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自卑情結探源

日本學者富長覺夢在談到郁達夫時說：“郁達夫性格怯懦，在什么事上都有強烈的自卑感。”鐘敬文先生也曾回憶道：“當年郁達夫常說自己是個‘自卑狂’。”而郁達夫的老朋友郭沫若則認為：“郁達夫自謙的心理發展到自我作踐的地步。”這些確實是概括了郁達夫性格的主要特征。對于郁達夫來說，自卑已不僅僅是一種心理表現，而是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結，它甚至影響了郁達夫的一生。在郁達夫的心靈深處，這種自卑意識是根深蒂固而難以排解的。無論是從他的作品、社會活動或是個人家庭生活中我們都可以窺見這一情結。

文學作品是作家思想情感和審美追求的具體體現，不可避免地會打上作者個人生活經歷的種種印記，主張文學作品是作家自敘傳的郁達夫的創作，主觀色彩尤為強烈。縱觀他的作品，盡管其內容、題材、手法多種多樣，而內在的情愫和形象卻是一貫的。這些藝術形象非常明顯地折射出了郁達夫自己的性格、審美情趣和價值取向。構成郁達夫小說框架的人物有三大系列：一是以自我為主的“零余者”；二是被污辱與被損害的女性（有時這個形象是自我的象征）；三是帶濃郁主體色彩的景物。從第一個小說集《沉淪》開始，郁達夫就形成了一種表現自我的創作風格。他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年齡、經歷、思想可以不同，但他們卻又都有相同或相似的性格特征、心理因素和情感方式，這眾多的人物構成了一個有獨特個性的典型。這是什么樣的典型呢？他們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里被污辱與被損害的弱者的形象。郁達夫總是把他們放在十分卑下的地位。這些人物一露面，就顯得軟弱、多情，不甘沉淪，拼命掙扎，他們毫不隱瞞自己對金錢、愛情、榮譽的渴望與追求，而又每每幻滅，于是，只能在病中呻吟和自殺。用心頭多恨、袋中無錢、于事無補、自卑頹唐來概括這類形象是再貼切不過了，總之，屬于意志薄弱的所謂“不幸的青年”或用郁達夫自己的話稱作“零余者”。郁達夫用他那特有的敏感氣質和清新細膩的筆調，描寫了他們個人的悲苦和在舊社會所受的歧視，表現了他們孤獨的處境，特別揭示了他們靈魂受到創傷以后被扭曲的心理狀態，甚至是性苦悶和變態心理，以其露骨的坦率和大膽的自我暴露震動了無數青年的心。《沉淪》里的“他”，《茫茫夜》、《秋柳》中的“于質夫”，《南遷》里的“伊人”，《煙影》、《東梓關》中的“文樸”以及更多的小說、散文、游記、日記、書信中的“我”，都是這種“零余者”，他們與郁達夫的經歷、言談舉止、行為風度，甚至外貌特征和所穿的衣服都極其相似。為達到震撼人心的藝術效果，郁達夫甚至告訴讀者這些人物就是他個人的真實寫照。

除了自我形象，郁達夫作品中還塑造了許多女性形象。這大致有兩類：一類為被污辱與被損害的弱女子，如《迷羊》中的月英，《她是一個弱女子》中的鄭秀岳，以及許多篇中都出現過的妓女群像。作者對這類女性充滿了同情，而有時這些女性簡直就是作者自憐自卑心理的真實流露。另一類是一些類似于圣女的純貞女性，如《春風沉醉的晚上》中純潔高尚的女工陳二妹，《遲桂花》中冰清玉潔的蓮妹，《風鈴》中那個為躲避狂風驟雨而到于質夫房中過夜的天真無邪的日本少女，等等。這些都是作者理想中的女神，而在這些作品中與之相對應的男主人公則多是卑瑣的、下賤的，甚至是丑惡的。

景物描寫是郁達夫作品的三大形象之一，這些景物或秀麗或蕭瑟，或恬淡或孤寂，都帶上了作者強烈的主體色彩。郁達夫的景物描寫絕不是為寫景而寫景，目的是為了表達他內心的情緒，無論是小說、散文，還是詩歌、游記，甚至日記，其中的景物描寫都帶上了他一貫憂郁感傷的格調，表現了他的個性氣質和審美情趣。

除作品外，郁達夫的自卑情結在其社會活動及個人生活中也程度不同地表現了出來。郁達夫的性格極其復雜，獨特而難以把握，在他身上存在著許多相互矛盾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心理特征。他氣質中有激昂、敏感的特征，也有憂郁、孤僻、羞怯的表現，性格時而堅強，時而脆弱，情感容易興奮，也容易消沉。在他的內心深處，自尊與自卑幾乎同樣強烈，他一生的榮辱成敗、悲歡離合，都與這獨特的性格有關。這種個性氣質與心理特征，使得他的作品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獨樹一幟，他之后和之前都少有人企及且又毀譽紛然，也是這氣質和心理特征，導致他一生坎坷，受盡了磨難和摧殘。

從總體上看，郁達夫是一個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的正直文人。他生性剛正，憤世嫉俗，有強烈的憂國憂民的意識和叛逆精神。早在1917年6月3日，在日本留學的郁達夫曾在日記中激昂地寫道：“余已不能愛人，余已不能好色，貨與名更無論矣，然余有一大愛焉，曰愛國。余因愛我國，故至今日而猶不得死；余因愛我國，故甘受嘲而不之厭；余因愛我國，故甘為親戚兄弟怨而不之顧。國即余命也，國亡則余命亦絕矣！欲保命，不可不先保國。”這是一個身在異國他鄉的熱血青年的慷慨之詞，表達了郁達夫一貫的愛國主義思想，他早期的許多創作都表現了這樣的愛國情緒，鼓舞了無數青年的心。然而他性格的許多方面，甚至在社會活動中的一些表現又是矛盾的，讓人難以言說的。以下事例便可以說明郁達夫性格的復雜性：

在五四文學革命中，郁達夫發起組織了新文學最早的社團之一——創造社，并為之付出了很大心血。眾所周知，創造社開始標榜“為藝術而藝術”，但大革命爆發后，他們中大多數卻又立刻投身其中，并否定了自己開初的文學主張。此時的郁達夫顯得較冷靜，1926年3月，郁達夫到了廣州，他原是懷著美好的革命理想到大革命的中心的，但親眼看到了革命政府內新軍閥、新官僚的種種丑行，又通過一系列事件，他感受到了政治氣候正在迅速轉變。于是在1927年1月發表了《廣州事情》和《在方向轉換的途中》兩篇政論文，遭到了郭沫若、成仿吾等同仁的指責，認為他的文章“傾向太壞”，不該在軍閥統治下的上海寫攻擊大革命中心的文章，而且這些文章已連累了創造社。公平地說，郭沫若們對郁達夫的指責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天真耿直的郁達夫卻毫不猶豫地登報宣布脫離創造社。這樣，一方面是人們對他的責怪和非難，另一方面是反動當局派特務對他的跟蹤和騷擾，使得他的處境非常尷尬。

郁達夫雖然在多數時候有較高的政治熱情，但他又時常申明自己是遠離政治、痛恨權貴的。當時的文人們都記得郁達夫的一句名言：“我不是一個戰士，我只是一個作家。”（他曾對史沫特萊、徐志摩等人都說過這句話）這句話引起了左聯許多人的不滿。據夏衍在1962年回憶：當時左聯就有人不同意郁達夫作為左聯發起人，是魯迅堅持才同意的，之后左聯內部仍有人指責他消極頹廢，最后發展到左聯開會通過決議將他除名，這顯然是當時左聯的“左傾”關門主義傾向所致。然而，就在革命文藝陣營排斥他時，當時的反動政府也和他過不去，據說郁達夫從日本回國后，暨南大學欲聘他做教授，但為當時的教育部部長（北洋軍閥）王士杰所批駁，認為達夫生活浪漫，不足為人師。郁達夫是當時知名的大作家，卻時常失業，生活窘迫，沒有一個大學敢冒風險聘他去教書。郁達夫一向痛恨官場，認為那是個污濁之地，并常在文章中罵做官的人“尸位素餐，只拿干薪，不替老百姓做事”，卻在1936年到福建省政府去當了參議，致使許多人不諒解他。1933年4月郁達夫舉家遷移杭州，花大精力建起了風雨茅廬。一向憤世嫉俗、憂國憂民的他此時過起了名士生活，每天飲酒賦詩、游山玩水，寫了不少優美的散文游記，甚至在杭州官方的報紙副刊上寫自己悠閑的生活：今日赴廳長的宴會，明日坐市長的汽車，當時的郁達夫被一群附庸風雅的官僚們包圍起來，當做一位名士捧來捧去，使得一向厭惡官場的郁達夫一時飄飄然忘乎所以了。當時的許多進步文人很為郁達夫這一段生活而扼腕。

抗戰以后，郁達夫到了南洋，改名換姓，辦了一家酒廠和肥皂廠，以不問政治的華僑富商自居，而實際上他又念念不忘自己肩上的責任，積極領導了南洋的抗日文化運動，直至最后被殺害。以上事例都說明郁達夫的行動與他自己的表白有時是十分矛盾的。

在對待女性的態度上，郁達夫的觀念也極其獨特，一向自卑感較強。在他的精神王國里，有一種唯女性高貴的自慚形穢的意識，這無論是他童年時對鄰家女孩蓮仙的暗戀，20歲時對日本少女后藤隆子的鐘情，還是在中年時對杭州美女王映霞的熱烈追求，到南洋后對漂亮少婦李筱英的情感，都可以窺見他在女人面前是異常自卑的。1920年在日本留學的郁達夫回國與孫荃完婚（屬父母包辦的婚姻，在郁達夫三歲時已訂下），婚后兩人感情尚篤，曾互有贈詩。1927年，他在上海認識了王映霞，一見傾心，隨即熱烈追求。為了得到王映霞的愛，郁達夫完全把自己放在了奴仆的地位，幾乎是一種奴性的愛。他每天給王映霞寫信，有時是2～3封，其內容多是乞求對方能賜予自己愛。3月11日的信中說：“映霞，你竟能這樣的狠心，把這一回的事情，當做一場惡夢，想丟了我而遠去嗎？你竟能夠毫不動心地看一個男子死在你面前么，我想你是絕不能夠的，我此刻對你的心思，若有半點不誠，請你把我寫給你的信，全部公開出來，使社會上的人大家來攻擊我。”在郁達夫的強大攻勢下，王映霞終于愛上了這位浪漫文人，兩人結合并在一起生活了12年，后來因為種種原因，他們的婚姻出現變故。這時，郁達夫對他曾經十分珍愛的女人所采取的報復手段又是那樣殘忍而不近情理，他先是于1938年7月5日在武漢的《大公報》上登載了一則尋人啟事，稱王映霞攜家中細軟、現金與某君私逃；后又于1939年3月在香港《大風》旬刊上發表了《毀家詩紀》19首，把他們夫妻的矛盾沖突公諸于世，用最惡毒的語言公開宣揚家丑，稱王映霞為“下堂妾”，完全把自己放在了一個弱者的地位進行報復，使許多人無法理解。同樣，郁達夫的這種求愛方式也發生在他與李筱英的情感糾葛中。與王映霞分手后，郁達夫在南洋認識了26歲的離婚少婦李筱英，李仰慕郁達夫的才華，主動向他示愛，后來兩人同居，雖未結婚，但郁達夫對這個比自己幾乎小一半年齡的美麗少婦“忠順與卑屈，已到了奴隸的程度”，使當時的許多朋友不解。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李筱英去了英國，兩人從此分手。1943年9月，年近半百的郁達夫與當地一個華僑的女兒何麗有結婚，這是一個沒文化，也不漂亮，忠厚老實，郁達夫常戲稱她是傻瓜的女人，直至郁達夫失蹤她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究竟是個什么人，只有在這個女人面前，郁達夫才沒有自卑感。從以上的事例中我們不難看出矛盾、自卑這一性格特征幾乎貫穿了郁達夫的一生。

那么，作為現代首屈一指的大作家，郁達夫性格中為什么會有那么強烈的自卑意識呢？這種意識是怎樣形成的呢？讓我們來考察一下他的生長環境、生活經歷以及他所受的教育和當時的社會地位。

先看郁達夫的生活經歷及生長環境，心理學家認為：孩子在溺愛中長大會變得任性、自私，而如果在屈辱中長大，他將學會自卑，郁達夫的生活經歷就有這種特殊性。

郁達夫生在浙江富陽城一個書香世家，3歲喪父，家道由此中落，母親為一家的生活而奔波，無暇顧及他，兩個哥哥均在外地讀書，整天伴隨他的只有吃齋念經的老祖母，郁達夫的童年是在孤獨、貧窮和饑餓中度過的。從7歲開始，他就被送到私塾去讀書，受的是中國古典文學的教育，雖說家境貧寒，可母親對三個兒子的學業要求非常嚴格，使得郁家三兄弟日后都學有成就。在嚴母的管教下，郁達夫從小養成了讀書好學的習慣，而個性也部分地受到了壓抑。他自幼營養不良，體弱多病，孤獨憂郁，沉默寡言，這種性格特征伴隨著他的一生。1913年，郁達夫在日本期間，正是中國最黑暗、最屈辱的時代，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下降。他受盡了異民族的污辱和歧視，強烈地感受到了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屈辱和無奈，從內心升起一種沉重的自卑感。這種沉重的自卑感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對于一個正處在青春躁動期的青年來說，這種精神折磨是太殘酷了。郁達夫這樣描述他當時的心境：“人生從十八九到二十余，總是要經過一個浪漫的抒情時代的，我的這抒情時代，是在那荒淫慘酷、軍閥專制的島國里過的，眼看到故國的陸沉，身受到異鄉的屈辱，與夫所感所思，所經所歷的一切，剔括起來沒有一處不是失望，沒有一處不是憂傷。”長期壓抑的生活使得郁達夫本來就纖細的神經變得更敏感而富于神經質，從小就自卑的性格這時逐漸成為一種情結，再也無法解開并終生纏繞著他。

從7歲開始就進私塾讀書的郁達夫，在去日本之前所受的全都是中國古典文學的教育（這一點與五四時期的那一代文人大致一樣），對傳統文學造詣極深，國學功底很厚。在現代文人中，他的舊體詩堪稱一流，到日本留學以后又大量涉獵了西方文學，這樣，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對他的影響都較深，郁達夫稱得上是一個學貫中西的大作家。相比較而言，傳統文化給郁達夫打上的烙印更深，在他身上，舊式文人的特點，更確切地說是江南才子的氣質較濃，這雖有進步的一面，卻也有消極因素。傳統文人身上的愛國主義思想、平民意識、同情下層人民、遠離權貴，追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境界，在郁達夫的身上都有明顯的表現。同時，古代作品中憂郁感傷的氣氛，慨嘆天地無常、世事滄桑的情緒；舊式文人喜游山玩水，登高賦詩，消極避世；江南才子的飲酒作樂、放浪形骸、附庸風雅的生活情趣在郁達夫的身上也時有流露。郁達夫不僅在文化教養上舊文人的特點濃厚，似乎在外表風度上他也刻意追求，從許多照片和他同時代人的回憶中看，郁達夫人很清瘦，給人的印象弱不禁風。與五四新文學的許多作家相反，郁達夫很少穿西裝，喜歡中式打扮，大部分時間著長衫，穿中式布鞋，給人一個中國紳士的外部印象。郁達夫還酷愛煙酒，與他同時代的人大都談到過他的酒量和終生與酒為伴的生活。女作家謝冰瑩曾回憶說：在郁先生的房子里，“四周都是酒瓶子，說起酒來如數家珍地羅列一堆，他不喝酒時沉默寡言，喝了酒則有說不完的話”。他的妻子王映霞也在回憶錄中說到郁達夫常喝得酩酊大醉，倒在街上由人送回家。生活中的這種種表現，說明郁達夫是一個受傳統文化影響極深而詩人氣質又極濃的一個人，這氣質使他常常不能客觀全面地評價周圍的一切，且對許多問題缺乏冷靜的思考。本來郁達夫也許會成為一個名士派文人，他可能會像許多舊文人那樣雖不富裕卻能一生瀟灑，以詩詞而傳世。可時代風云的變幻，加之他到日本留學廣泛接觸了西方文化，使得他的性格和思想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郁達夫在接受西方文學時也和別人大相徑庭，在浩如煙海的西方文學中，他唯獨對那種具有浪漫氣息、抒情味濃、彌漫著淡淡感傷憂郁的作品情有獨鐘。屠格涅夫、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哈代、波德萊爾、佐藤春夫的作品與他的思想追求一拍即合。由于這些作品的浸潤，使得郁達夫性格中原有的壓抑和感傷找到了噴發口，也找到了發泄的方式，這對郁達夫創作風格的形成有很直接的作用。

眾所周知，在中國，真正意義上的文人一向沒有很高的地位，若不與仕途連在一起便多半窮困潦倒，而郁達夫的情況則更特殊，他當時雖是青年敬仰和追逐的大文學家，也是一些達官貴人為附庸風雅而簇擁的人，然而從他一成名，甚至整個20～40年代，他都是以頹廢浪漫派作家而出名。盡管名氣頗大，實際上卻沒有很高的地位，還多被誤解和非議，正如魯迅所說的“白者嫌其已赤，赤者嫌其太白”，公眾輿論也把他推到了一個十分尷尬的位置上，與之相關的另一個事實是：當時的政府推崇從英美留學回來的知識分子，而留日學生在國內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待遇，有許多甚至找不到一個好工作。像許多留日回來的知識分子一樣，郁達夫大部分時間沒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生活并不寬裕，一生沒有混到一個教授名份，且還要奔波于各地去謀生和養家。可以說，無論從精神世界還是現實生活看，郁達夫的一生都是在動蕩和漂泊中度過的，真正是富于傳奇性而又不得志的一生。這樣的社會地位，這樣的坎坷經歷，如何能使他拔除自幼就已播下的這顆自卑的種子呢？

綜上，在考察了郁達夫的自卑情結及其形成原因以后，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么郁達夫的作品中有那么多哀怨、悲切、感傷、厭世的情緒，我們也才能對他在社會活動和個人生活中那許多不為常人理解和認可的行為表現作出較客觀冷靜的評價，而這些，正是我們真正讀懂郁達夫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