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稱戊戌維新。1898年資產階級維新派領導的以“救亡圖存”為目的、以政治改革為內容的變法革新運動。

《馬關條約》簽訂后，中國被帝國主義瓜分危機迫在眉捷。甲午戰爭后由于允許外國資本在華自由設廠，清政府不得不放松對商辦企業的限制；而民族危機急速加劇，又促使一批商人、士紳和官僚對振興本國經濟的熱情大為提高，紛紛投資于新式企業。民族資產階級迫切要求擺脫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的束縛。于是，改革封建弊政，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救亡圖存，成了愛國志士的一致要求。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資產階級維新派掀起了一場要求變法維新的政治運動。

戊戌維新的主要領導人康有為通過著書立說，先后寫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重要著作，為維新運動奠定了理論基礎。甲午戰敗、《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正在北京應試的康有為組織發起了著名的“公車上書”，有一千三百多人簽名。這次上書，是資產階級改革思潮轉變為變法維新運動的標志。隨著上書內容的傳抄印刷，維新變法思想迅速傳播開來，成為時代的進步潮流。不久，康有為又連續兩次上書，反復強調變法的緊迫性，并提出“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第三封上書遞到了光緒手里，得到光緒帝的重視，從此維新派開始和帝黨結合。為了爭取更多的士大夫和知識分子支持變法，康有為在北京、上海組織強學會，發行《萬國公報》(后更名《中外紀聞》)和《強學報》。梁啟超、譚嗣同、唐常才、嚴復等先后在上海、湖南、天津等地創設《時務報》、《湘報》、《國聞報》，以西方新學為武器，以“變法圖存”相號召，和封建勢力展開了激烈論戰，批判了反對變法、反對民權、反對西學的守舊思想，使變法維新思想在全國知識分子中得到廣泛傳播，維新團體在各地紛紛成立。1898年，學會、報館、學堂合計達三百所以上，使封建守舊勢力受到極大沖擊，維新運動日趨高漲。1897年冬德國強占膠州灣，俄國強租旅大，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危機出現后，康有為趕到北京，第五次上書光緒帝，痛陳變法刻不容緩。1898年1月，又寫了《應詔統籌全局折》，提出變法的具體辦法：一、“大誓群臣以定國是”，就是要求光緒帝正式宣布實行變法；二、“立對策所以征賢才”，就是要求維新派參預新政；三、“開制度局而定憲法”，就是準備實行君主立憲制度。制度局下設法律、度支、學校、農局、工局、商局、鐵路、郵政、礦務、游會、陸軍、海軍等十二局，分別推行新政。光緒帝接受維新派的改革方案，于6月11日毅然下“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維新，至9月21日的一百零三天間，頒布維新法令，推行新政，在政治、經濟、文教、軍事方面實行改革，史稱“百日維新”。百日維新是在維新和守舊兩種勢力的激烈斗爭中進行的，9月21日西太后發動政變，戊戌變法遭到失敗。

由新興的中國資產階級發動和領導的戊戌變法，企圖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實行君主立憲制度，挽救民族危機，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它不但是一次政治改革運動、愛國救亡運動，也是一次具有反封建性質的資產階級啟蒙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戊戌變法盡管由于維新派所代表的階級還不成熟，由于封建守舊勢力過于強大而失敗，但戊戌六君子的血并沒有自流。他們努力奮斗所興起的新思潮，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他們的失敗所提供的歷史教訓，又使許多維新志士拋棄改良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從而使戊戌變法成為資產階級革命準備階段的重要環節。可參看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胡繩武：《戊戌維新運動史論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