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真逸史》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方汝浩撰，八集四十回，成于晚明。現存明原刊本，明末刊本，清初白下翼圣齋刊本。此外，還有乾嘉坊刻本、光緒丁酉(二十三年)上海書局的石印本等。



本書寫南北朝時，東魏鎮南大將軍林時茂秉性忠直，因逃避奸臣迫害，削發為僧，改名澹然，投奔梁國，一路為民除害，德高望重，被薦為妙相寺副住持。正住持鐘守凈貪鄙好色，林澹然好言相勸，鐘于梁武帝前誣其通魏，于是懼禍潛逃。路過張太公莊，澹然為除妖，又得天書三卷，從此隱居張家修煉。收杜伏威、薛舉和張太公孫善相為徒，傳授兵法、武術、法術。三人后來與綠林好漢起兵，奪城陷府，勢盛一時。等到齊篡位，便隨齊都督大將軍段韶投為臣，三人都封候，鎮守西蜀，先后成婚。澹然也至蜀，在峨嵋山結茅。朝代幾換，至唐滅隋，澹然年九十余，在山坐化。杜、薛、張在隋已經封王，這時就傳位給他們的三個兒子，棄家訪師，登上仙界。三個兒子歸唐封候，唐高祖于西蜀南平府縉云山下建一“禪真宮”，狀塑澹然與杜、薛、張四人神像，遠近士女都來燒香拜祭。

本書《凡例》說： “舊本意晦詞古不入里耳，茲演為四十回”，“洵為先朝名筆”，“此書舊本出自內府，多方重購始得，今編訂……” 它可能根據舊本改寫增編。利用舊本進行再創作，這是明以來文壇的一種風氣。

“禪真”是佛道神仙的意思。“禪真逸史”指未經史書記載，世人很少知道的神人仙人的歷史。貫穿此書始終的是“歷代明君圣主皆以孝悌治天下”，“行仁政以復萌蒼生”，“輔佐明主，以圖大業，留名青史，此大丈夫之所為也”的儒家思想。甚至當酒店主李秀要除去淫人妻室的妙香寺住持鐘守凈時，林澹然也勸阻： “這廝乃圣上所寵，若殺了他即是欺君逆主，反為不忠。”受儒家這種忠君觀念的驅使，故而他雖看到了“當今世上直道原是難容的”，卻又宣揚逆來順受、調和折衷的處世哲學： “俺出家人，生死聽天，隨緣度日;恩怨之間，寧人負俺，毋俺負人。”甚而導致善惡不分、美丑不辨，一律以德報怨，以為“一切眾生，皆具佛性”，鐘守凈死后成虎，黎賽玉為豬，趙蜜嘴作犬，林澹然皆引導彼等“復歸人道”，“一虎一犬一豬相隨聽講”。這顯然又受到小乘佛學“生死輪回”“因果報應”之說的影響。作品讓林澹然得到 《天樞》、《地衡》、《人權》三秘箓，能呼風喚雨、召神驅怪，儼然道師，最后坐化，他的三個徒弟杜伏威、薛舉、張善相三人成仙，“終成就澹然三子禪真一事”。從而說明這部四十萬字的長篇小說的儒釋道三教合一，互為補充的思想傾向，這使它在中國小說史上占有獨特的地位。正象本書的序言所說： “粗定五戒，則去殺、盜、淫、妄言、飲酒，而大有與儒家仁、義、禮、智、信同精，……節烈豪雄，便是禪真真正面目。”作者借佛教的某些教義，披上道教的外衣，宣揚儒教的倫理，諷勸人們去欲存仁，順應天命。

本書頗具現實的針對性，作者似乎有感于明萬歷以來廠衛橫行，民不聊生的黑暗時世，渴望在動蕩變亂的政局中出現神勇且具膽識的人物誅奸鋤妖、拯世濟民。作者對素材的擇棄，反映著他的創作意圖。這部小說反映自梁武帝大同八年 (542) 到唐高祖武德年間 (618——626)，前后共八十多年的歷史，但花費筆墨較多的，只有梁武帝和側寫的東魏孝靜帝。這兩個人，一個皈依佛教，舍身空門，以致朝政荒廢，自己最后也被幽囚，餓死臺城; 一個寵信高歡，以致大權旁落，成為傀儡，天下洶洶，國無寧日。與此相關，作者又寫了鐘守凈等一批僧侶的丑惡的社會相，和高歡、高澄義子的劣跡。雖然這些人物著墨濃淡不一，但他們之所以成為作品的人物，是由于作者試圖描繪出一幅明末政治的歷史投影，以對時弊有所指陳，對君主有所諷諭。

讀一讀此書每回的開場詩，人們會感受到作者懷有一種憤激之情。這和作品所宣場的人生應仗義行俠，建功立業是統一的。而另一方面，作者又強調了“淡”，要淡泊功利，鼓吹功成身退，在人生的進取中要知天命，這同前者又有矛盾。這種矛盾統一的思想，正表現出明未一般士大夫的情緒。他們切齒痛恨專權的宦官和權奸，希望能有象林、杜、薛、張這樣神武之人來加以清除; 他們對昏憒的君主持有尖銳的批評，卻又幻想皇帝省悟，遠小人，辨忠佞，勵精圖治; 他們希望兼濟天下，大展抱負，卻試圖為自己的無可奈何，從佛道的哲理中找到解脫。這也正是本書思想內容的矛盾性復雜性。

標志著中國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的宋元白話小說問世以來，在由民間 “說話” 向文人創作、由 “瓦子” 聽講向案頭閱讀的發展過程中，各種題材、體裁的小說如同長江大河浸灌而分出茫茫支派，變得更加精細、更加專門化。《禪真逸史》則是在明中葉后分門別類的小說創作的影響下的產物，是歷史演義、英雄傳奇的結合體，是英雄事，演義體，間雜以神魔小說和世情小說的筆法。

這部以歷史故事和現實生活相結合的小說，它的情節可腰斬為前后兩部分。二十回前以南梁和東魏為背景，以林澹然為中心，串聯各方人物、什色事件。二十回后敘三人歷齊、周、隋之世，直至貞觀年間。杜伏威成了貫穿后半部的主要人物，林澹然退居幕后當 “顧問”，鋪設出舉兵除暴的奇事異跡來，最后以“禪師坐化證菩提，三主云游成大道”作結，所謂“縷析條分，終成就澹然三子禪真一事”(凡例)即是。它的先以鐘守凈和林澹然兩條線索并行，引出主要人物，再從林澹然第二次逃亡串聯后半部主要人物，又由杜、薛、張活動引出其它人物，最后由林澹然收結，全書絲連繩引，關合細密，使小說的情節生動曲折，結構富于變化，增強了作品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由于作者運筆有如散體，題材較為復雜，狀彼偉器而近浮躁，弘其仙術墮入陳套，添枝加葉，以至弱干繁枝，有一般明清小說的通病，反映作者不善于剪裁，缺乏在構思中選擇重要素材形成穎異主題的藝術匠心，也反映了他對生活缺乏新鮮的感受與獨到的理解。書中人物往往隨事來俱起，事迄俱去，又缺乏帶有特征的細節描寫，理想人物雖賦予超人的力量，卻不脫荒誕平直，因之性格不夠鮮明。

本書的部分章節反映上自權豪仕宦，下及市井細民的生活。閑漢、酒徒、地棍、潑婦盡收筆下，特別是暴露了佛門道觀的藏垢納污，揭示出宗教的虛偽欺騙，令和尚、尼姑、道士無所遁形。“如鏡中取影，妍媸好丑令觀者自知。”晚清的夏曾佑從以往的創作實踐中概括出“作小說有五難”，其中之二為“寫小事易，寫大事難。” (《小說原理》) 因為小說的作者貧士居多，他們對本朝從政、富貴生活乃至疆場征戰、群眾起義是不熟悉的，他們只好因襲仿造，不免人云亦云、陳詞濫調; 而街談巷語、城鄉佚聞卻頗熟悉，甚至親自經歷過，故隨手拈來，即可“嘲盡人情，摹窮世態。” (凡例) 在這方面作者的動機與效果容易取得一致。本書也如此。寫苗龍、韓回春在上半部以潑皮無賴的身份出現時則寫得活龍活現，下半部改過自新成了起義首領頓覺蒼白無力，即其一例。

本書的語言暢達俚潔，繪聲繪影，鋪事狀物，比較自由活潑，和唐宋傳奇使用的典雅的文言不同，表現出一種通俗生動、明快練達的風格，反映著宋元以來白話小說的某些特色。“話須通俗方傳遠”。這種在民間口語的基礎上提煉出來的嶄新的文學語言豐富了文學的表現力，增強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故能在市井僻壤廣泛傳播，社會影響由之而擴大。于此可見，作品的語言對造成群眾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與民族風格有著密切的關系。從這一方面講，《禪真逸史》保留的方言俚語為我們研究明代文學語言提供了第一手資料。試略加引述。

第四回積賭閑漢韓回春回答過街老鼠苗龍道：“不怕二哥笑話，小弟這等事應了兩句俗言：‘賣酒的淹壞了溪邊田，湯里來，水里去。’”說他一向慣于弄骰子，卻被裝局詐人的醉老虎誑了去。

又，苗龍攛掇盜竊妙香寺金銀器皿，韓回春說新添副住持林澹然有萬夫不當之勇，且皇城地面，若被巡城軍卒追上，“怕你飛上天去”，“這叫做竹管煨鰍——直死!”這歇后語，王公大臣、文人雅士是講不出來的，只能出于流氓地痞等下層人之口。

第五回趙尼一出場，作者這樣介紹她：



原來這老尼姑姓趙，綽號叫做蜜嘴，早年沒了丈夫，在家出家。真是俐齒伶牙，專一做媒作保。好做的是佛頭，穿庵入寺，聚眾斂財，挑人是非，察人幽隱。中年拜一游方僧為師，法名妙本。街坊上好事君子，撰成一出無腔曲兒，教閑耍兒童念熟了，每見趙尼姑過時，互相拍手歌唱，以成一笑。曲云：

“妙、妙、妙，老來賣著三般俏; 眼兒垂，腰兒駝，腳兒趣。見人拍掌呵呵笑，龍鐘巧扮嬌容貌。無言神手暗思量，兩行珠淚腮邊落：齋僧漫目追年少，如今誰把前情道? 本、本、本，眉描青黛顏鋪粉。嘴兒尖，舌兒快，心兒狠。捕風捉影機關緊，點頭解尾天資敏。煙花隊里神幫襯，迷魂寨內雌光棍。爭錢撒賴老貍精，就地翻身一個滾。



對這一人物的身份行徑描摹得簡練明白，把她的本質特征點撥得鮮明突兀，并暗示她在以下情節中的作用。配合著下文的精彩貼切的對話，愈顯其形。這是本書寫得較活的人物之一。第二十四回描述那 “教唆挑哄人興詞告狀”的幫閑管呵脬利口便舌，也是形象生動，但管呵脬的巧口利舌與趙蜜嘴的嘴尖舌快又毫不雷同，顯示了作者獨有的生活閱歷與高度的語言技巧。我們拿它和粗獷質樸的早期白話小說相比，不難看出它的詞匯的豐富多彩，造語的剛柔相濟，文勢的淋漓酣暢，由此可見明中葉以后白話小說的語言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更加成熟，在敘說事理、塑造形象上達到了應聲見人、維妙維肖的地步。本書又配合每回的情節融入了大量詩、詞、曲、賦，靈動多變，每見功夫。它雅俗各具，易于上口，便作品增色不少。這不僅表現了作者多方面的文學素養，而且標志著明中葉以來我國小說的多姿多彩和鮮明的民族特色。這是唐詩、宋詞、元曲繁榮對小說所產生的積極影響，說明一個小說作者只有廣采博取，融會貫通，才能在藝術上標新領異，別具一格。作者擷取新鮮活潑的“魔曲新聲”(凡例)，或介紹人物，或表達情意，或渲染氣氛，其中以對人物作畫龍點睛式的勾勒為主，在富有情趣的新調時曲中對人物作夸張突兀的描敘，收到了圖貌傳神的特殊效果，令人過目難忘，并從中獲得一種藝術享受。當然其中亦夾著流露士紳、市民習氣的等而下之的劣品，但是光彩是在那些生活氣息濃厚的雜曲小調上。除了趙尼出場的那首笑曲以外，第二十五回敘杜應元叔侄 “正說話間，只見門首走入兩個人來。你道是誰? 原來是府里公差。有【掛枝兒】為證：



著青衣，進門來，大呼小叫： “兩小弟，奉公差，那怕勢豪? 不通名，單單的稱個表號。有話憑吩咐，登門只這遭。明早里拘齊也，便要去點卯。” 吃罷茶，就開科，道其來意： “有某人，為某事，單告著伊。莫輕看，他是個有錢的豪貴。摸出官牌看，一字不曾虛，急急的商量也，莫要耽誤你。” 吃酒飯，假做個，斯文模樣： “我在下，極愚直，無甚智障。他告伊沒來由，真正冤枉。說便這等說，還須靠白鏹。不信我的良言也，請伊自去想。” 酒飯畢，不起身，聲聲落地： “這牌生，限得緊，豈容誤期?有銀錢，快拿出，何須做勢。若要周全你，包兒放厚些，天大的官司也，我也過得水!”接銀包，才道聲： “適間多謝。” 忙扯封，估銀水：“如何這些? 我兩人，不比那窮酸餓鬼。輕則輕了已，不送也由伊，明日里到公庭，包你爛只腿!”



裝腔作勢、威逼恐嚇的口吻，乘人之危、敲詐勒索的嘴臉! 封建衙門蠹役的形象活跳紙上。本書所作這支【掛枝兒】顯然為他本所未收，彌足珍貴。《禪真逸史》竟然制作了與數量較多的戀歌不同的、暴露封建專制主義黑暗的、堪稱長套的【掛枝兒】，雄辯地證實這種作為民間新型歌唱形式的俗曲，盛行于城市都邑的歌樓妓院和街坊閭巷，因而，文人都投入了這種新歌創作的行列，拿它來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與自己的思想感情。卓人月說：“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又讓元，庶幾 ‘吳歌’、【掛枝兒】 、【羅江怨】 、【打棗竿】 、【銀絞絲】之類，為我明一絕耳。” ( 《古今詞統序》) 確說得很對。

第五回寫鐘守凈觀燈，夜已深沉，與行童抄路往后墻小巷走回寺廟，“卻好轉得彎時，遠遠的聽得一個小廝在月下唱吳歌，唱道：



好無宵，齊把花燈放。捱肩擦臂呀，許多人游玩的忙。猛然間走出一個臘梨王，搖搖擺擺裝出喬模樣： 頭兒禿又光，鼻涕尺二長，虱花兒攢聚在眉尖上。干頭糯米，動子個糴糶行，把銅錢捉住了就纏帳。何期又遇著家主郎，揪耳朵，剝衣裳，一打打了三千棒。苦呵，活冤家，跌腳淚汪汪。明年燈夜呵，再不去街頭蕩!”



這首帶有嘲謔意味的吳歌無疑有著起興作用。

它不僅渲染了燈節的氣氛，點綴著作品的環境，而且烘托了下文出身于富戶的黎賽玉因夫家敗落，在 “別人家熱熱烘烘開筵設宴，張燈酌酒，慶賞燈夜” 的對比中，那種冷冷清清、寂寂寞寞的心情，顯得別具魅力，是別的表達方式所難以代替的。這些“魔曲新聲”給本書增添了不少風采，是小說史上值得注目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