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壽，字承祚，巴西郡安漢(今四川南充)人。生于蜀漢后主建興十一年(233)，卒于晉惠帝元康七年(297)。幼年受學于同郡學者譙周，“聰警敏識，屬文富艷”，蜀亡前，曾出仕為觀閣令史，遭宦官黃皓排黜。蜀亡后，居父喪間得疾，令侍婢調治藥丸，被視為觸犯禮教，又遭貶責。但其才華出眾，舉孝廉、為著作佐郎，出補平陽侯相。此時撰成《諸葛亮集》二十四篇。晉滅吳開始整理三國史事，著魏、蜀、吳書六十五篇，稱《三國志》。時人見其稿本“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正在撰著《魏書》的夏侯湛“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遭荀勖排擠，遷為長廣太守，陳壽以母老，辭不就，鎮南大將軍杜預表薦陳壽為散騎侍郎，朝廷任命為治書侍御史。母死，丁憂去職。遵母囑，葬母于洛陽，清議以為陳壽不以母喪歸葬蜀中故鄉不孝，又受貶責。數年后，起為太子中庶子，未就職而卒，時年六十五歲。《三國志》為同代人修同代史，應該說取材方便，但是由于封建社會避諱很多，當代的許多真實材料往往不易看到。其材料來源大致有二：一為三國史官所記，一為當代學者所編著的三國史。蜀的材料多為陳壽自己所搜集。《三國志》在二十四史中是別具特色的，它只有紀、傳而無表、志，三國各自獨立。“魏志”三十卷，“吳志”二十卷，“蜀志”十五卷，魏稱帝稱后，吳、蜀稱主稱夫人，陳壽為晉臣，當然要以魏為正統。陳壽在世，《三國志》未公布問世，死后，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稱“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于是下詔河南尹、洛陽令，就陳壽家寫其書，才得公布。對《三國志》的評價可從以下幾方面來談：一、保存了三國的史實，陳壽所寫史實，有許多都是親身經歷，比較可靠，又兼其有良史之才，所以超過當時其它各家，成為反映三國時代最好的史書。二、記事簡潔，編纂精密，見于此則略于彼，紀、傳中所錄文章，不象王沈《魏書》，魚豢《魏略》那樣“穢累”。三、議論比較客觀，評曹操“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評價諸葛亮“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評關羽、張飛“并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評劉備、孫權都能恰當地指出其長短處。四、學術界長期以來對《三國志》是否有曲筆，有爭論。《晉書·陳壽傳》說：“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于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意不為立傳。”又說：“壽父為馬稷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諸葛)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后人如唐劉知幾等都相信《晉書》的說法。但是，清代朱彝尊、杭世駿、王鳴盛、錢大昕等人都不同意《晉書》的記載，現代一些史學家也為陳壽辯誣，所辯理由都有說服力。但是，陳壽既是晉臣，在行文上還是要為魏晉最高統治者回護的。如曹操本來“自領冀州牧”“自立為丞相”“自立為魏公，加九錫”“自進號為魏王”，可是《三國志》中都寫成漢獻帝為了酬勞讓德，詔命封賜，而非曹氏自取，司馬氏用同樣手段取天下，也都說成是皇封。所以，《三國志》仍然是有曲筆的。五、《三國志》有紀、傳而無志，文采不足，過于簡要，多為后世所非。《三國志》成書一百三十余年，宋文帝命裴松之(372－451)作注。裴松之搜集了一百五十余種書給《三國志》作注，其注不同于史、漢舊注以考釋為主，而主要是補充史料，材料竟超過原文三倍多，極大的豐富了《三國志》的內容，裴注的價值絕不遜于《三國志》原書，《四庫總目》稱裴注“詳引諸事錯互之文，折中以歸一是，其例最善”，當然裴注也有缺點：補充材料有的雜蕪，考辨史實偶有錯誤，重要史實亦有遺漏，但這并不影響它開創注史新例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