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晉之二世，皇道昧不明。主暗無良臣，艱亂起朝廷。七柄失其所，權(quán)綱喪典刑。愚猾窺神器，牝雞又晨鳴。哲婦逞幽虐，宗祀一朝傾。儲君縊新昌，帝執(zhí)金墉城。禍釁萌宮掖，胡馬動北坰。三方風塵起，狁竊上京。義士扼素腕，感慨懷憤盈。誓心蕩眾狄，積誠徹昊靈。

“五胡十六國”前期，在北中國還保存著一股漢族軍事勢力，那就是割據(jù)涼州(今甘肅河西地區(qū)及蘭州一帶)的張氏家族。張駿是這個家族的第三代首領(lǐng)，據(jù)《晉書》記載，他曾多次上表東晉皇帝，請求克復(fù)中原。他的這首《薤露行》，是一首當時罕有的反映西晉滅亡、義士懷憤等重大歷史事件的史詩。

詩可分兩部分。前十六句是對西晉王朝覆滅的歷史過程的回顧。詩人首先從西晉最高統(tǒng)治者皇帝落筆寫起。“晉二世”，即晉惠帝司馬衷；“皇道昧不明”，指晉惠帝的統(tǒng)治術(shù)不當。惠帝本是個十足的白癡，據(jù)史載，他在華林園聽到蝦蟆叫聲，便問左右：“此鳴者為官乎？私乎？”聽到大臣說天下荒亂，百姓餓死，他卻問：“何不食肉靡？”“主暗”二字總括了惠帝的愚蠢無能。“主暗”自然無法掌權(quán)，當然也不可能起用“良臣”，必然會釀成“艱亂起朝廷，七柄失其所，權(quán)綱喪典刑”的危險局面。“七柄”兩句承“主暗”句，謂朝廷的重要職務(wù)所托非人，失其常則。“七柄”，《周禮》載，管理國家有祭祀、朝覲、軍旅等七方面的事務(wù)，分由百官執(zhí)掌。惠帝即位之初，便由昏庸無能的太后父外戚楊駿輔政，楊駿濫用親信，專擅朝政，揭開了西晉末大亂的序幕。

接下來六句，詩人進一步抨擊制造禍亂的野心家賈后、趙王司馬倫之流。“牝雞晨鳴”，母雞報曉，舊喻稱女性掌權(quán)，此指惠帝皇后賈氏干預(yù)政事。據(jù)史載，賈后為奪取朝廷實權(quán)，與楚王司馬瑋合謀，于元康元年(291)發(fā)動宮廷政變，誅滅楊駿及其黨羽。不久，賈后唆使司馬瑋誅殺了與楊駿共同輔政的汝南王司馬亮和元老功臣衛(wèi)瓘。事后，賈后又誣司馬瑋矯詔擅殺功臣而誅之，從此她獨攬朝政大權(quán)。“哲婦”，多謀慮的女人，此謂賈后；“儲君”，指惠帝太子司馬遹；“新昌”，指許昌，司馬遹被害于此地。賈后宮廷政變成功，為了長執(zhí)權(quán)柄，便設(shè)計謀害了非她所生的太子司馬遹，手段極端陰險殘忍，故曰“逞幽虐”；司馬遹是惠帝唯一的兒子，他被賈后害死，將來君位無人繼承，所以說“宗祀一朝傾”。賈后作惡多端，引起朝臣憤怨不滿，野心勃勃的趙王司馬倫乘機利用這種憤怨之情，于永康元年(300)起兵殺了賈后；次年，司馬倫又逼惠帝讓位，并遷之于金墉城(洛陽城西北角上一小城，三國魏明帝時筑，魏晉時被廢的帝、后，都安置于此)，自立為帝。是為“愚猾窺神器”，“帝執(zhí)金墉城”。“神器”指帝位。

“禍釁”四句，寫外鎮(zhèn)皇族起兵爭權(quán)，自相火并，少數(shù)民族軍閥乘勢入侵，滅亡西晉。趙王司馬倫篡奪帝位的同年，督鎮(zhèn)許昌的齊王司馬冏、督鎮(zhèn)鄴城的成都王司馬穎、督鎮(zhèn)關(guān)中的河間王司馬颙以勤王為名，聯(lián)合起兵討伐司馬倫。從此演成西晉末的“八王之亂”，從局限于洛陽宮廷的政變，發(fā)展為皇族爭奪政權(quán)的大混戰(zhàn)。是為“禍釁萌宮掖”、“三方風塵起”。“禍釁”，禍端；“三方”，指齊王、成都王、河間王等三鎮(zhèn)藩王。早就覬覦中原的北方少數(shù)民族軍閥，乘西晉內(nèi)部自相殘殺之機，紛然起兵。匈奴鐵騎攻勢凌厲，永嘉五年(311)攻克洛陽，俘晉懷帝；建興四年(316)，攻破長安，俘晉愍帝，西晉滅亡。是為“胡馬動北坰”“狁竊上京”。“坰”，郊野；“狁”，指匈奴族；“上京”，首都。這四句，詩人用分承法，精當?shù)亟沂玖宋鲿x王朝滅亡的前因后果，可謂全詩的精策所在。

通觀以上十六句，簡短的八十個字，就扼要地勾勒了西晉時期宮廷之變、藩王之亂、胡族入侵等重大歷史事件的基本面貌，顯示了作者的概括力與駕馭詩歌語言的能力，從而使詩歌在表現(xiàn)容量上的優(yōu)越性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在客觀的敘述中，又融入一些帶有主觀感情色彩的詞句，鮮明地表現(xiàn)了作者對制造禍亂者的抨擊和憤慨之情。

詩的后四句，抒發(fā)對誓心克復(fù)中原的愛國志士的贊許之情。中原淪喪，晉室南遷，但當時也不乏志在恢復(fù)的愛國志士。如知難而進、轉(zhuǎn)戰(zhàn)并州的劉琨，“中流擊楫，誓清中原”的祖逖，當然，也包括張駿本人。《晉書》卷八十六載其上晉成帝書云：“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克復(fù)中原的激情溢于言表。這四句詩中的“扼素腕”“懷憤盈”“誓心”“積誠”，正是他們這些愛國志士浩氣奮邁之情態(tài)的真實寫照。

《薤露行》是樂府古題，本為送葬哀挽之辭，用以送王公貴人。曹操“借古樂府寫時事”，其《薤露行》寫漢末重大歷史變故，被譽為“漢末實錄，真詩史。”張駿以此題賦晉室覆亡、義士懷憤等重大歷史事件，這是對建安詩歌精神的直接繼承；這首詩在風格與情調(diào)上，明朗剛健，充滿志在靖難的壯懷之音，與建安詩歌也是一脈相承的。同時期的東晉詩壇，“平典似道德論”的玄言詩盛行，相比之下，更能顯出此詩的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