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小說集共有三本。《吶喊》(1923)是魯迅第一本小說集，現收1918至1922年間寫下的《狂人日記》、《藥》、《故鄉》、《阿Q正傳》等十四篇，第二本《彷徨》(1926)收1924和1925兩年間創作的《祝福》、《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等十一篇。它們以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時期的社會現實為背景，內容“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仰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南腔北調集·我怎樣做起小說來》)小說以最大的關注描寫了城鄉勞動者特別是勞動農民的命運。除歌頌人力車夫高尚品格的《一件小事》和以表現農民的樸實、善良、直爽、智慧為主旨的《社戲》外，主要是揭示勞動人民在封建主義強暴的統治下，備受壓榨和摧殘，極端貧困而又愚昧麻木、保守落后，無端地承受著“暫時做穩了奴隸”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悲慘命運。《藥》描寫了華老栓夫婦，囿于迷信妄說，傾其所有，買人血饅頭為兒子治病，而對革命者的流血犧牲則完全無知、無動于衷，兒子也不治死去；《故鄉》通過閏土前后二十年間性格的重大變化，揭示了在層層剝削壓榨下中國農村極度衰敗和農民物質生活貧困、精神上受到摧殘的情景；流浪雇農阿Q更是窮苦不堪，渾渾噩噩，革命前備受壓榨和欺凌，革命后胡里胡涂地做了“革命”的犧牲(《阿Q正傳》)；《祝福》中的祥林嫂，在封建主義的天羅地網中，掙扎，煎熬，“想做奴隸而不得”，最后流落街頭，在除夕祝福聲中，帶著痛苦、恐懼和迷惘，結束了悲慘的一生。魯迅以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深厚誠摯的思想情感，真實而深刻地揭示了勞動人民的“病苦”，并據此提出了中國革命必須徹底推翻封建主義統治和進行反封建主義思想革命的重要性。迫切性等問題。反映知識分子的問題是魯迅小說的另一重要方面。有對封建科舉制度的揭露(《孔乙己》、《白光》)，有對封建復古主義者的諷刺(《高老夫子》、《肥皂》)，更多的是描寫了辛亥革命到五四時期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命運(《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等)。這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個性解放思想影響下，首先覺醒起來，奮斗、掙扎、飽經憂患，最后還是以失敗而告終。作者真實地表現了他們反封建斗爭的先進性和軟弱性，鞭撻了黑暗、落后、腐朽的現實，在充滿慨嘆與傷痛的敘述中，表現了作者既同情又批判的雙重態度。

魯迅的小說是最先采用接近口語的白話做為文學語言的。在藝術上，魯迅的小說善于借鑒，勇于創新，繼承民族的優秀傳統，吸收世界文學的豐富經驗，把五四文化革命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兩大任務完美地統一起來，實現了中國小說的現代化，形成了凝煉、含蓄、樸素、簡潔的藝術風格。它的出現，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為現代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開辟了道路。

《故事新編》是第三本也是最后一本小說集(1936)，收有1922年至1935年創作的八篇作品。和《吶喊》、《彷徨》不同，這些作品都是取材于古代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既有舊書上的根據，復活了古人古事的面貌，又時而插進現代的內容，展開了現實的針砭。如《補天》(1922)根據女媧摶黃土造人、煉五色石補天的神話，描寫了傳說中人類母親淳樸深厚的形象，歌頌了勞動的創造精神，又涉筆成趣，插進了對現實中封建衛道者的嘲諷；《理水》(1935)以大禹治水的故事，歌頌了古英雄的品格和業績，又揭露了現實中國民黨反動官僚及其御用文人們禍國殃民的罪行。此外，描寫后羿故事的《奔月》(1926)，歌頌復仇精神的《鑄劍》(1927)，贊頌墨子的《非攻》(1934)，還有批判孔、老的《出關》(1935)，暴露莊子的《起死》(1935)，嘲諷伯夷、叔齊的《采薇》(1935)等，都無一例外地看出現實生活的投影，于妙趣橫生中顯示出諷刺的鋒芒。《故事新編》創造了古代與現代融合的新型歷史題材的小說，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和獨特的藝術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