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六日，66歲的王安石在江寧府（南京）的半山園去世。

死亡是一道黑色門檻。王安石死了，這個王朝再也沒有支柱，這個時代再也沒有靈魂。不管怎樣，王安石的生命持續一天，人們就仰望他一天，即使不再發號施令，可仍然是一面旗幟、一種標志、一個信號。

沒有人到王家祭吊。只有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王安上為他們的胞兄選了塊山后的荒地做墓廬。一個死了的政治家，沒有誰會去沾邊，人家躲都來不及，趨炎附勢和落井下石，本來就是小人的屬性，“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要知道，司馬光的耳目在關注王家的動向呢！低回的哀樂讓人心碎。在遠遠的角落里，王安石的幾個老朋友一片憂傷、悲愴。這種絕望的痛苦還有誰能體會？是的，大宋王朝再也沒有時代的強音，再也沒有振興的吶喊了。

王安石死了，朝廷安靜了許多。皇帝可以睡大覺了，滿朝文武可以睡大覺了，再也不必擔心兇猛的變法會排山倒海，卷土重來。

邊陲虎視眈眈的契丹王和西夏王也竊笑不已。王安石死了，主戰派的旗幟倒了，誰也不會再說富國強兵。堡壘從內部攻破，過數十年，他們要占領北宋首府，要將宋徽宗、宋欽宗父子俘虜北去。只有春雨淅瀝，像是無聲的啜泣，可它能洗去人間的浮躁，能使世界在迷茫中冷靜下來嗎？

二

人各有志，有人向往淺灘，有人向往大海，偏偏王安石是人中之龍，是熱血男兒，是個有性格的文人，對政治的關注，對國家安危的關注，對朝廷命運的關注，一直貫穿他生命的結束。他甚至恥以文士自名，其文學思想也表現出政治家的色彩，宗旨在于經世致用，重道崇經。的確，他作為政治家、思想家出現在北宋的歷史舞臺上，兩任執政，倡導變法，在當時的地位及對后世的影響，都是歷代文人難以望其項背的。

王安石生于宋真宗趙恒天禧五年（1021年）冬天，字介甫，晚號半山。他的父親王益，一生只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吏。王益在各地做官，每次都是攜帶家眷同行。因此，王安石在20歲以前，便已經到過很多地方，心里裝下了茫茫九州。在長江流域，他曾在江西境內的好幾個縣住過，并曾到過下游的江寧和揚州等地；在粵江流域，他到過廣東的韶州；在黃河流域，他到過京城開封。

當然，通向成功的道路要靠自己去拼搏。他沒有大背景，沒有捷徑可走。有的是智慧，是天賦，是勤奮。一步一個腳印，總能找到向上的臺階。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考中進士，被派往揚州，去做揚州地方行政長官韓琦的幕僚。慶歷七年（1047年），王安石改任鄞縣知縣。三年光景，他留下了不少政績，“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谷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資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邵氏聞見錄》）隨后，他被派往舒州做了一任通判，通判期滿又被調任開封做群牧司的判官。宰相始于州府，王安石志存高遠。

他先后十幾次上書請求外任。嘉慶二年（1057年），朝廷終于將他用為常州知州。從縣官到州官，王安石總要對他所認為應興之利和應除之害大力進行一番興革，只要能造福百姓，他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敢干。

十六七年的地方官經歷，在王安石看來是一種財富。這十多年，他鍛煉了才干，贏得了聲譽；這十多年，他韜光養晦，增加了人生積累；這十多年，他積蓄力量，等待機會。

嘉慶四年（1059年），一場春雨之后，王安石再也坐不住了，他花了三天三夜，向宋仁宗趙禎送上了長達萬言的《言事書》。這是關于改革的宣言。我想王安石在那個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奮筆疾書，38歲的年紀，肯定是躊躇滿志，意氣風發。是的，時不我待，他不能再等了，這個貧困的國家不能再等了！

三

王安石的《言事書》擺在宋仁宗趙禎的案頭。這個在位三十多年的皇帝，經歷過慶歷新政的失敗之后，已經不打算有什么作為，關注的僅僅是怎樣及時行樂。但他還是懶洋洋地翻開了《言事書》，只因覺得新奇，只因王安石在朝野有些名氣。宋朝開國已近百年，好似一位多病的百歲老人，好比老牛拉著的破車，雖然結束了五代十國分裂割據的混亂局面，但北宋潛在的矛盾時刻都在危及統治的根基。皇宮里沒有一天不在爭權奪利。當官的多了，腐敗的多了，軍隊沒有戰斗力。沒有人關注百姓疾苦，沒有人正視契丹和西夏的侵擾。契丹和西夏打過來了，那就給他們送土地，送錢物，寧愿茍且偷生也不愿灑血沙場，去保住寸土。邊關告急，奏報一道緊似一道。聲聲馬蹄，踏碎了多少人的清夢！

王安石出現在艱難跋涉的人群里，懷著深深的憂患。

這種憂患意識，是我們民族特有的悲劇精神。這種悲劇精神作為對命運進行理性思考的結果，是超越，是突破，是變革，是前進的動力。而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一直熏陶著我們民族的性格，使中國人民能夠正視人生和社會的負面，認識生活的嚴峻，以有備之心接受命運中的災難和不幸，使民族性格變得完整而深刻。

王安石為生長的時代憂患，為自己的家國憂患。他在十多年仕宦為吏的政治實踐歷程中，體察到從北宋建國以來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軍事等方面所積累和形成的一些現實問題。慢慢地，腦子里形成了一整套的政治改革方案。他要把這套改革方案送呈皇帝，他以為這是濟世救民的靈丹妙藥，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

《言事書》引起了一個人的注意，這個人就是后來改變了王安石命運的宋神宗。宋神宗此時還是太子，他的老師韓維給他講《言事書》，給他講王安石的憂國憂民，講王安石的才華橫溢。這位王儲開始留意王安石。他一登上帝位，就求才若渴，一天連發幾道急令，從開封到江寧，催王安石去與他見面，與他謀劃改革，去實現《言事書》中設計的所有變法圖強的方案。王安石在一個大雪天赴京。白雪覆蓋的原野，云霧氤氳，一眼望去，但覺一片空靈純凈，使人塵慮全消。王安石踩著薄薄的雪，心情無比暢快，他以為遇上了明君，以為可以宏圖大展，以為歷史的春天就要來了。在驛站昏黃的油燈下，王安石潑墨揮毫：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

幾行字，豪氣沖天，頂天立地。王安石自比商鞅，當然想到了五馬分尸，想到了要為改革付出的所有代價。他決心要與神宗一道擺脫“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的衰危困境，實現國家和民族的富強。他不在乎個人的命運，戰國的吳起、商鞅作為政治家，誰不是把富國強兵作為施政的終極目標？

王安石就這樣選擇了一條不歸路。

四

王安石的改革，是孤軍奮戰。保守派們四面圍攻，雷同一說，語意張皇，仿佛不把變法停止，不把王安石逮捕，就要出現天塌地陷的大劫了。

——第一個反對王安石的是司馬光。本來，他與王安石是好朋友，他欣賞王安石的才華，他甚至多次與呂公著等人一起向皇帝推薦王安石，宣傳王安石的政績，對他寄予厚望，沒想到王安石過河拆橋，另搞一套。他反對王安石，不是針對其人品，而是反對他的政治主張。熙寧三年（1070年）春，王安石對皇帝趙禎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讓司馬光痛心疾首。王安石要變法了，司馬光三次寫信給他進行規勸，王安石很不高興。司馬光有勢力，是副宰相，在朝中經營多年，門生故舊無數；王安石是新貴，后來居上，做了宰相，紅得發紫，追隨者眾。于是兩個政治對手很快就形成兩大陣營，仇人相見，拔刀相向。可皇帝信任王安石，司馬光帶著失望，帶著委屈，帶著十多位當時最為杰出的歷史學家，在洛陽一待數年，編修《資治通鑒》去了。此書成為中國古代史學自司馬遷的《史記》之后的又一高峰。時人稱“洛陽有真宰相在”，可見司馬光還是很得一部分人的支持。

——富弼是宰相，一個保守派頭子，長年累月尸位素餐，一無施為，貽誤國事。富弼極力反對王安石的《將兵法》，勸誡宋神宗“愿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契丹打過來了，富弼和元老重臣韓琦對宋神宗說，要把有關戰備的措施一律廢黜，然后才可以把“釁端”消除，要自行解除武器，以釋遼人之疑。真是糊涂到混賬的地步。——蘇軾也充當了反對王安石的急先鋒，只不過后來成了兩邊不討好的尷尬人。

蘇軾在《上神宗皇帝書》中說：

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召怨天下。……雖得天下，旋踵而亡……

蘇軾是我最喜歡的文學家，但他此文中的觀點，讓我感到失望和悲哀，我甚至懷疑是旁人嫁禍他的。可事實就是事實，太陽也有黑點，偉人也有污漬。

——樞密使文彥博，書讀得好，文章做得好，習慣了按部就班，習慣了晨鐘暮鼓，習慣了三叩九拜。王安石的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將兵法、保甲法等一提出，就遭到了文彥博的強烈反對。——御史中丞呂誨也發難。呂誨寫了一道上疏，專為彈劾王安石。——最糟糕的是，太皇太后曹氏也過問了王安石變法，老太太明確向趙禎指出：“祖宗法度，不應讓王安石輕加改變。”而老太太是神宗最崇敬的。——宦官天天圍著皇帝轉，一次竟在趙禎面前伏地、叩頭、流涕云：“今祖宗之法掃地無遺，安石所行，害民虐物，愿陛下黜安石。”

……

倒是宋神宗有些招架不住了。他寧愿得罪一個人，也不愿得罪一群人。熙寧七年（1074年），神宗將王安石罷相。然而不出一年，神宗又想起王安石，恢復了他的相位。王安石再相一年九個月，終被罷免，皇帝給了他一個公爵和節度使的頭銜，而實際的職位則是“判江寧府”。王安石徹底退出了政治舞臺，他有效的改革時間只有七八年。一場多么短暫的改革！

五

王安石在九百年前引領的那場政治改革，就這樣撞擊我的心扉。冥冥之中，我仿佛聽到王安石的一聲悲涼嘆息：“國人欲識公歸去，楊柳蕭蕭白下門。”這位政治強人，知道自己的事業已經到了將近結束的時候了。不過他還是清醒地估計自己的生平事跡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跡，他將不會被人們遺忘。

王安石沒有猜錯。當他死后，關于他事跡的評價，就一直爭論不休，千百年后也不曾停止。反對他的人還把他寫進了小說劇本，“拗相公”也因此流傳下來了。不過這綽號倒很能反映出他在政治斗爭中不屈不撓的姿態與風格。王安石不朽！幾百年后，列寧興奮地說他是“中國11世紀的改革家”，列寧應算他的遠年知音。

王安石是一個勇敢的改革者，可他要走出個人的陰影。是多么艱難的事情啊！

把改革僅僅理解為體制的改造是不夠的，它也應該是改革者的精神氣質的改造。贊成自己的就是朋友，批評自己的就是敵對勢力；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一方是真理，一方是謬誤——這種極端思維下劃出的政治分界線明明白白地存在于北宋文武大臣的思想意識中。

由于改革是在原有的制度框架內逐漸行進的，只有改革者首先有新的精神氣質，才會出現新的制度變化。這一新的精神氣質就是容忍的精神，容忍對自己的種種約束，有來自法律的約束，也有來自對立觀點的約束，不會把批評看成是敵對勢力的搗亂和陰謀破壞，而是當做建設性的勸阻。

恰恰，從一定程度上，王安石缺乏的就是這種精神氣質！

六

文以載道的傳統，培養和澆灌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心和責任感。中國古代，很少有蜷曲于象牙之塔、不問現實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關心現實，有兼濟天下的理想和抱負，因此，他們對現實往往有清醒的認識和理性的思考，在對現實的批判中蘊藏著對人生的依戀，對祖國的熱愛和對真善美的追求。屈原放逐而有《離騷》，盡管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卻又懷戀故國，不忍離去。王安石垂垂老矣，也沒有安于投閑置散的生活。他波瀾壯闊的詩章，憤激、悲涼的調子也時時可以聽到，而且往往更為激越和撼人心弦。

文學家的激情和浪漫，豐富了王安石作為政治家、思想家的內涵。王安石獨具慧眼，按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的說法是他可以把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1000年，因為變革是對以往的體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數敏感的發現者覺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過努力，更多人有了變革要求，這種要求不只是給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壓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應順應多數人的要求來進行改革。王安石的變革思想，以及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類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這些成果，使人類有了擺脫野蠻統治的可能和方向。

這是王安石生命的真諦。可是，偉大的靈魂從來都是孤獨的。眾濁獨清，眾醉獨醒，幾乎沒有人理解他。中國歷史上幾次改革，哪次不是阻力重重，哪次不是遭到激烈的反對？王安石后來甚至把窩住的半山園改作僧寺，并由宋神宗賜名為報寧禪寺，那里有豪奢的安靜與孤絕，生一盆火，烤幾枚干果，燃一屋松脂的清香。這里，可是他生命最后的港灣？

超越是一種孤獨。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改革家，往往有一顆痛苦的靈魂。他們是孤獨的，可他們的憤怒、他們的超脫、他們的憂愁、他們的無奈、他們的沮喪和沉重、他們的奉獻和犧牲，使中國的改革有了它的獨特價值，具有永恒性。

王安石在迷茫、凄涼中死去。死亡應該是另一種生存的延續。

王安石的執著，他濟世的憤慨，恰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堅定。但他也是矛盾的英雄，恰如一塊落入灰燼的玉石，既不想沾染灰塵，卻又想改變環境。

王安石的孤獨，是對祖國危亡的憂慮，是種“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感嘆！迷茫，終使英雄永垂，凄涼，更讓英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