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不識之新黨》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虎林真小人撰，泉唐布衣評。虎林真小人乃杭州老耘。全書三編，末編未見，今存二編三十三回。光緒三十三年 (1907) 上海彪蒙書室石印本，書前有泉唐布衣序，虎林真小人弁言，繡像十二幅。



大新學家元瑔，號通人，杭州人氏，以農為業。雖一字不識，卻無事不通，天生豪杰，在鄉里排難解紛，議論國事，人人敬服。為避塵囂，至處州、溫州、上海等地旅行，看看各地風情。

通人到處州， 值麗水鬧公案， 麗水知縣鐘昏庸無能， 雖科甲出身， 遇事卻束手無策，幾樁案子，經通人指點，才以明斷，知縣折服。途經青田，適四川神彈子張韜為訪故友之子來到此處。張韜一生俠義，通人與他成了萍水至交。張韜好友何昂千死于任所，身后蕭條，其子何亢宗流落青田，隱姓埋名，為前任知縣魏沾瑩傭工。張韜將其帶回四川，并將平生本事及做人的道理教導于他，讓他為國效力。

通人前往溫州，船泊溫溪，見武秀才韋伯良糾集黨羽，橫行不法，白日搶劫文弱書生于附滕。莽漢鮑伯屏路見不平，與眾惡徒博斗遇險，通人毅然相助，以神彈打瞎韋伯良雙眼。鮑伯屏孤身無依，通人見他俠義，即把他帶在身邊。到達溫州，見武備學堂學生著洋裝列隊而行，通人、鮑伯屏大加指責，感嘆新學之利未興，弊端到處皆是，不如我一字不識尚有真理想。永嘉新任縣令左坦彝，是審理教案的“能員”，凡百姓鬧教堂，均將百姓嚴辦，深得外國教士喜歡。教民沃冠寅因劈祖宗神主牌位，并毆打母親，母舅告他忤逆，前任永嘉知縣連艾銘將沃冠寅收監而被撤任。左坦彝重新審結，棒責母舅，判其誣告，并將沃冠寅當堂釋放。元通人、鮑伯屏見之十分憤慨，深感如今官兒無不怕洋人。

至上海，于附滕找到同窗好友惲翩墀等四人，他們每日一起談時文八股，迂腐不堪。時有新黨向符商等三人在張園召開演說會，于附滕及元通人等聞訊而至。向符商演說國民精神，主張廢專制政體，改立憲共和，走日本之路，事事講求西法。孟伯星講宗教問題，反對佛教，提倡信奉耶穌。岳時奭講自由結婚，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主張性解放。他不以其妻背了新學自由招牌，專行引誘男人之事為恥，反以為榮，大肆宣楊。于附滕演說科舉不可廢。當聽者取笑他可配享王安石時，他卻不知王安石為誰人。舊黨固陋，新黨放縱，通人感慨萬分，為之痛下八字評語： “舊黨可憐，新黨可恨”。通人批駁了向符商等三人，斥責岳時奭的性解放論為亂倫失德，同時揭露了圣人的奸惡、虛偽。白符商、于附滕等被駁得啞口無言，心悅誠服，自此拜倒在通人門下，朝夕請教。三位新黨自知山中竹筍，腹中甚空，從此認真讀書，不再賣弄新名詞。舊黨于附滕也一改舊習，認真攻讀有用之書，再不賣弄八股文了。

名醫包霍然與通人一路同行來到上海，通人頗佩服他的醫術醫法，借資讓其在上海行醫，并讓他學庸醫包南穉——購置名醫匾額，置轎登廣告，果然生意興隆，成了官醫。

永嘉知縣連艾銘，為官清廉，為審理沃冠寅案被撤任，又因卸任時農民的錢糧欠項未收被問罪，發配上海，交上海縣過堂發落。臨行，滿城罷市送至船上。數十名百姓賣谷當衣，集資一千元，并做了公稟送交撫臺，還連夜追至上海。他們歷數連知縣的好處，通人倍受感動，竭力設法為連老爺開復。上海知縣亦為至誠所動，感嘆“天下都是好百姓，那種為匪為盜，都是官吏逼出來的。”遂行“仁政”，告示 “積欠錢糧，一概豁免”，糧差“如到鄉下需索分文，一糙板子打死”。經多方交涉，連老爺官復原職，連任六年，頗得民心，升為溫州府。

俠女史蝙蝠，父親為湖北命官，被制軍陷害新故，母親殉節。為報父仇，她練就一身武藝，張韜又以神彈授之。她忍辱負重，扶柩回鄉。途經上海，川資用盡，無奈擇婿。通人見其節烈，為之撮合，與鮑伯屏結為夫妻。鮑伯屏伴蝙蝠回杭州料理葬務，并讀書練武，后雙雙至湖北報仇伸冤。史蝙蝠臥薪嘗膽，堅忍三年，以神彈擊中制軍至親八口，并手刃之，使制軍亦飽嘗喪親之苦。

經包醫生舉薦，通人入鐵路總辦幕府，隨成大人到金陵、蘇州、杭州等地稽查案件，深得總辦器重、屢次保舉，選到實缺漢陽府。通人雖不想做官，但要借赴任所之名找尋鮑伯屏。上任途中，與湖北制軍及升任湖北荊宜道的左坦彝及其家人沃冠寅同船。制軍兩請通人，又親自拜訪，通人抨擊如今為官者，借“新政”為名，以飽私囊。至漢口，通人避居于鮑伯屏家，不愿到任。左坦彝則極盡諂媚巴結之能事，給制軍遞了門生貼并一張一千兩的銀票，跪倒在制軍足下，拜制軍為師。

左坦彝到任，沃冠寅弄權，他們借辦新式學堂為名，責成各縣攤派地丁捐，從中漁利數萬。恩施縣祝耿為此上稟，反遭撤任，遂激起公憤。官激民變，旬日間聚眾五六千，各處學堂響應，盡去投效仇官大王。上諭制軍速剿，制軍派宜昌總兵單陶平亂。單陶行不離煙槍，不戰而逃。制軍又札飭左坦彝召募團勇鎮壓。何亢宗回川三年，適逢召募，亦來投效。因武藝超群，被選為百長先鋒。通人告誡何亢宗，左坦彝居心險詐，勸其激流勇退。荊州知府將總兵印信交與顧守備，囑其與何百總和衷共濟。何亢宗進兵江陵，與仇官大王及主將紀都交鋒，雄風大展，連獲大捷。仇宮大王被擒，紀都潛逃。左坦彝捏名冒功，欲害亢宗。荊州知府杜禮銘幫他逃離軍營，避禍于鮑伯屏家。紀都聞訊、重舉義旗，自稱“維新鼻祖”，欲與仇官大王報仇。義軍直逼左坦彝大營，左、沃逃至荊州，百姓慘遭劫擄奸淫。左裝病，請杜知府權理軍務。知府聲言送其回省，暗傳親兵望江陵、公安匪巢進發。船至公安，左、沃為百姓及維新鼻祖所獲，遭眾人唾罵抽打而死。杜知府申詳制軍藩臺，保舉何亢宗為都司，同時致電亢宗，勸其為國效力。鮑伯屏、元通人也隨軍相助。鮑伯屏追隨通人日久，又受蝙蝠陶冶傳授，武藝學問均大有長進，首次交戰，大顯身手，亢宗為其請功。何亢宗復出，紀都勸其投降，不成，遂用埋伏之計。何亢宗恃勇進柱口，被困糧絕。元通人獻破敵之計，拿下柱口。紀都主將孟飛投降官兵。川口神彈子張韜舞棍揮殺，與何亢宗合力將維新鼻祖紀都鎮壓。

《一字不識之新黨》是晚清的一部社會小說，其內容瑕瑜互見。序言稱這部小說“大聲疾呼，抉千年之秘，破萬世之惑，以發聾振瞆”，并認為這是作者的創作宗旨。其實這是一部既感憤于清末社會的黑暗，官場的窳敗，又對當時維新派的 “立憲運動”表示強烈不滿的作品。作者在抨擊清朝政府腐朽政治的同時，又對各級官僚借“新政”為名聚斂錢財的無恥行徑，對“舊黨”的固陋、“新黨”的放縱予以無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諷。作者提倡“真維新”，但又反對革命。所以最后讓元通人協助何亢宗鎮壓“維新鼻祖”紀都率領的義軍。總之，這部作品也是屬于晚清“揭發伏藏，顯其弊惡”的譴責小說一類。

元通人是小說的主要人物，在他身上寄托了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在《弁言》 中說： “一字不識，豈得謂之通人?通者，通其理想也。”元通人雖 “一字不識”，卻是一個“真新黨理想家”。他一再聲稱“真新要在理想，不在乎外面服色剪發辮等事。凡事理逃不去者，乃是真新”。“那些皮毛裝束，不必強求，無所謂新，無所謂舊，只要在理，就是新”。他鄙視舊黨，成天迷于八股，不知天高地厚，知識淺陋。他也憎恨新黨，認為新黨中沒有一個“通品”，盡做表面工夫，說幾句新名詞，剪發辮、著洋裝，學得一點皮毛，便目空一切，無大不大。他的結論是： “舊黨可憐，新黨可恨”。對打著“新黨”招牌的假冒者更是深惡痛絕。他的思想，在九至十一回批駁向符商等人時闡述得很清楚。他說“圣”字并非好字眼，凡事好到極處，壞到極處都叫“圣”，古代“圣人”之中，有的就是大惡大奸壞到極處的“偽君子”，就連孔子也是個假道學，著書立說，欺世盜名。他說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用來愚民的，舊黨泥古不化極為可笑。他反對迷信，認為佛教、基督教、因果報應說都是愚人、騙人的。果報之說“原是騙愚夫愚婦”，感應篇、陰騭文等勸善書都是惡人造出來的。天下不平之事客觀存在，“做官不黑心不能發財”，惡人黑心發財，恐別人黑心他的，故作善書勸人為善。他甚至說“倘無事不存忠厚，自己吃苦一世，子孫個個忠厚，必至乞丐而后已。忠厚傳家，理無久享，刻薄寡情，天必賜汝以福。”“富戶原是沒良心，但是沒有良心，才算得人，有了良心，就變畜生，自己吃苦了。”這些驚世駭俗的看法，諷刺意味何其深刻。本書作者自署“真小人”，意在攻擊當時封建官僚是“偽君子”，元通人這個形象正是作者思想的體現。在政治方面，他主張專制共和，相輔而行，以共和淘汰濫官，以專制約束刁民。“宜用共和，宜用專制，隨地設施，總須各講公理，人人曉得自治”。他指責新學之利未興，弊端到處都是，學堂里無好人，學生愛鬧事。

縱觀全書，通人的思想是矛盾的，復雜的。既貶斥舊黨，又對新黨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滿，還反對革命，最后協助何亢宗鎮壓起義軍。在他看來政府不好，維新黨不好， 革命黨也不好。 因此他要 “埋名隱姓， 托言一字不識， 山農夫”，借此玩世。

這部書藝術上的成功之處是顯而易見的。書名 “新黨”前冠以 “一字不識”，以示與當時維新黨人的區別。作者的良苦用心是要以 “一字不識”而又“無樣不曉，無事不達”的通人來調侃時人。成天“之乎者也”的八股先生，自命學識很高，然而并非真才實學，生在“物競世界”，還要大談科學，作八股時文，迂腐到了極處。學堂出身的新黨，雖多涉獵幾部新書，但只學習氣、皮毛，不務實際，高談闊論，放乎理法之外。不論舊黨、新黨，都不如通人，雖 “一字不識”，卻能引經據典，有真理想，使得新舊黨人均佩服得五體投地。更重要的是作者以 “一字不識”的通人，揭露、反襯清政府各級官吏的顢頇無能。通人所到之處，即使是科舉出身的各級官吏，也自嘆不如。如麗水知縣，雖科甲出身，卻百無一能，所以他盛贊通人“見識勝我十倍”，“要請通人常住署中，朝夕請教。”連鐵路總辦成大人都請他入幕府，參贊公事。可見地方大員和幕僚雜佐，無一能與“一字不識”之通人匹比，其諷刺意味之強烈也就可想而知了。通人果真一字不識嗎?且看成總辦的一段話：“我曉得你必定文可經邦，武可定國的一個大豪杰，固不遇時，受了委屈，埋名隱姓，托言一字不識，山僻農夫，借此可以玩世”。由此可見“一字不識”只是假托，通人看透了晚清政府為官為吏的作為，清政府的不可圖治，作者有意用 “一字不識”的元通人來鞭撻晚清政治的黑暗腐朽，統治者的昏聵無能。在辛辣的嘲諷中對晚清統治者表示絕望。

作品對清朝政府黑暗內幕和各級官僚借“新政”為名聚斂錢財卑劣行為的揭露是十分深刻的。第二十五回，寫元通人去湖北“上任”途中，制軍登艙拜訪，詰問通人“一字不識，如何可以做官?”通人反詰道： “難道做官要識字嗎?我想做官只要曉得吃洋屁，拿錢來，遇有大權在手，就施革命手段，不管誤盡蒼生，遇有國幣可支，借著新政為名，虧空以飽私囊，這不是可以做官嗎?”這段話一針見血地把當時清政府實行所謂 “新政” 的內幕和官場的黑暗淋漓盡至地暴露在讀者面前。戊戌變法以后，清政府迫于形勢，也實行所謂“新政”如廢除科舉，創辦新式學堂，興辦實業，還頒布 “立憲詔書”等等。作者借 “一字不識之新黨”之口，指出所謂“新政”實際上是投靠洋人，出賣主權，借洋債，以行“新政”為名，中飽私囊，結果是“誤盡蒼生”。如湖北荊宜道的左坦彝和家人沃冠寅就以借創辦學校為名，攤派地丁捐，從中漁利數萬。他們還借訓練民團之機，支取庫銀，克扣軍餉，并密謀捏名冒功，坑害忠良。象左坦彝這樣的貪官又何止一個，第二十四回描寫成總辦和通人在杭州的所見、所聞、所遇，更把這批貪官污吏的不擇手段，卑鄙無恥的惡劣行徑暴露無遺。元通人隨欽派成總辦到杭州查辦案件，成總辦微服私訪，到茶館，只聽里面幾個讀書人在高談闊論：



……一個說道：“報上現在欽派成總辦稽查案件，銅元分局總要發作”。又一個說“浙省劣紳林大爻，侵吞善舉公款，幸未告發，均在不赦之列。……藩臺是個常熟人，老而貪，看見趁錢太好，再造一個銅元分局，名為鑄片，其實是個私局。現在兩局，每日要出六萬塊洋錢銅元，每日趁錢要三萬六千，弄得錢幣濫極，物價騰貴。撫藩兩缺，一年要多一千幾百萬，還說這樣沒款，那樣沒款。裁書院，提秤余，總總飽私囊，不肯辦公事。如其將此款奏明，各省湊攏，二三年里，可以賠償洋款，豈但辦學堂這點小費。總之現在的官，可殺可剮!”又一個說道：“我們這個林大爻，本非人類，全部《儒林外史》都做得出來的。在廣東學差任上，……自己閱卷做些手腳，弄了五六十萬，回來裝窮，各樣善舉拉了去管，還要做書院山長，專賣人情。除卻銅錢，只信扶乩……”。成總辦也素聞林大爻是個卑鄙齷齪不堪的，果然話不虛傳。



到了第二天，成總辦和元通人突然拜訪浙江撫臺、藩臺等官紳，當場發現濫鑄錢幣、收受賄賂、得贓買缺的劣跡，使這些貪官措手不及，驚恐不安，極力掩飾。兩人回到住處，這些貪官即送來巨款“孝敬”，企圖打通關節，免遭查辦。小說接著寫林大爻來拜會的情形：



……門房又來報，本城紳士林大人拜會，成大人叫管家去擋駕，少傾轉來說：“一定要見的。”成大人一想：“我行客未曾拜會坐客，他聞信就來，這個人人品可想而知。”就戴了大帽出去見他。那林大爻磕下頭去，半響不起來，定要成大人先立起，那個足恭的樣子，描也描不來，未說先笑道： “昨日扶乩，乩仙告我，大人今天要來了。” 成大人同他板談了兩句，又恭維他在廣東學差任上的話。成大人無心恭維了兩句，他心上一跳，說道：“兄弟是天下第一個窮民。”成大人笑說道：“兄弟并不查人的私款，老兄不必著急。”林大爻道：“一事要求求大人，兄弟實在窮得緊，飯都沒得吃，天天吃粥，望大人栽培栽培，這個學海堂山長，不可叫中丞另委人，還有這些善堂事宜，仍舊叫兄弟管管，如此兄弟還有一口粥吃。”說罷，又跪下去。……次日，成大人又到銅元分局去轉了一次，問了兩句每日可出多少?跟去的家人又去恐嚇兩句。那個家人……又道：“聽得藩臺賣缺情形，一個魏沾瑩化了八千銀子，走的姨太太路; 一個蒯占梅化了七千，走的少奶奶路。畢竟蒯占梅謀得快，他又在撫臺貼身家人處送了二千，居然掛牌仁和首縣。”……成大人看了太不象樣，只得叫文案擬了奏折稿要登白筒。到了下午，果然又是三十萬送了進來，成大人將兩款撥些鐵路工程。



在結構上，作者選取 “一字不識之新黨”元通人作為小說的主要人物，并把他安排在旅途上，讓他貫穿作品的始終，這不僅使作品包容量大，而且可以按其需要選取材料，安排情節，讓其為情節發展穿針引線，起到串聯各色人物，各種事件的作用，使各個側面互相補充來反映社會的眾生相。在晚清的譴責小說中，人物往往與事情俱起俱訖，而《一字不識之新黨》卻不同，貫穿作品始終的人物有六七個，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張韜、何亢宗在小說一開始就亮了相，最后成為平定義軍的重要人物。鮑伯屏即是敢于 “抱不平”之意，自始至終隨元通人活動。左坦彝、沃冠寅是作品主要的反面人物，整個作品的情節圍繞他們的活動逐步展開。同時書中的人物往往一正一反，正反頡頑，形成鮮明的對比。如科甲出身的鐘知縣，面對案件，束手無策，而一字不識的元通人卻引經據典，為其指點。通人的博學干練更反襯出知縣的昏庸無能，科舉取士的弊端由此可見一斑。同是見制軍，通人是兩請而不往，制軍親往拜見，還被通人嘲諷了一番。而左坦彝則不請自往，并袖藏門生帖和銀票，跪著稱呼制軍為老師。前者剛正不阿，不事權貴，無心仕途; 后者趨炎附勢、奴顏卑膝，熱衷功名，兩者對比何等鮮明。又如清官連艾銘，不畏洋人，秉公辦案遭撤任;貪官左坦彝，害怕洋人，袒護教民，加罪無辜，狂叫 “本縣的前程，都在你的屁股上”，不惜踩著別人尸體往上爬的酷吏反受榮升。一清一貪，前途命運完全兩樣。這樣的對比，對晚清政治上的黑暗，官場的腐敗就揭露得更加深刻，批判更為有力，作者的愛憎也更加鮮明地表現出來了。還有名醫跟庸醫的對比，總兵單陶與百長何亢宗的對比，新黨、舊黨的對比，無一不體現了 “一時并寫兩面，使之相形” 的寫法，使形象更加生動，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