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注釋〕　太上：指最好的世代君主。下：民眾、百姓。之：代詞，代人君、統治者。以下三個“之”均作同解。 其次：等而下之。 焉：于是。 貴言：不輕易說話；可引申為君主、統治者說話慎重、而不輕易發號施令。 遂：成。 我：老百姓自稱。

〔鑒賞〕　本章老子闡述他的社會政治觀。老子將世代君主——統治者按等級排列為四等，指出最下等的統治者失信于民眾，所以民眾不信任順從他；老子強調的最上等的統治者為：盡管有功于廣大民眾，但不需要民眾一天到晚頌揚他；政府只是一種服務民眾的工具，民眾絲毫感覺不到權力機構對他的影響、逼迫。

具體而言，老子在本章中將社會統治好壞分為四等，如按時間過程排列就會出現如唐陸希聲解釋的那樣：“太古有德之君，無為無跡，故下民知有之而已；德既下衰，仁義為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及仁義不足以治其治，則以刑法為政，故下畏之；及刑法不足以服其意，則以權譎為事，故下侮之。此皆由誠信遞降，故漸有不信。”(《道德真經傳》)

但這種等而下之的社會統治不僅僅表現在時間發展過程中，它還有可能同時并存在生于衰世的老子(或莊子)這個空間世界里——春秋戰國時期。

在這里，不管老子的社會政治觀就時間過程來說，還是就空間范圍來講，老子所要表達的是一個與他的“道”體一致的社會政治觀，即“在上者行不言之教，而及其成功，百姓各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則親譽、畏侮之心不生于世矣”(陸希聲《道德真經傳》)。然而，老子所看到的、所聽到的卻是相反的，所以特寫下本章內容。

按老子看來，“以權譎為事”，必不講信用，于是民眾也必不相信他。對此莊子接老子之余緒具體說道：“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不但導致“俗惑于辯”，而且還使“天下每每大亂”(《莊子·胠篋》)。這樣的社會統治，被老莊認為是最次等的。

比“以權譎為事”稍好些的是“以刑法為政”；它是“仁義不足以治”的產物，但老子認為這種為政統治手段只能使民眾畏懼，同樣是次等的。莊子則更具體地闡發這一思想，認為刑法殺伐規范嚴峻就如同對馬燒剔刻雒一樣，導致結果是“殊死者相枕，桁楊者相推，刑戮者相望”(《莊子·在宥》)。這樣的社會怎不使人畏懼？而且“刑自此立，后世之亂自此始矣”(《莊子·天地》)。

比“以刑法為政”稍好些的是“仁義為治”；但這種“仁義為治”是“德既下衰”的產物，所以比起“太上”來說還是次一等的。人們盡管對它親之、頌之、揚之，感恩戴德，但這恰恰說明它的虛偽性(也表現出人格上的不平等)。所以，相傳老子對孔子、士成綺等人的開導，都是要他們退仁義、廢禮樂(見《莊子·天道》)，認為“仁義，先王之蘧廬也，只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見《莊子·天運》)。而莊子也極力貶斥“仁義為治”，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義”，這豈不是“以仁義易其性”(《莊子·駢拇》)？

于是，剩下來的就是最好的“太上”之治了，據《莊子》轉引老子的話(也可能是莊子自己的意思)說：“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于無有者也。”(《莊子·應帝王》)莊子進一步解釋說：“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莊子·天地》)，“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莊子·在宥》)，“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跡，事而無傳”(《莊子·天地》)。所以河上公認定本章是“淳風章”，也被老子自己總結為“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