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創作風格與東西方浪漫派小說比較分析

現代作家、詩人郁達夫以他獨特的創作風格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獨樹一幟，這使得許多人為之著迷，也因此遭到了不少人的詆毀。任何一個作家的創作風格都不是單一的，尤其像郁達夫這樣復雜的作家更是如此。本文主要從小說入手探討郁達夫的創作風格及其形成原因。

強烈的抒情色彩、露骨的坦率和大膽的自我暴露、憂郁感傷的格調構成了郁達夫區別于他人獨特的創作風格。

郁達夫的作品，充滿了強烈的主觀抒情色彩，在他四十多篇小說中，大多有詩一樣的格調，無論是敘述的語言，還是人物的語言，主觀抒情性都很明顯。他的小說在揭示人物內心世界的過程中，往往伴隨著鮮明的感情評價，小說中大量的激憤、詛咒、痛恨，以及自怨自艾、自憐自嘆等情緒，往往是借助日記，或是人物大段的獨白來表現。在他的小說中人物獨白用得特別多。《沉淪》結尾處主人公那令人心碎的呼喊真能催人淚下，達到了一般敘述所無法達到的藝術效果。《春風沉醉的晚上》中的“我”在得到女主人公的理解以后的內心獨白也十分感人。郁達夫的不少作品創造了一種情景交融的境界，有的作品中對景物的描寫很像是一首抒情詩，而這種描寫又絕妙地表現出小說主人公的心理狀態及感情。《遲桂花》中以遲開的桂花香氣烘托人物遲暮的心情，達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郁達夫往往把主觀抒情放在首位，以情來打動人，為了這抒情的需要，為了制造一種特殊的氛圍，他并不在小說的故事情節上著力，人物性格的變化也不突出，甚至結構和散文相差無幾。

郁達夫作品的心理描寫也有自己獨特的方式，他刻意發掘主人公心靈深處最隱秘的思想意念，把這一切都毫不掩飾地袒露給讀者。郁達夫說過：“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他認為在藝術創作時沒有什么需要向讀者隱瞞的，不應該受到什么限制，即使他所傾訴的感情到了越軌的地步也沒有關系。于是，他把自己的喜怒哀樂、愛憎態度、榮辱感受，甚至內心深處一剎那的猥褻念頭、自私打算、性的苦悶也徹底地暴露在讀者面前，這種赤裸裸的自我暴露式的內心描寫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罕見的。從第一個小說集《沉淪》開始，郁達夫就形成了這種心理描寫的方式。《沉淪》主人公對民族歧視的報復心情、無可奈何、自暴自棄的念頭以及性苦悶的變態心理，都是靠這種方式表現出來的。就是在后期現實性較強的《春風沉醉的晚上》和《薄奠》中，作者也沒有放棄這種方式，這兩個作品雖表現了作者對勞動人民的同情，但主要還是抒發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內心感慨。可見，大膽的自我暴露在郁達夫小說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如郭沫若所說：“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于深藏在千百萬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切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狂怒了。為什么？就因為這樣露骨的真率，使他們感受著作假的困難。”創造社同仁鄭伯奇也說過：“他赤裸裸地將自己暴露出來。有時還要加一點‘偽惡者’的面目，他的大膽的描寫，在當時作者中，是一個驚異。”

在郁達夫研究中，憂郁、感傷、頹廢的格調始終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對郁達夫能否作出公正評價的關鍵也在這里。毋庸諱言，郁達夫小說中確實有憂郁、感傷、頹廢的描寫。不僅他作品中的人物的性格是憂郁的，就是他作品里敘述的語言、人物的語言乃至作品的結尾，也始終離不開這感傷基調。他的作品，如小說《銀灰色的死》、《茫茫夜》、《懷鄉病者》、《空虛》、《清冷的午后》、《在寒風里》，散文《零余者》、《感傷的行旅》、《燈蛾埋葬之夜》，自傳《悲劇的出生》、《水樣的春愁》、《孤獨者》等等，僅僅是題目本身就傳達出了一種憂郁的情緒，這是郁達夫風格的一個重要因素。對于這個因素，應該區別對待：單純地描寫感傷、頹廢的情緒，描寫性的苦悶自然是消極的，重要的是要聯系當時的時代來考察，要看作品中人物所表現出來的情感是否真實可信，更要看造成這種感傷的原因是什么。關于這一點，郁達夫本人有和一般人不同的見解，他認為：各國的頹廢派作品，都是對現實社會的厭棄和反抗。由此可見，郁達夫大多數作品中的悲觀厭世、感傷頹廢，正是他對黑暗社會反抗的表現，只不過這種反抗不那么直接，而是通過曲折隱晦的情節描寫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

作家風格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在郁達夫創作風格形成的諸原因中，有三方面最明顯，也最直接。一是生活經歷造就的個人氣質和性格；二是傳統文學的熏染；三是外國文學的影響。

郁達夫出生在一個書香世家，三歲時父親病故，母親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擔，無暇照顧他。郁達夫的童年是孤獨的，時常伴隨著他的只有老祖母那凄涼而單調的念經聲。童年生活對郁達夫性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郁達夫十七歲時，隨哥哥到了日本，從此，開始了長達十年的留學生活，這是郁達夫性格形成的重要時期。

郁達夫在日本期間，正是中國最黑暗、最屈辱的時期，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低落。郁達夫強烈地意識到作為一個弱國子民屈辱的社會地位，從內心升起一種嚴重的自卑感，這種沉重的自卑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對于一個正處在青年躁動期的青年來說，這是無法忍受的，聽聽郁達夫的訴說吧：“人生從十八九到二十余，總是要經過一個浪漫的抒情時代的，我的這抒情時代，是在那荒淫慘酷、軍閥專權的島國里度過的。眼看到故國的陸沉，身受到異鄉的屈辱，與夫所感所思，所經所歷的一切，剔括起來沒有一點不是失望，沒有一處不是憂傷。”長期壓抑的生活使得郁達夫本來就軟弱的性格變得更纖細，更富于神經質，甚至發展到自輕自賤的地步。他“身體太弱，似乎在二十幾歲的時候，便有了肺結核……他自謙的心理發展到自我作踐的地步，愛喝酒，愛吸香煙，生活沒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偽裝頹唐”。郁達夫在當時雖已是國內外有名的作家了，但失業卻也是常事。從日本回國后，“暨南大學打算聘達夫任教授，而為當時的教育部部長王世杰所批駁，認為達夫的生活浪漫，不足為人師”。郁達夫妻子王映霞的回憶文章里也可以看到：他是終身潦倒，一生不得志的。事實上，從郁達夫的作品里，完全可以看到他生活的道路以及性格發展的軌跡。他小說中的主人公往往就是作者自己的真實寫照，情節總是以他的經驗為基礎，主要題材總是他自己的精神狀態的發展過程，一切都從他的主觀角度描寫。代表作《沉淪》就是這樣的作品，小說真實地刻畫了一個在異國倍受歧視和迫害的弱國子民的復雜內心世界，塑造了一個“時代病患者”的典型，它飽含著郁達夫在日本留學時的經歷和感受。其他如《胃病》、《血淚》、《蔦蘿行》、《青煙》、《春風沉醉的晚上》等，都有作家自己的影子，即使是一些以第三人稱寫的小說如《南遷》、《茫茫夜》、《過去》等，雖然人物的名字不同，卻總也離不開讀者早已熟悉了的“一定的性格”。郁達夫的生活經歷和性格氣質對他創作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你很難分清他作品中的情節哪些是真有其事，哪些是藝術加工。

郁達夫雖然在日本生活了十年，但畢竟是生在中國一個傳統的書香世家，從七歲起，他就開始到學堂去讀書，一直到十七歲赴日本之前，所受的全都是中國古典文學的教育。郁達夫古典文學修養很高，能寫漂亮的舊體詩，他又是一個有濃厚詩人氣質的作家。郭沫若說：“他的舊體詩比他的新小說更好。”在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都受過良好的古典文學教育，他們大都精通古文，能吟詩作賦，所以在他們的創作中或多或少都帶上了傳統文學的印記。中國古典文學以詩歌為正宗，這種樣式就注定了它的主要表現方式是抒情。西方古典文論的核心是典型論，中國古代文論的重點是意境說。反映到創作上，我國傳統文學重表現而輕再現，這就使得中國抒情文學尤其發達，這種抒情的風采又主要蘊藏在詩歌和抒情散文中。至于說到小說，雖以故事性強、情節完整曲折而見長，但抒情描寫也依稀可見：六朝志人小說講究神韻，唐傳奇追求意境和文采，而明清小說在抒情方面有了進一步發展，一些作品已介乎于小說和散文之間了。《紅樓夢》的寫景抒情和情緒的渲染已達到了很高的層次，是中國古典小說的高峰，而晚清文學大師蘇曼殊的小說和現代抒情小說已十分相似了，他的《斷鴻零雁記》描寫自己的漂泊身世，有很大的自敘傳成分，感傷色彩十分濃郁。這些，不可避免地給郁達夫的創作帶來一些影響。郁達夫的大多數作品中都有一個鮮明的抒情主人公自我的形象，作品的主要手段和目的都是為了直接抒發表現這個主人公的情緒感受，《沉淪》、《蔦蘿行》、《過去》等篇都是這類主觀抒情的杰作。在郁達夫那里，抒情永遠是壓倒一切的中心，所以與其說郁達夫的小說寫出了人物的性格，毋寧說是傳達了人物的氣質更貼切。

除此之外，傳統文學的創作風格對郁達夫的創作也有一些影響，如《離騷》的悲憤情調，魏晉文學的感傷色彩，李商隱的深情纏綿，婉約派詞人的哀怨悲切等等，在郁達夫的作品中都留下了痕跡。

如果說中國傳統文學對郁達夫的影響是長期的、潛移默化的，那么，外國文學對他的影響則要直接和明顯一些。留日期間，郁達夫開始接觸世界各國的小說，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外國文學作品，認識了各種流派。郁達夫特別欣賞和喜愛那種具有浪漫氣息、抒情味濃、彌漫著濃濃憂郁情調、藝術性較高的作品。這樣，首先引起他注意的便是19世紀世界各國的浪漫主義文學。俄國的屠格涅夫是郁達夫最喜愛的作家之一，他自稱“在許許多多古今大小的外國作家里面，我覺得最可愛、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會生厭的，便是屠格涅夫。我開始讀小說，開始想寫小說，受的完全是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點憂郁，繞腮胡長得滿滿的北國巨人的影響”。郁達夫譯過屠格涅夫的論文，在各個時期的散文論文中也常常談起屠氏。捷克學者雅·普實克對郁達夫與屠格涅夫作過深入的比較研究，他認為：郁達夫的《過去》和屠格涅夫的《初戀》有諸多相似之處，都描寫了個性很強的婦女，兩位作者都喜愛描寫對愛情的渴望和夢想，甚至實際的肉欲經驗。從他的許多作品中確實也看到了屠格涅夫的影響。此外，德國大詩人歌德對郁達夫也有明顯的影響。《少年維特之煩惱》是一篇主觀色彩很濃的作品，這與郁達夫作品中那些不斷被感情所折磨的靈魂有諸多相同之處，《沉淪》的悲劇結局也容易使人聯想起維特之死。

除了以上兩位大作家以外，郁達夫所受外國作品的影響是多層次、多角度的。事實上，一些研究成果表明：對郁達夫創作產生較大影響的作家還可以列出一串名單，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施托姆、盧梭、華茲華斯、哈代、勞倫斯、波德萊爾、繆塞、佐藤春夫、田山花袋等等。

值得提出的是，在眾多外國作家作品中，日本文學對郁達夫創作有著直接影響，具體說就是日本的“私小說”。我們知道，郁達夫是在東洋接受西洋文學影響，在日本的十年他則直接接觸到了日本文學并受其影響。

20世紀初，日本文學界掀起一場自然主義文學運動，這場文學運動從日本作家田山花袋1907年發表著名的自我暴露小說《棉被》以后，進入全盛時期。它擁有大批作家及作品，除《棉被》以外，還有佐藤春夫的《田園的憂郁》、《被剪的花兒》、《太孤寂了》，葛西善藏的《吐血》、《弱者》，島崎藤村的《家》、《新生》等等。

在日本，“私小說”被尊為“純文學”的正宗，是不同于通俗文學的真正的文學。這種“私小說”的特點不同于一般傳記，它必須是小說，其內容須根據作者的親身經歷，所以顯得非常真切。藝術上，“私小說”有三個主要特征：一是大膽的自我暴露，哪怕是作家靈魂中的一些骯臟的東西，也要毫不掩飾地、赤裸裸地表現出來，如田山花袋的《棉被》就赤裸裸地描寫了作者對自己的女學生的一種變態的情欲。二是抒情的表現手法，如佐藤春夫的《田園的憂郁》中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抒情表現。三是不重完整的故事情節，結構上像散文，如被公認為日本“私小說”最佳作品之一的志賀直哉的《在城崎》幾乎是一篇散文，同樣，《田園的憂郁》也可以當做散文來讀。關于“私小說”，日本學者久米正雄解釋說：“我最近所說的‘自我小說’……并不是第一人稱小說的翻譯。倒是可以稱之為‘自敘小說’。總的一句話，就是作家把自己直截了當地暴露出來的小說……這么說就跟‘自傳’啦、‘告白’啦相同了，那又不然。這必須名副其實地是小說。”郁達夫自敘傳小說的依據也是從這里來的，他的《沉淪》取材和采用的手法都與“私小說”極其相似，具體說，《沉淪》直接受到佐藤春夫《田園的憂郁》的影響。郁達夫說過：“在日本現代的小說家中，我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他的作品中第一篇當然要推他的出世作《病了的薔薇》即《田園的憂郁》了……書中描寫主人公失戀的地方，真是無微不至，我每想學到他的地步，但是終于畫虎不成。”

《田園的憂郁》描寫一位詩人為逃避城市生活的喧鬧，帶著妻子以及兩匹愛犬、一只貓來到一個農村，以求得身心的安靜。一天，他偶然在園角雜草中發現了幾株薔薇，便用心培植，希望有一天能看到它開花，終于有一天他看見薔薇開了幾朵小花，不禁流下了淚。但是這種激情隨之變成了一種自嘲，他身邊的一切都使他煩躁不安，對一切都不滿，有時候他甚至想到死。在這種情緒下，有一天他看到薔薇花衰敗了，于是，他的耳邊響起了一種聲音：“啊！薔薇，你病了！”以后無論他在干什么，這種聲音總是在跟隨著。這篇小說所寫的是佐藤的親身經歷，可以說是他的自傳體小說。小說沒有用力去塑造一個血肉豐滿的人物，情節也不連貫，像散文結構，作者所表現的是自我意識，自我感覺，是作者的一種感傷心理的外在表現。那幾朵敗了的薔薇正是作者心情的象征。不難看出，《沉淪》以及郁達夫的其他自敘傳作品與《田園的憂郁》有許多相似之處。《沉淪》也沒有完整的故事情節，結構上頗似散文，作品的人物形象并不突出。作品所反復表現的是主人公的心理狀態，是作為一個在異國倍受歧視的弱國子民復雜的內心世界，表達了作者那種怨恨祖國不強大，海外游子無依靠的痛苦心情。其實，《沉淪》的主人公就是郁達夫自己，書中所寫的內容就是他在日本十年心理感受的真實寫照。

應該承認：和《田園的憂郁》一樣，《沉淪》也明顯帶有世紀末感傷頹廢的情緒。同時還要看到：《沉淪》和《田園的憂郁》畢竟有所不同，后者只不過表現了主人公那種無所寄托、無限煩惱的、單純的自我感傷，而前者則表現了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代中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希望祖國強大起來，希望她不再遭受列強凌辱的愛國主義熱情。郁達夫企圖通過主人公的死來喚起當時青年們的愛國激情和反封建的情緒，就是說，郁達夫的憂郁根植于對祖國強烈的愛，這正是《沉淪》在當時引起廣大青年共鳴的原因之一。

郁達夫的小說受日本“私小說”影響很深，但又并非是“私小說”的完全照搬，他只是在技巧上接受了“私小說”的有益之處，而在題材和內容上，則又突破了“私小說”的局限。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不僅郁達夫的創作風格十分復雜，就是這種創作風格形成的原因也是多層次、多角度的。這獨特的風格，使得他的作品幾十年被冷落，得不到公允的評價，也是這風格，使他的作品對于讀者有一種經久不衰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