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論著·《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作。在永州時，柳宗元作《非國語》，共六十七篇，著重批判《國語》中所反映的天命迷信和維護貴族特權等觀點。本篇是他就吳武陵對《非國語》一書所提出的一些問題所作的回答。其主要內容有以下幾點。

首先，他重視文學的經世致用作用，但承認文學的作用是有限的， “仆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特博弈之雄耳”。這是他宦海浮沉，幾經滄桑，特別是改革失敗被貶永州后的沉重的反思。

其次，柳宗元又認為，盡管不能對文學的作用抱太大的奢望，但是畢竟仍須勉力為之，盡量使之有用。“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之道”。這里的“施之事實”和“輔時及物之道”，說得淺近一些，就是要求寫文章要經世致用，切中時弊，有益于時代和社會。由此可見，雖然韓愈、柳宗元的古文運動都重視“文”與“道”的關系，但柳與韓的“道”還是有所區別的。柳之“道”雖也以《書》、 《詩》、《禮》、 《春秋》、 《易》等五經為其“取道之原”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但他更注重文章所反映的現實內容，即本篇中所謂的“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于今，則宜垂于后”。這一后，在他的《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中的“道之及，及于物而已耳”;和《與楊海之第二書》中的“且子以及物行道為是耶非也?伊尹以生人為己任，管仲釁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為道，捨是宜無以為大者也”;都可以作為印證。

第三，由此出發，柳宗元激烈地反對不切合實際而徒具形式的作品。他說：“夫為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后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井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眾矣。”他反對“文勝質”并不等于不要文。 “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本篇中還流露出“不愿為人師”的情緒，與《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是一致的。

總之，這篇文章是柳宗元對文學的經驗之談，其中對文學作用的估價和要求文學有內容、反對徒具文采的看法，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