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存我國古代最早的一部詩論專著。成書于公元513年以后。《梁書》本傳稱其書為《詩評》，此書隋代有《詩評》、《詩品》兩稱，到后代只流傳《詩品》一稱了。著者鐘嶸(約468－約518)，南朝梁著名文學批評家。字仲偉，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齊梁時代曾作過參軍、記室等小官。《詩品》有《四部備要》本三卷。陳延杰的《詩品注》(196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是較好的注本。《詩品》是反對齊梁形式主義文風的產物。它是針對當時詩歌創作“庸音雜體，人各為容”，詩歌批評“隨其嗜欲”、“準的無依”的混亂情況而發的。目的在于用自己的批評準則去糾正當時文壇的混亂局面。全書分序文和正文兩大部分。序文是總論。正文將漢魏至齊梁的一百二十二位詩人，分為上、中、下三品進行評述，每品一卷。

《詩品》論詩堅決反對用典和聲律論。鐘嶸尖銳斥責了宋末、齊梁詩壇“文章殆同書抄”，“詞不貴奇，競須新事”、“句無虛語，語無虛字”的用典之風。認為“經國文符”、“撰德駁奏”一類文章可以用典，而詩歌是“吟詠情性”的，不能用典。鐘嶸生活的時代，聲律論風靡一時，“永明體”詩風泛濫。鐘嶸認為過分講究聲律，會使詩歌“多拘忌，傷其真美”，主張詩歌“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只要音律自然和諧就行了。反對過分拘忌于沈約等人四聲八病的詩律是對的，但鐘嶸對聲律論本身對詩歌藝術的貢獻認識不足，所以其觀點也就不免偏激。《詩品》反對用典和聲律論，目的是主張提倡“直尋”，“自然英發”，“真美”，即詩歌的自然美。這對反對當時的形式主義詩風是有積極意義的。

《詩品》非常善于概括詩人獨特的藝術風格，這種概括又主要是運用形容比喻的辭語來進行的，而不是運用抽象的概念。其中不少概括往往一語中的，具有相當的科學性，直到今天仍然被不少論著引用。如說曹植的詩歌“骨氣奇高，詞采華茂”，嵇康的詩風“峻切”，左思的詩“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諭之致”，等等。這樣的概括評價方法，使人感到鮮明貼切，對后來許多詩話有顯著的影響。《詩品》在概括詩人風格的時候，常常是從比興寄托、風骨和詞采、詩的“滋味”、詩中的佳句等幾方面著眼的。如評阮籍的詩“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劉楨的詩“真骨凌霜，高風跨俗”，張協的詩“使人味之亹亹不倦”，稱謝朓的詩“奇章秀句，往往警遒”等。《詩品》在評論作家作品的時候，根據詩歌體制風格的互相類似，指出了作家間淵源繼承的關系，對漢魏和齊梁時代五言詩的發展提出了系統的看法，從而為文學理論批評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雖然鐘嶸對淵源繼承這樣復雜的問題處理得過于簡單化，不免牽強之弊，但是這種歷史的觀念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其中的一些論點對于我們今天劃分詩歌流派仍然有一定的啟發，如認為左思的詩“其源出于公幹”，陶淵明的詩“又協左思風力”等。

在詩歌產生的根源這個問題上，《詩品》表現了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認為“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自然景物和社會生活感召和激動人的性情，于是產生了詩歌。《詩品》在藝術上要求詩歌“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即風骨與文采互相結合。在表現手法上，主張比興和賦交錯使用。《詩品》非常強調詩歌的形象性特征，認為有“滋味”才是好的詩歌，反對玄言詩一類“淡乎寡味”的作品。以上這些觀點都顯示了鐘嶸對詩歌藝術特色認識的卓越成就。

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鐘嶸也不能完全擺脫南朝形式主義潮流的影響。這主要表現為，他在評論作家作品時有過分強調辭藻的毛病。因此也就必然使他在給詩人定品第的時候，發生這樣或那樣的偏差，如把陸機、潘岳定為上品并置干左思之上，把曹操列為中品，把陶淵明、鮑照列為中品等。《詩品》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后人常常把它同《文心雕龍》相提并論。它對后代的詩論，詩話都有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