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郭沫若愛國主義詩歌比較研究

愛國主義、反帝反封建是五四時期新詩的總主題，在這個旗幟下涌現出大批青年愛國詩人，郭沫若和聞一多無疑是他們中的佼佼者。不過，在愛國主義這個總主題下，他們二人的詩在具體內容和表達感情的方式上又有較大反差。形成這種反差的原因是多方位、多角度的，像生活經歷、所受教育、所處環境、個性氣質等都對他們的創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以《女神》為代表的郭沫若的詩用完全新的形式、火山爆發式的激情，第一次唱出了中國人民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心聲，表現了五四時期那種反抗一切、毀壞一切、創造一切的“狂飆突進”的時代精神，曾喚醒了一代青年，激起了他們的反抗意識。正如聞一多所說：“郭沫若的詩，最要緊的是它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20世紀的時代精神。”這種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時代精神像一條紅線貫穿于《女神》。《女神之再生》、《鳳凰涅槃》、《立在地球邊上放號》、《天狗》等都表達了詩人對舊中國的叛逆和對新中國的憧憬與想往。詩人要破壞、毀滅一切舊的傳統觀念，建立一個美好理想的新中國。《鳳凰涅槃》中，詩人借五百年后的鳳凰集香木自焚，然后在死灰中得到新生的傳說來象征中國的新生。《立在地球邊上放號》贊頌一切破壞和毀滅的力量，謳歌一切創造。郭沫若的詩，最集中地體現了五四時代精神，在徹底否定封建傳統的同時，充分肯定個性解放和自我的價值。這個自我有推倒一切、打破一切的力量。聽聽詩人的呼喊吧：“我是一條天狗呀／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把全宇宙來吞了”（《天狗》）。“梅花呀！梅花／我贊美你／我贊美我自己／我贊美這自我表現的全宇宙的本體／還有什么你／還有什么古人／還有什么異邦的名所／一切的偶像在我的面前毀壞”（《梅花樹下的醉歌》）。氣勢如此之宏大，胸懷如此之開闊，曾激動過多少青年的心。無疑，這種追求個性解放的叛逆精神已夸張到了極限，給人以偏激之感，這大概也是今天的許多讀者不理解這些詩的原因所在。它的價值要和時代緊密聯系才能顯示出來。在當時，正是這種五四式的偏激才與傳統的封建意識形成了最尖銳的沖突，是應該充分肯定的。

如果說五四時期的年輕詩人郭沫若的詩充滿了火山爆發式的激情的話，那么，五四稍后的學者兼詩人的聞一多的詩則更偏重于冷靜和理智。《紅燭》、《死水》兩集中的詩內容雖多種多樣，愛國主義卻是它的一條主線。和郭沫若的破壞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相比，聞一多詩中所表現的愛國特色也要含蓄得多。

聞一多詩中的愛國主義首先表現在直接贊美和歌頌具有五千年歷史的中華文化，這是他與郭沫若的主要區別。詩人驕傲地宣布：“偉大的民族！偉大的民族／五岳一般莊正嚴肅／廣漠的太平洋底度量／青云的柔和，秋風的豪放／……我的記憶還是一根麻繩／繩上結滿了無數的結梗／一個結子是一樁史事……／我便是五千年的歷史／……偉大的民族！偉大的民族／我是東方文化的鼻祖／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我是中國人，我是支那人”（《我是中國人》）。五千年的歷史直接成了詩人歌頌的對象，他對帕米爾、昆侖山、戈壁、長江、黃河以及孔子、莊周、東方朔、堯舜、荊軻聶政、神農黃帝，甚至行云流水、秋風春云都加以贊美，引以為榮，這種“為祖國燃燒的發顫”的愛國熱情，不能不引起人們心靈的震動。有著幾千年文明歷史的祖國，在詩人心目中是那樣美好和神圣。他把祖國比做菊花，并賦以它五彩繽紛的色彩和高潔的品質，字里行間流動著熾烈的愛國熱情：“習習的秋風啊！吹著，吹著／我要贊美我如花的祖國／……你不像這里的熱欲的薔薇／那微賤的紫羅蘭更比不上你／你是有歷史有風俗的花／啊！四千年的華胃底名花呀／你有高超的歷史，你有逸雅的風俗”（《憶菊》）。很明顯詩人愛菊花是因為她有“四千年高超的歷史”，他所歌頌的是中華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在這點上聞一多與郭沫若形成了鮮明對照。正如聞一多所說：“我個人同《女神》的作者的不同之處是在：我愛中國固因她是我的祖國，而尤因她是有她那種可敬愛的文化的國家。”而“東方文化是絕對的美的，是韻雅的……是人類所有的最徹底的文化。”和郭沫若的否定一切傳統一樣，聞一多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熱愛也到了偏激的地步，這和他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以及在這種環境中形成的心理定勢有關。詩人遠在異鄉，所感受到的都是作為一個弱國子民在異國倍受歧視的事實，心里壓抑而又無傾訴對象，于是他選擇了那在地球上每天都能見到的太陽作為自己訴說纏綿思鄉之情的對象，似乎每天從東方升起的太陽都可以帶來家鄉的信息。《太陽吟》就表達了詩人這種不可抑制的思鄉之情。

由于身在異國而又倍受種族歧視的壓迫，聞一多愛國詩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對帝國主義的揭露和對下層勞動人民的同情，這二者是相互聯系的。《醒呀》、《七子之歌》、《我是中國人》、《愛國心》、《長城下之哀歌》等既揭露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領土的罪惡，又表達了詩人對領土被侵占的悲哀之情：“這心臟的海棠葉形／是中華版圖的縮本／誰能偷去伊的版圖／誰能偷去我的心”（《愛國心》）。在這里，祖國的地圖成了詩人的心，形象地表達了自己和祖國心心相印的愛國之情。《七子之歌》中，詩人將七塊被帝國主義掠奪去的領土，比喻成失去了母親的兒子們，他們向母親哭訴，要求回到母親的懷抱，有力地揭露了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喚醒沉睡的人們起來反抗，就是在今天讀了也給人以鼓舞。

在揭露帝國主義的同時，聞一多對下層勞動人民表現了深切的同情，這和他真誠的愛國心是分不開的。《洗衣歌》真誠地歌頌了洗衣工人的勞動，詛咒了那種看不起洗衣的人：“你說洗衣的買賣太下賤／肯下賤的只有唐人不成／你們的牧師告訴我說／耶穌的爸爸做木匠出身／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洗衣歌》）。詩人反唇相譏，字里行間甚至充滿了一種自豪感，有一股浩然正氣。這當中有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對不公正待遇的抗爭，也有對凌辱的反抗，對正義的確信。《飛毛腿》揭示了人力車夫的痛苦命運，《荒村》寫了軍閥混戰下農村破敗的景象。此外，聞一多的許多詩直接把筆觸深入到了下層人的生活，表明他對人民的關心和同情是有相當深度的。

在美國留學時的聞一多對祖國的懷念是那樣的深切，時時盼望回到祖國的懷抱。然而，當他一經踏上國土，見到的是黑暗和腐朽，詩人又陷入了深深的痛苦與失望當中。《死水》、《發現》等篇正是這種心態的真實流露。詩人把祖國想得很美，回來后所看到的現實和他的想象完全相反，于是他噎著熱淚凝視祖國的苦難，捶胸跺足地痛喊：“我來了，我喊一聲，迸著血淚。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發現》一首通篇表達了詩人熱愛祖國與對她失望的矛盾沖突，現實如此黑暗又看不到出路，詩人便寫出了《死水》那樣的激憤之詞。《死水》并不是對現實的逃避，而是對現實的詛咒和反叛。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聞一多和郭沫若的愛國主義詩歌除了有相似之處以外，還有明顯的區別。他們在愛國的具體內容和表達方式上有諸多差異，郭沫若的愛國主義是愛一個新生的理想中的中國，他歌頌的是由“匪徙”們所創造的“再生”的祖國，祖國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是“年輕的女郎”。而聞一多的愛國主義則是愛一個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五千年的文明古國，祖國的象征是“騷人逸士”的“東方的菊花”，是“堯舜的心”、“荊軻聶政的血”、“孔子吊唁死麒麟的淚”。郭沫若詛咒黑暗的現實，希望破壞、毀滅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乃至于傳統文化，從而建立一個全新的中國，充滿了反封建的啟蒙思想，表現出一種向前看的開拓精神。聞一多詩中對黑暗的現實也進行了抨擊，但他卻懷念曾經有過而現在已喪失了的古代文明。聞一多的愛國主義充滿了在帝國主義文化侵略面前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與自豪感，表現了反帝意識和救亡精神，同時也帶著一種向后看的懷古傾向。郭沫若的愿望是破舊立新，不斷地毀滅，不斷地創造；聞一多的理想則是傳統文化的復歸。相比較之下，郭沫若更具有現代意識，而聞一多則多少有一種改良主義的傾向。

形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從一般意義上去評價他們的優劣，最重要的是要從他們自身的方方面面去找答案。

首要的一個原因是兩位詩人所處的時代不同以及創作個性不同。郭沫若的《女神》大多寫于1919—1921年期間，那正是五四高潮期，國內反帝反封建運動轟轟烈烈，時代精神以巨大的力量沖擊著詩人的心，使他爆發出無窮的藝術創造力，個人的郁結在這里找到了噴火口，同時也找到了噴火的方式。他最先感受到五四時期中華民族的覺醒，舊世界的即將崩潰和新世界的必將來臨，《女神》預示了一個新時代的誕生，所以我們說：《女神》中的愛國主義是我國愛國主義傳統的繼續和發揚，更是時代的真實寫照。作品中對祖國、對人民的愛，同對反動勢力的仇恨結合在一起，同詛咒舊中國的滅亡、呼喚祖國的新生結合在一起，同反抗精神、創造精神結合在一起。聞一多的第一個詩集《紅燭》于1923年出版，大多寫于清華讀書及留學美國期間。那時候，五四高潮已過，詩人又遠在異國他鄉，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并不是表現在大動蕩時代的奮進與搏擊，而是表現在五四退潮以后，覺醒了的愛國青年奮斗失敗掙扎的過程。大部分詩歌表現了詩人身在異鄉，陪受歧視，思念祖國的強烈感情。當時的美國，種族歧視非常嚴重，中國人在美國的社會地位十分低下，受盡凌辱。聞一多看到了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罪惡和虛偽，在這種內心十分壓抑的生活環境中，對中國歷史有深刻了解的聞一多自然會對我們文明古國的燦爛文化產生了一種民族自豪感，于是他盡情謳歌中華五千年的歷史，歌頌故鄉的湖光山色、風土人情，這是在特定生活環境中自然而然產生的一種心理。正如聞一多說的：“自從與外人接觸，在物質生活方面，發現事事不如人。這種發現所給予民族精神生活的負擔，實在太重了，一想到至少在這些方面我們不弱于人，于是便有了安慰。”在這種心態下，聞一多的一些懷念祖國的詩盡情地美化自己的國土，贊頌古老的文化。也正因為把祖國過分地美化了，所以才會在回國以后對中國的黑暗現實缺乏心理準備而感到失望。《死水》中的大部分作品就反映了詩人的這種幻滅感。

除了時代以外，個性氣質的不同對兩位詩人的創作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郭沫若極富浪漫氣質，是一個偏于主觀的人，他的藝術想象力遠遠勝過他的觀察力。所以《女神》除了歌頌破壞和創造以外，還極力地表現自我、歌頌自我，而這個自我又是一個“開辟鴻荒的大我”，是五四時期覺醒的中華民族的自我形象。所以，他的這個“自我”沒有苦悶，沒有悲傷，也沒有失望，有的只是毀滅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巨大力量。同樣的內容，在聞一多的筆下表現得就要含蓄得多。聞一多詩中的“自我”，是一個憂國憂民的形象，希望祖國強大，詛咒現實的黑暗，但又找不到出路，于是陷入重重矛盾之中。聞一多是一個冷峻的學者，感情非常深沉。和新月派其他理論家一樣，聞一多也主張理智節制感情，并且十分講究藝術構思。所以，他詩中火熱的感情一般不是直接地、赤裸裸地喊出來，而是在細致的描繪中流露出來的。如果說郭沫若的詩是火山噴口，有氣勢磅礴、一瀉千里之勢，那么聞一多的詩則是地下的熔巖，有深沉細致、火熱凝練的特征。

其次，不同的藝術觀也是形成他們愛國主義詩歌不同特色的重要原因。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聞一多和郭沫若都是不可多得的集詩人、學者、理論家于一身的人，在文藝理論上，他們也都有高深的造詣。就詩歌主張而言，他們又是不盡相同的。郭沫若主張詩歌要輕反映、重創造，要著意于表現理想和反抗精神。他說：“文學是反抗精神的象征，是生命窮蹙時叫出來的一種革命。反抗精神，革命，無論如何是一切藝術之母。”在詩歌的表現方法上，郭沫若認為：“詩不是‘做’出來的，只是寫出來的。我自己對于詩的直感，總覺得以‘自然流露’為上乘。”他甚至極端地說：文藝創作“比如在做夢，夢時的境地是忘卻肉體，離去物界的唯心的活動”。這些理論對于郭沫若自己的詩來說是恰當的。《女神》中激動人心的詩，大多是洶涌狂熱、沖動式的，而且是直抒胸臆的自然流露，赤裸裸地坦露自我，毫無遮攔地流瀉感情，像大海的波濤一樣洶涌澎湃，沖破一切傳統的內容和表現手法，真正實現了詩體的大解放。聞一多在贊賞《女神》反映時代精神的同時，也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見。聞一多反對郭沫若的“詩不是‘做’出來的”理論，他說：“郭君是個不相信‘做’詩的人，我也不相信沒有得著詩的靈感者就可以從揉練字句中做出好詩來，但郭君這種過于歐化的毛病也許就是不大‘做’詩的結果。選擇是創造藝術的程序中最緊要的一層手讀，自然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現成的。”他認為：《女神》中沒有必要夾用那么多的西洋文字，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作者對中國文化的隔膜。他指出《女神》的作者也犯了當時一般新詩人的“歐化的狂避”，“不獨形式十分歐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歐化”。由此可以看出聞一多對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態度。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他有一種特殊的偏愛，他說：“東方的文化是絕對的美的，是韻雅的。東方的文化而且又是人類所有的最徹底的文化。”如果僅從東方文化悠久的歷史來說也許是不錯的。但是他又說：“西方文化是同我國的文化根本背道而馳的。”這就不免有些偏激了。他批評郭沫若的《女神》只“看見中國的壞處，看不見他的好處。他不是不愛中國，而他卻是不愛中國的文化”。我們不否認郭沫若的詩有歐化的現象，但他并非全盤西化，他的詩也是有許多傳統精神的。在對待外來文化與民族傳統的問題上，聞一多有一個獨特的主張就是：新詩所采取的應是“技術上無妨西化，甚至可以盡量的西化，但本質和精神卻要自己的”。從這個主張出發他既否定中國的舊詩，又否定五四初期的新詩。聞一多自己的詩有許多是往這方面努力的。他的一些詩以技巧著稱，可以明顯地看到西洋詩的影響，著名的《死水》便可以認為是受到波德萊爾的《惡之花》以丑為美的影響。另外，他有的詩還可以看到英國詩人濟慈的印記。不過，要做到聞一多所說的技巧上盡量西化，精神和本質是中國的幾乎是不可能的。新詩的形式本來就是外來貨，而又在五四那樣一個各種哲學思想、政治、文化思想紛紛涌進來的時代，聞一多的主張反映了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愛，他甚至把民族風格提高到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高度，提高到有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這實際上又表現出了聞一多對民族文化的偏激。文藝觀上的這些差異，使得他們二人的愛國主義詩歌有了不同的側面與表達方式。

最后，在政治哲學思想方面他們二人也有差異，這種差異又明顯地反映在了他們的詩歌中。五四時期的郭沫若是一個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戰士，他的理想是要橫掃一切舊世界，對任何束縛自我發展的東西加以否定，從而建立一個全新的世界。盡管在當時對于新的世界是什么樣子他還很朦朧，怎樣建立，他也沒有明確的認識，但他卻感到，現存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要加以摧毀。他對現存的一切進行了最徹底的否定。因此，貫穿《女神》的筋骨就是反抗黑暗，追求光明，反對舊社會，向往新中國。在我國古代的傳統及文學作品中，女媧是煉石補天的女神，但在郭沫若的《女神之再生》中卻一反傳統觀念，女媧不再煉石補天，詩人認為：“新造的葡萄酒漿，不能盛在那舊了的皮囊。”對于舊的傳統，不應該再對它抱有希望，“破了的天體，我們盡它破壞不用再補它了，待我們新造的太陽出來，要照徹天內的世界，天邊的世界”。于是，詩人筆下的“我”高喊著：“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毀破！破！破！破！”贊美著一切政治、社會、宗教、學說、文藝、教育革命的“匪徒”。立在地球邊上呼喚著“不斷地毀滅，不斷地創造的‘力’”。詩人完全沒有對古老中國絲毫妥協，對舊中國沒有一點保留，有的只是徹底的、不妥協的反抗精神。

在聞一多的愛國詩中，我們幾乎找不到如此激烈的字眼和內容，五四前后的一段時間里，聞一多都是一個資產階級學者，當時他受到了國家主義派的某些影響，所以在早期詩文中，常常抽掉社會內容，孤立抽象地宣揚愛國家、愛民族，尤其對于民族文化的傳統他更是大加贊頌。當然，聞一多的作品和國家主義的那些思想是有本質區別的，但政治思想上的這些影響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了作品中：《長城下的哀歌》主題是哭訴祖國的沉淪，詩中把帝國主義的入侵說成是由于我們閉關自守，所以未能使中華文化的種子開遍四鄰，有一種盲目的自尊。詩中對昔日中華的懷念也帶有封建士大夫的味道，古代文人的傾向較濃重。屈原的憤世嫉俗，杜甫的憂國憂民，在他的詩中都有或多或少的體現，這些，明顯地帶上了詩人的一種改良愿望。于是，他揭露現實的黑暗，同情勞動人民的疾苦，歌頌已不存在了的古代文明，贊美中國的山川、草木、屋宇、中國人等等。在聞一多的觀念中，一個民族的文化被征服是最重要的，他不但歌頌中國的文化和歷史，也歌頌中國歷史上起進步作用的人物。《南海之神》所表達的正是這樣的內容，他希望一個中華的圣人去創造新紀元，去喚醒民眾，拯救民眾于水深火熱之中，這是典型的改良思想。正因為這樣，聞一多才會在以后的十幾年中把自己關在書房里做學問，不問政治。當然，以后隨著時代的變化，詩人對社會有了進一步的理解，思想也有了發展，使他對歷史和文化有了重新評價，克服了一些士大夫意識，最后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投入到推翻舊世界的行列中。

以上事實表明，同是愛國主義詩人的郭沫若和聞一多，由于所受教育、生活經歷、個性氣質、所處環境以及接受外界思想的不同，他們形成了不同的文藝觀和政治歷史觀，這些觀念又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們的創作中，即使在同一創作題材中也出現了諸多的差異，對這種差異進行細致的研究無疑能使我們對更多作家有新的認識和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