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嘆有余哀。借問嘆者誰？自云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愿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七哀”之義，舊注說法不一。其中以清人俞樾《文體通釋》之說最為切近：“古人之詞，少則曰一，多則曰九，半則曰五，小半曰三，大半曰七。是以枚乘《七發(fā)》至七而止；屈原《九歌》，至九而終。……若欲舉其實，則《管子》有《七臣七主》篇，可以釋七。”因此，“七”不過表示哀之多，實非定數(shù)。

此詩前六句用第三人稱口吻敘述，引出主人公思婦登場：那是一個萬籟俱寂、月白風清的夜晚，明澈如流水的月華照耀著那座高樓的幽閨，在那里流連徘徊；閨樓中有一個憂愁的思婦懷有無盡的哀傷而徹夜不眠，正在悲苦地嘆息。詩人懷著好奇的同情心前往詢問那嘆息之人是誰，她自稱是“宕子”的妻子。“宕子”即蕩子，謂離鄉(xiāng)遠游、久出不歸之人。首二句寫景起興，猶如銀幕的布景，起調(diào)極工。明月向來象征團圓，然月圓人不圓，自然引發(fā)下文的離恨哀傷。流光徘徊，不僅用擬人將明月寫得似通人意，它好像也為同情思婦而躊躇不安；而且那流連不返、欲進不進的“徘徊”之狀，不正是思婦內(nèi)心愁緒紛亂、騷動不安的象征么？“上有”四句，則似銀幕中的畫外音，它介紹了主人公的情緒和身分。

往下即換作第一人稱口氣寫思婦的自述，恰如一段動人的臺詞：夫君出外遠游已超過十年，撇下我自己常常孤零零地獨宿空閨。夫君好似那路上輕揚的塵埃，可以隨風浮揚高飛；而我卻宛若那水中沉積的濁泥，永沉水底無出頭之日。夫妻本如塵泥同為一體，而今地位、趨勢竟如此迥異，則何時方能聚首和諧呢？這段寫得情辭委婉懇摯，哀怨悱惻動人，而取喻尤為新奇巧妙、生動貼切，意蘊豐厚，發(fā)人深思。

最后四句表達她的愿望和憂慮：我愿化作涼意愜人的西南風，越過漫長的空間吹往夫君的胸懷；要是夫君的襟懷真的不能為我敞開，那我將去依靠誰呢？“愿為”兩句想象飛動，奇語警策，感情亦從前面低回哀傷中略略升抬，猶如暗谷中微現(xiàn)幾綹曦光。結(jié)尾二句卻又作翻轉(zhuǎn)跌宕，仿佛長風受阻，回旋往復，進退維谷，不僅造成文勢的高低起伏，令人回腸蕩氣，而且與首句“徘徊”之狀，情景呼應，愁思綿綿凄婉，馀音繚繞不絕。

曹植生逢亂離之際，目睹了戰(zhàn)亂給人民造成的大量妻離子散的悲劇，因而描寫閨怨，自然是那個時代突出的社會主題。然而，此詩又不僅僅是寫閨怨，它還寄托著詩人特殊政治處境的深沉憂傷。此詩一般認為作于黃初年間。其時文帝曹丕對曹植進行了一連串的打擊迫害：先誅其羽翼丁儀、丁廙，繼逼其與諸王兄弟就國，不準互通存問，并派監(jiān)國謁者灌均嚴密監(jiān)視，接著以各種借口貶爵、改封、遷徙，十一年中六次削爵，三次徙國。致使他壯志難伸，“汲汲無歡”。故元人劉履云：“子建與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沉浮異勢，不相親與，故以孤妾自喻。”“此篇亦知在雍丘所作，故有‘愿為西南風’之語，按雍丘即今汴梁之陳留縣，當魏都西南方。”(《選詩補注》)

此詩通體比興，將閨怨與諷諭巧妙地融合無間。鐘嶸認為曹植的詩“源出于《國風》，”(《詩品》上)實則曹植也繼承了屈原芳草美人的比興手法。正如劉熙載《藝概》所說：“曹子建、王仲宣之詩出于騷。”本篇以男女喻君臣即是一例。其次，此詩語言樸素自然，絕無華飾，全以真情至性取勝，與詩人其它多數(shù)“詞采華茂”、(《詩品》)“語多綺靡”(《詩比興箋》)的詩作，風格獨異。其音節(jié)和諧鏗鏘，平仄抑揚錯綜，不工而工；彼時雖未發(fā)明四聲，然其中不少句子已與后代律句無異。可謂“抑揚態(tài)度，溫潤清和，金聲而玉振之。”(張戒《歲寒堂詩話》)至其起調(diào)之警策高唱，口吻之窮態(tài)極變，文勢之騰挪跌宕，結(jié)尾之凄惋不盡，皆無不表現(xiàn)出詩人的凌厲之才和深厚功力，而為后代詩人所激賞。試看張若虛名作《春江花月夜》中“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臺”二句，大詩人李白《金鄉(xiāng)送韋八之西京》中“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二句，皆從曹植此詩化出。于此可見其深遠影響之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