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論著·《對作篇》與《自紀篇》

是漢代唯物主義哲學家王充《論衡》一書中的最后兩篇文章，主要闡述其著作的動機、所遵循的原則以及用世目的。 《論衡》沒有專門論述藝術、審美問題，但卻包含著這方面的豐富內容， 尤其《對作》和《自紀》兩篇表現更突出一些。

王充有感于世道人心不古，“眾書并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因而產生了著書的動機， “冀悟迷惑之心，使知實虛之分……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他并且繼承了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認為圣賢“興文”，都是因為世道衰弊、民風邪鄙這種社會現實刺激的結果。他從唯物主義的立場出發，反復強調和申述了真實性原則，如何才能作到真實或“實誠”呢?他主要是從文與質或形式與內容這一對矛盾關系上進行論述的。他認為文章的內容與形式必須統一、文質必須副稱，同時強調實質內容的決定作用，“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為了充分表達思想內容，可以不考慮形式上是否華美。正因為如此，當別人責備他的文章“不能純美”時，而他卻毫無反悔之意。他說： “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不能喧賓奪主，不管內容是否需要而專事形式和辭采的雕飾。他還提出了實質內容相同，而形式、表現需要多樣化的觀點。他有一段很精彩的話： “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相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為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后稱善，是則代匠斵不傷手，然后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辨偽以實事。……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聲，皆快于耳。”王充提出上述原則和要求，與他的“勸善懲惡”的用世目的密不分的聯系在一起。他說： “故夫賢圣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補于正。而能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世用者，一篇無補。

王充以上所論，固然不是專門針對文藝、審美問題而發，然而卻包含著他的文藝審美觀點。因為他所說的“文”不僅指哲學、歷史和社會倫理，也指文藝，——王充的時代，作為文藝的詩賦文學和作為科學的哲學、歷史等等并沒有嚴格的界限，而經常是渾沌不分的。因此，他所說的“興文”自然包括文藝創作在內，他所說的真偽美丑自然也包含著美學意義。正因為“文”是一種渾沌不分狀態，王充的哲學又具樸素的、直觀的性質，使他對藝術審美規律缺乏認識，甚至有否定藝術審美價值的傾向。這在《對作》與《自紀》以及《論衡》的其他篇章中都有明顯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