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腐鼠成滋味　猜意鹓雛竟未休

閑來無事翻古書，徜徉在先秦諸子百家書堆里的時間愈多，對莊子的認識便愈深刻。如果開列出一份先秦諸子代表人物的履歷表，恐怕更容易發(fā)現(xiàn)莊子的特立獨行、卓然不群。

莊子不同流俗表現(xiàn)于多個方面，而最典型的表現(xiàn)則是畢生甘守清貧拒絕做官。戰(zhàn)國時期千方百計投機鉆營想要做官的人多如過江之鯽，數(shù)不勝數(shù)，甘守清貧而不肯做官的隱士卻寥寥可數(shù)。如果說有人沒做成官是因為沒有機會的話，莊子則一次又一次地拒絕這種機會；如果說有人做官是為稻粱謀的話，莊子則經(jīng)常生活在貧窮潦倒艱難拮據(jù)之中，亟須要解決溫飽問題。莊子之甘守清貧拒絕做官，委實是其高尚的人生價值觀使然，委實是其洞察官場的風云詭譎使然，委實是其從心眼里看不起那些爭名奪利且樂此不疲的名利客使然。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鹓雛，子知之乎？夫鹓雛，發(fā)于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于是，鴟得腐鼠，鹓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秋水篇》）

這則寓言故事鋒芒畢露而流傳甚廣，令慣常以己度人的名利客如惠施者流無地自容。而莊子所講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戰(zhàn)國時魏國大將軍龐涓因猜忌同窗孫臏而痛下毒手，秦相國、應(yīng)侯范睢為了提防大將白起取代自己而暗中下絆子阻撓其建功立業(yè)，秦國廷尉李斯因害怕老同學(xué)韓非為秦王重用而設(shè)計將其置于死地，都是活生生的教案。故而，唐代詩人李商隱將之寫莊子所講述的故事寫進了《安定城樓》一詩中：

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洲。

賈生年少虛垂涕，王粲春來更遠游。

永憶江湖歸白發(fā)，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雛竟未休。

如果說，莊子講述這個寓言故事意在批駁心懷鬼胎之人的鼠肚雞腸，那么，下面兩則故事則是莊子意志力的自然流淌：

莊子釣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內(nèi)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涂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于涂中。”（《莊子·秋水篇》）

或聘于莊子，莊子應(yīng)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叔。及其牽而入于大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莊子·列御寇篇》）

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司馬遷如是轉(zhuǎn)引《莊子·列御寇篇》并闡述莊子的高潔志向：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yǎng)食之數(shù)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不論是“往矣！吾將曳尾于涂中”，還是“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都是在用形象的文學(xué)語言表明莊子無比堅決的心志。視功名富貴如同糞土，莊子未必是第一人，但毫無疑義，莊子是這類人群中意志力最為堅定的那一個。莊子以超乎常人的堅定拒絕做官，使得君主手中動輒拿來誘惑人的官帽子變得毫無用處，面對莊子的堅定而無所施其技。于是乎哲人莊子當時便被認為是“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人人都在努力趨利避害，莊子也不例外，那么，他為何會做出與名利客們截然不同的抉擇來呢？首先，莊子看到了表面上令人癡迷沉醉的官場實際上是個大陷阱。投身官場，不異于“衣以文繡，食以芻叔”的犧牛，進入太廟供人宰割的日子已然不遠，等到死期來臨之時，再后悔為時已晚。由此莊子寧可選擇不要外在的光鮮，而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其次，莊子把自由看得高于一切，寧可一無所有也不肯舍棄自由。寧愿做“曳尾于涂中”的有生命的烏龜，也不愿做死后被人供著的神龜，寧愿做自由自在的“孤犢”，也不愿做被“牽而入于大廟”的犧牛，就是莊子自由觀的文學(xué)表述。試想，胸懷如此價值觀念的莊子，怎么可能會輕易成為名韁利鎖的俘虜，怎么可能會效仿蘇秦“懸梁刺股”奔走游說博取功名，怎么可能會效仿李斯者流削尖腦袋爭做倉中鼠呢？

在古代，家境貧寒的讀書人不肯做官就意味著必須面對和忍受清貧。《莊子·外物篇》記載有莊子因家貧而借貸、而受戲弄、而忿然作色的一樁軼事：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于監(jiān)河侯。監(jiān)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

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

透過莊子對為富不仁的監(jiān)河侯的激憤言辭，不難想見莊子的貧困程度。因為貧窮而受人戲弄，在莊子而言也許是常事。在《莊子·列御寇篇》中，可以看到一段莊子對不懷好意戲弄他的宋人曹商反唇相譏的記載：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shù)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于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厄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y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莊子·列御寇篇》）

品味這些記載，除開欽佩莊子的智慧而外，更多的則是認識到了莊子是在何種環(huán)境下拒絕做官的。而莊子關(guān)于選擇處于才與不才之間的宏論，同樣有助于人們理解他何以選擇甘心“曳尾于涂中”：

莊子行于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于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莊子·山木篇》）”

“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的目標定位，不僅是莊子拒絕做官的又一種表述方式，而且是莊子將保全生命看得無比珍貴的人生選擇。從這一立場出發(fā)，對莊子哲學(xué)的許多觀點便能豁然而悟，領(lǐng)會貫通。

對于孔子諱莫如深的生死問題，莊子不僅不避諱，而且看得非常透徹，講得非常透徹：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赍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莊子·列御寇篇》）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莊子·至樂篇》）

始終不肯降格以求的莊子一直生活在貧困當中，臨死前夕弟子們同情心大起，表示要在莊子死后厚葬他，于是引發(fā)了莊子的思緒，而道出了他的生死觀。貧窮慣了的莊子反對厚葬，且不認為薄葬有什么不妥，“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赍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面對弟子們擔憂薄葬會讓死者成為烏鳶們口中食物，莊子以其特有的語言說出了自己的見解：“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莊子鼓盆而歌則對他的生死觀做了更為生動的詮釋。在如此超凡脫俗如此了無滯礙的大智大慧之人面前，我們除開欽佩之外，還能說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