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城市、尤其是江南城鎮的工商業者和市民，反對貴族大地主經濟掠奪、政治壓迫的斗爭。明代初年，社會經濟殘破，生產蕭條。洪武、永樂時期實行一系列恢復生產的措施，人口繁衍，耕地增多，農業經濟得到了恢復發展。農業經濟的恢復發展，促進了商品經濟和城市經濟的繁榮。在水陸交通發達的城鎮，手工業發展迅速，商業資本活躍。東南沿海和長江三角洲地區，出現了許多手工業專門化城鎮。蘇州的絲織、景德鎮的瓷器、松江的棉織，譽滿中外。商品經濟發展，城市人口增加，使市民階層不斷成長壯大。商品經濟和城市的繁榮，也刺激了貴族大地主貪婪的享受欲望，坐派、合買、土貢制度已無法滿足其需要，便憑借封建特權對城市肆行掠奪。貴族大地主對城市的掠奪，嚴重地侵害了市民利益，明中葉以后，抗稅、搶米、游行斗爭時有發生。萬歷二十四年(1596)神宗派遣礦監稅使到各地，或征市舶，或征店稅，重征疊稅，名目繁多，甚至“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邱隴阡陌，皆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這些礦稅使肆虐多端，毀掘冢墓，奸虐子女，釀成了規模浩大的市民運動。萬歷二十七年(1599)，臨清市民展開反對稅監馬堂的斗爭，荊州、武昌市民展開反對稅監陳奉的斗爭。萬歷二十八年(1600)新會人民掀起反對市舶太監李鳳的斗爭。萬歷二十九年(1601)蘇州市民開展反對稅監孫隆的斗爭。萬歷三十年(1602)景德鎮市民掀起反對礦監潘相的斗爭。萬歷三十四年(1606)陜西人民掀起反對稅監梁永、云南人民掀起反對礦稅太監楊榮的斗爭。此外，還有天啟五年(1625)蘇州市民反對迫害東林黨人的斗爭。在這些斗爭中，以武昌、蘇州和云南的斗爭最為激烈。萬歷二十七年，湖廣稅監陳奉到荊州收稅，沿途騷擾，劫掠商旅，“商民鼓噪者數千人，飛磚擊石，勢莫可御”，奉逃歸。萬歷二十九年(1601)，陳奉又在武昌濫征稅課，辱人妻女，市民大憤，涌入陳奉官廨，奉派兵鎮壓，殺數人。市民益恚，集眾萬人，殺其黨羽六人，奉匿楚王府，僅以身免。萬歷二十九年，蘇州稅監孫隆盤剝機戶，勒索稅課，機戶杜門罷織。織工染工推葛誠為首，發動民變，打死參隨黃建節，捉稅官六七人投諸河中，孫隆逃免。萬歷三十四年，云南礦稅監楊榮施虐滇中，百姓恨之入骨，相率燔稅廠，殺委官。楊榮派兵鎮壓，激起民變。市民焚榮宅，殺榮投火中，打死其黨羽二百余人。萬歷年間的市民斗爭，東起遼左，南到云南，大小數百起，持續二十年，給反動的貴族大地主集團和腐朽的封建制度以沉重打擊，充分顯示了新興的市民階層的偉大力量。

關于明代市民斗爭，史界意見并不一致。另種觀點認為，要說明民變的性質，首先要考察民變的領導力量。領導萬歷民變的都是知縣、知州一級的地方官和舉人、生員等士大夫，屬于統治階級中下層分子。舉朝上下，除皇帝、礦監稅使和極少數官員外，多數高級官員也同情民變。萬歷時的市民斗爭實際上是遵循官員士大夫的執法思想，反對的是“以無可查稽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王法之事”。斗爭目標僅僅屬于中使衙門和極少數與其相勾結的官員，并不觸及法定的封建官府。反對法外掠奪，并不反對法定的稅收。中使一撤，斗爭即告平息。斗爭的形式是騷動，沒有聯合，完全處于自發狀態。沒有也不可能提出政治要求，沒有也不可能反映新的生產關系。它對統治者與人民的矛盾起著緩沖和調合作用，沒有革命意義。民變雖然發生在商品經濟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的歷史背景中，但襲用西方市民運動的眼光看待它，認為是新興的市民運動，并不符合歷史實際。劉炎《明末城市經濟發展下的初期市民運動》(《歷史研究》1955年6期)，付衣凌《明代后期江南城鎮下層士民的反封建運動》(《廈門大學學報》1956年5期)，李淘《明清史》第五章第三節，劉志琴《試論萬歷民變》(《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等各抒己見，觀點迥異，可供學習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