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與心學·心學與明代諸體文學·心學與明代戲曲

作為通俗文藝的戲曲，它與心學的關系與小說文體相近。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學術界主要將其歸結于理學與反理學的性質。一般將元末明初的《琵琶記》與明前期的《香囊記》《五倫全備記》視為宣揚理學的代表作，而將徐渭、湯顯祖等晚明劇作家的作品視為反理學的產物。這方面的代表作是馬積高的《宋明理學與文學》，盡管這部書出版于1989年，但卻是對此種研究思路的總結，書中設“明前期的文風與科舉、理學”，論述了明前期幾部傳奇的教化傾向;而又設“明代中后期的反理學思潮與戲曲”論述徐渭的《四聲猿》與湯顯祖的《牡丹亭》等劇作的“進步意識”。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后，許多人已自覺探討明代戲曲演變與心學的關系。郭英德《明清文人傳奇研究》代表了該階段的成果。作者在“明清文人傳奇的歷史演進”一章中說：“文人傳奇被晚明進步文藝思潮推到時代思想文化的頂峰，是這一時期的第一件大事。”隨后，在文人傳奇的“人格范型”、“時代主題”、“文學觀念”等章節里，均聯系心學思想展開論述，如談到晚明傳奇作家的重情觀念時說：“王陽明的‘良知’、李贄的‘童心’、湯顯祖的‘情’、都是浸透了感性經驗的道德體驗，或者說是積淀了道德內涵的感性經驗。”^①這樣的研究就不再是一般著作“戴帽式”的背景概述，而是結合具體研究論題的關系分析，也就顯得較為貼切圓融。許總主編的《理學文藝史綱》一書，也用“人情的高揚與理學的危機”專章論述了心學思潮對明代戲曲的影響，其思路雖未超出陽明心學、左派王學與異端思潮這樣的模式，但也具體考察了左派王學影響當時戲曲觀念與戲曲創作的四個方面： 一是其叛逆精神;二是其懷疑精神;三是“為戲曲創作由重‘理’向重‘情’的回歸，奠定了哲學的基礎”;四是其“‘百姓日用之道’的平民意識，促成了明代中葉以后的文學藝術由雅而俗的轉變”(第1071、1072頁)。盡管其分析論述仍稍嫌簡略，但畢竟是將此一研究范疇提出來了。

湯顯祖及其戲曲創作是明代戲曲史研究的重點，同時也是與心學關系的研究重點。早在20世紀上半期，便已有學者關注該論題。吳梅在1926年出版的《中國戲曲概論》中已對《牡丹亭》的以情反禮進行了論述。建國后更多學者將精力投入到湯顯祖的研究中，但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大都集中在湯氏的反封建、反禮教、追求婚姻自由、追求個性解放等方面，像徐朔方《湯顯祖年譜》中雖已對湯氏與羅汝芳、李贄的關系略有考辨，卻未能展開深入論述。直到1981年李澤厚《美的歷程》，雖將湯氏劇作置于有心學背景的“浪漫思潮”中，但仍是強調情與理的對立，將其定位到“呼喚一個個性解放的近代世界的到來”(第250頁)。20世紀80年代之后，湯氏與心學的關系逐漸被學術界所重視，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湯顯祖與心學人士的交游情況研究更為細致，如龔重謨等《湯顯祖傳》(1986)、徐朔方重新修訂的《湯顯祖年譜》(1989)、周育德《湯顯祖論稿》(1991)、黃芝岡《湯顯祖編年評傳》(1992)、宋克夫等《心學與文學論稿》等著作，都有意關注湯氏與心學人物的交游及其與心學的關系，特別是與晚明思想界的三位重要心學人物羅汝芳、李贄、達觀的密切關系。二是對于湯顯祖哲學思想、文學思想內涵中心學因素的考察。收于《湯顯祖研究論文集》(1984)中的幾篇論文，如徐朔方《湯顯祖和晚明文藝思潮》、錢英郁《湯顯祖的創作道路》、黃文錫《論湯顯祖創作思想的發展》等，都曾留意心學因素對其思想的影響。其中尤其以樓宇烈《湯顯祖哲學思想初探》一文最值得注意。作者以哲學史學者的身份來研究湯顯祖，雖較少涉及文學成分，卻對湯氏受心學影響的因素做出了認真的考察。文章圍繞湯顯祖情與理的觀念，追述了王陽明對程朱理學的批評和對內在“本心”、“良知”的強調，泰州學派對“良知自然”的提倡而廢棄修養功夫的作法，尤其是羅汝芳“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的主張，以及李贄與達觀的思想，并認為這些思想都曾對湯氏產生過深刻影響，因而得出了“湯顯祖在哲學基本觀點上是源于王陽明心學泰州學派”的結論。但同時又指出：“湯顯祖在‘情’、‘理’關系問題上，反對宋明理學的以理制情，比之于泰州學派更為激進，更為徹底”^①。鄒自振《陸王心學與晚明文學及湯顯祖之關系》一文認為，陸王心學在明代中后期占據了文化的主導地位并奠定了晚明思想解放的理論基礎，而晚明文學的繁榮也是陸王心學發展的產物。“《牡丹亭》主題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湯顯祖深受陸王心學影響以及明中葉以來思想解放運動的產物，代表了明代文學的最高成就”^②。提法盡管明快而大膽，但論證稍嫌簡單一些。近幾年來，學者們更關注泰州學派特別是羅汝芳對湯顯祖“情”的理論的關系，如周群認為羅氏對湯氏“情”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順其本心”與“順乎民情”兩種思想^③。臺灣學者鄭培凱認為湯顯祖的文學觀有兩個突出特性：“一是湯顯祖思想深受泰州學派大師羅汝芳的影響; 二是湯顯祖認為文學以‘情真’為鵠的。這兩個特性緊密相關，是湯顯祖文藝觀的根本。羅汝芳對湯顯祖的影響巨大深遠，并不只限于思想范疇;雖然羅汝芳的思想并不直接涉及文藝方面，卻間接地提供了顯祖文藝觀的哲學基礎。”^④他的這種看法是具有啟發意義的，雖然論證還不算嚴密。左東嶺《陽明心學與湯顯祖的言情說》(《文藝研究》2000年第3期) 一文認為：“湯顯祖的言情說受泰州后學羅汝芳先生之仁心學思想的影響，從而形成了他貴生的哲學思想、順情的政治思想與重情的文學思想。這種以生生之仁為核心的重情思想包含了強烈的社會關注，體現了儒家思想在新的時代境遇中的新特征。”文章對羅汝芳思想影響的途徑、方式進行了詳細的論證，是對湯顯祖與心學思想關系的深層研究。研究湯顯祖的難處在于怎樣把他政治領域的正直進取意識與文學領域的重情浪漫思想之間的矛盾，從心學思想的角度很好地聯結起來。

注釋

① 第13頁、第138頁,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① 江西省文學藝術研究所編《湯顯祖研究論文集》第171、第164頁,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年版。② 鄒自振《湯顯祖綜論》第195頁,巴蜀書社2001年版。③ 參見周群《儒釋道與晚明文學思潮》第176頁。④ 鄭培凱《湯顯祖與晚明文化》第207頁,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