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和《琵琶行》是中唐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的兩篇敘事長詩，被詩人自己歸在“感傷”詩一類，是白居易的諷諭詩以外的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中國古代詩歌史上最杰出的敘事名篇。

《長恨歌》是白居易35歲時的作品，是詩人詩作中最長的一篇。它的內容是描寫唐玄宗(李隆基)和楊貴妃(楊玉環)的愛情悲劇。作品的主題是雙重的。詩的前半部分比較尖銳地諷刺和批判了唐玄宗的縱情女色、荒怠國政和楊貴妃的恃寵而驕、惑亂朝綱。“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是前半部分的畫龍點睛之筆，活畫出一個荒淫帝王的形象，也點出了他的“重色思傾國”是造成悲劇的“長恨”之因。詩的后半部分，詩人以悲天憫人的筆觸，著意敘寫了唐玄宗刻骨銘心的無盡相思，既寫了人間的唐玄宗回首往事，悔恨交加，痛惜傷懷，百無聊賴的情狀，又寫了仙界的楊貴妃在蓬萊宮中接見玄宗使者時，仙袂飄舉，含情凝涕，千叮萬囑，托物言情的場面，使詩的主題為之一變：由諷刺和批判轉入對忠貞不渝愛情的歌頌與同情。主題的二重性是詩人世界觀局限性的表現。在詩人看來，唐玄宗既是個禍國殃民的統治者，又是一個所謂“五十年太平天子”，這種認識造成了《長恨歌》這篇作品的諷刺與同情交織，批判與歌頌融會的矛盾。

《長恨歌》是一篇頗有藝術特色的敘事詩。首先，詩人以豐富的想象和藝術虛構為詩篇增加了永久的魅力，詩的后半部分充滿恍惚迷離而又情真意切的描寫，錯落有致地描繪了一幅仙人奇境的幻想圖畫。寫實與虛構的巧妙結合，使情節更加曲折動人。其次，《長恨歌》做到了抒情與敘事的完美結合，一些抒情的詩句既是主人公心靈的自白，也是作者的同情心的不期而然的流露。《長恨歌》的語言精美流利，抒情氣氛濃厚，具有音韻和諧的特點。詩人元稹在為白居易詩集寫的序言中評論他的作品說：“自篇章以來，未有流傳如是之廣者。”《長恨歌》就是這樣一首流傳廣泛而久遠的名篇。元代劇作家白樸的《梧桐雨》、清代劇作家洪升的《長生殿》都取材于《長恨歌》，并深受其思想傾向的影響。

《琵琶行》是白居易45歲時的作品，寫于他被貶江州的第二年。詩人在“序”中記敘了《琵琶行》寫作的緣起和素材來源。詩中寫他聽一個昔日的著名歌妓彈奏琵琶，訴說身世，哀嘆琵琶女淪落江湖的不幸命運，并借此抒發自己在政治上遭受打擊后的失意之感和苦悶心情，發出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慨嘆。《琵琶行》通過一個琵琶女“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的歸宿，概括了封建時代歌妓們的共同命運，表現了詩人對下層婦女的尊重和同情。

《琵琶行》是敘事詩，卻具有很濃郁的抒情色彩。詩中關于彈琵琶的一段音樂描寫，以新穎精妙的比喻，細致入微的藝術語言，生動真切地再現了彈奏琵琶的音響、旋律以及指法，并描繪、渲染了音樂的感人的效果。全詩結構完整、緊密，層次清楚，景物描寫和環境氣氛的渲染也很出色。

雖然白居易把《長恨歌》、《琵琶行》兩篇長詩歸入感傷之作，事實上，它們與《賣炭翁》、《上陽白發人》等諷諭詩，在藝術手法與諷諭主旨上是極為相近的。這兩首長詩在白居易還在世的時候，就已經在社會各階層廣為流傳了。唐宣宗李忱在一首詩中寫道：“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這說明了作品受世人歡迎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