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叫土地革命戰爭，十年內戰。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戰爭。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階段。斗爭鋒芒所向，主要是國民黨反動統治。九一八事變后，局部地區進行抗日武裝斗爭，全國人民開展抗日、反蔣的愛國民主運動。

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后，寧漢合流，奉系軍閥張作霖被蔣介石打敗，新疆、熱河、東北先后宣布“易幟”，一切反動勢力都集合在南京國民黨的旗幟下，并在這個旗幟下進行連綿不休的新軍閥混戰。國民黨蛻變，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對內代表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利益，屠殺與壓迫工農大眾，對外投降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革命人民和國民黨反動政權之間的矛盾，集中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為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與壓迫，堅持革命，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糾正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了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的總方針，領導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及全國各地的武裝起義，總計不下百余次。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部隊攻打城市失利后，毅然率部進軍井岡山，在那里建立了農村革命根據地，創建了新型的人民軍隊——中國工農紅軍，開展游擊戰爭，建立工農民主政權，為中國革命開辟了一條新的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即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道路。其他地區的武裝起義也先后走上這條道路。此間相繼創建起中央革命根據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洪湖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及閩浙贛、廣西左右江、陜甘、川陜、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據地。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建立后，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和紅軍的反“圍剿”成為戰爭的主要形式。1930年底至1931年9月，國民黨軍隊三次大規模“圍剿”紅軍，紅軍反“圍剿”取得勝利，擴大了根據地，1931年11月成立中央工農民主政府于瑞金，毛澤東任主席。工農民主政權與南京地主大資產階級政權對立局面形成。與此同時，原國民黨內忠于孫中山革命事業、堅持革命民主主義立場的人士宋慶齡、鄧演達等，與國民黨的反動政策進行了不懈的斗爭。鄧演達組建第三黨，進行反蔣斗爭，被蔣介石逮捕暗殺。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侵略東北三省的九一八事變，并不斷把侵略勢力向南延伸。國民黨南京政府采取對日不抵抗政策，靜候國聯解決。中國共產黨立即領導東北人民開展抗日武裝斗爭，發動全國人民從事抗日救亡運動。馬占山等一部分國民黨東北軍將士自動奮起反抗。十九路軍在人民的推動下，違背南京政府意志，進行一二八上海抗戰。長城守軍與進犯的日軍奮力拚殺。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把日軍逐出察哈爾。在宋慶齡領導下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為抗日救亡，為保障民權而奔走。倒行逆施的南京政府，非但不支持人民的抗日斗爭，反而采取高壓政策壓制已經興起的抗日高潮；把軍隊調集南方，在“攘外必先安內”口號下，繼續“圍剿”紅軍。1932年6月和1933年10月，又發動了對紅軍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圍剿”。紅軍第四次反“圍剿”取得勝利，第五次反“圍剿”，由于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未能取勝。1934年10月，留一部分紅軍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爭，主力紅軍開始戰略大轉移——二萬五千里長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了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領導機關的統治，把黨的路線納入正確軌道；改組了中共中央和中央軍事領導機關，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使革命轉危為安。此后，戰勝了張國燾的退卻逃跑和右傾分裂主義，揮師北上抗日。1936年10月，紅軍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會師于甘肅會寧，長征勝利結束，新的抗日局面即將開始。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中華民族危機嚴重。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12月9日，北平爆發了規模宏大的學生愛國運動。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掀起了新的高潮。以沈鈞儒為首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斗爭中建立。這時的南京政府仍沒有放棄九一八以來所實行的誤國政策。不過，日本的侵略已威脅著英美帝國主義的在華利益和四大家族的政治統治與經濟利益，這些對南京政府的政策不能不有所觸動。因而對日交涉采取了拖延和比較強硬的態度，國民政府內親日派力量被削弱。鑒于國內政治形勢的新變化，同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并首先實現了同國民黨的東北軍、西北軍的停戰。1936年初，國共兩黨開始商談合作問題。自同年5月5日起，共產黨放棄反蔣口號，采取逼蔣抗日方針。國民黨營壘中越來越多的人主張抗日，6月，兩廣打起“抗日救國”旗號反蔣，11月，綏遠的傅作義部奮起抗日。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內戰聯共同抗日條件，全國內戰停止。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基本確定了與共產黨合作的方針。第二次國共合作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5月，共產黨召開全國代表會議，為迎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和全國對日作戰作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