡管滄桑之變非一日之事,但年復一年終究會面目全非。因此作者又將詩思歸結到客死異鄉,成為孤冢野鬼的死者身上。終有一天,劉瑴的墳塋會被朔風削平,甚至連墓前的碑銘都會被風雨侵剝得痕跡全無的,因為這畢竟是一座客死異鄉的無主孤墳呵。既然如此,又何必祈求神助,到哪兒去擇吉地而葬呢?結尾二句,與其說是作者對死者表示凄涼哀憫,倒毋寧說是對自己的晚年和前景感到絕望、寒心?!褒旈L”之典出《左傳》僖公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辈罚怯谬敿撞坟?;筮,是用蓍草占卦。古人往往驗卜、筮卦體的兇吉來處理婚喪大事?!昂翁庲烗旈L”指的是劉瑴羈旅以死,不能葬在家鄉,故一切只能草草了事。送葬詩原不該這么說,因為作者自己雖然活著,想到將來也必然是這種結局,便不可遏止地表達了這種物傷其類的凄寂傷感之情。
毫無疑問,王褒入北后的詩歌,絕無無病呻吟之作,而善于表達內心深層的情感,具有極強的感染力量,這與政治的變故和個人的遭遇有關;至于詩中畫面變得更為開闊,景物變得凝重持沉,恐怕亦得之于江山之助。說到此詩在藝術技巧上的最突出之處,恐怕還是它的格局。它一直以一種流動變幻的思緒來構成整首送葬詩,盡管它絲毫沒有提及送葬的人們及具體情況,只是偶一暗示,便與“送葬”的詩題產生不脫不粘的藝術效果。作者正是行進在送葬的人群中,一路走一路思索、回憶的,這在后世西方的藝術手法中,稱為“意識流”。這種方法將情與景交融在一起,把作者和死者的經歷交織起來,再加上用典、對偶等傳統的藝術手法使用得了無痕跡,便大大增強了詩歌的內涵、深度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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