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邊的老人

[美國]海明威

一個戴鋼絲邊眼鏡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盡是塵土。河上搭著一座浮橋，大車、卡車、男人、女人和孩子們在擁過橋去。騾車從橋邊蹣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幫著推動輪輻。卡車嘎嘎地駛上斜坡就開遠了，把一切拋在后面，而農夫們還在齊到腳踝的塵土中躑躅著。但那個老人卻坐在那里，一動也不動。他太累，走不動了。

我的任務是過橋去偵察對岸的橋頭堡，查明敵人究竟推進到了什么地點。完成任務后，我又從橋上回到原處。這時車輛已經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個老人還在原處。

“你從哪兒來？”我問他。“從圣卡洛斯來。”他說著，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鄉，提到它，老人便高興起來，微笑了。

“那時我在看管動物。”他對我解釋。

“噢。”我說，并沒有完全聽懂。

“唔，”他又說，“我知道，我待在那兒照料動物。我是最后一個離開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著他滿是灰塵的黑衣服、盡是塵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鋼絲邊眼鏡，問道：“什么動物？”

“各種各樣，”他搖著頭說，“唉，只得把它們撇下了。”

我凝視著浮橋，眺望充滿非洲色彩的埃布羅河三角洲地區，尋思究竟要過多久才能看到敵人，同時一直傾聽著，期待第一陣響聲，它將是一個信號，表示那神秘莫測的遭遇戰即將爆發，而老人始終坐在那里。

“什么動物？”我又問道。

“一共三種，”他說，“兩只山羊，一只貓，還有四對鴿子。”

“你只得撇下它們了？”我問。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個上尉叫我走，他說炮火不饒人哪。”

“你沒家？”我問，邊注視著浮橋的另一頭，那兒最后幾輛大車正匆忙地駛下河邊的斜坡。

“沒家，”老人說，“只有剛才講過的那些動物。貓，當然不要緊。貓會照顧自己的，可是，另外幾只東西怎么辦呢？我簡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態度怎樣？”我問。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說，“我76歲了。我已經走了12公里，再也走不動了。”

“這兒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說，“如果你勉強還走得動，那邊通向托爾托薩的岔路上有卡車。”

“我要待一會，然后再走，”他說，“卡車往哪兒開？”

“巴塞羅那。”我告訴他。

“那邊我沒有熟人，”他說，“不過我還是非常感謝你。”

他疲憊不堪地茫然瞅著我，過了一會又開口，為了要別人分擔他的憂慮，“貓是不要緊的，我拿得穩。不用為它擔心。可是，另外幾只呢，你說它們會怎么樣？”

“噢，它們大概挨得過的。”

“你這樣想嗎？”

“當然。”我邊說邊注視著遠處的河岸，那里已經看不見大車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們怎么辦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為要開炮了。”

“鴿籠沒鎖上吧？”我問。

“沒有。”

“那它們會飛出去的。”

“嗯，當然會飛。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罷。”他說。

“要是你歇夠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來，走走看。”

“謝謝你，”他說著撐起來，搖晃了幾步，向后一仰，終于又在路旁的塵土中坐了下去。

“那時我在照看動物，”他木然地說，可不再是對著我講了，“我只是在照看動物。”

對他毫無辦法。那天是復活節的禮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羅挺進。可是天色陰沉，烏云密布，法西斯飛機沒能起飛。這一點，再加上貓會照顧自己，或許就是這位老人僅有的幸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