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六歲時，就喜歡到大自然去尋找好玩的東西。高遠的天空，廣闊的大地，空中的浮云飛鳥，地上的走獸昆蟲，林間的花草樹木，水里的蝦蟹游魚…世界萬物，不僅好玩，還讓人沉思和遐想……大自然是一部看不完的大畫冊，是一本讀不完的大書，里面有無窮的奧秘，無盡的樂趣。”（《讀不完的大書》，朱維之）

1905年3月，朱維之出生于平陽（今溫州蒼南縣）仙居鄉朱家島村的一個種田人家。這位鄉村小牧童，咬著草莖，用好奇的雙眼觀察著世界，多年后仍在《讀不完的大書》中流露出年少時的興味盎然。7歲時，朱維之先在推行新式教育的家塾，后在教會辦的崇真小學上學，接觸了新教育、新文化，開啟了他一生的孜孜追求。

崢嶸歲月：進步青年投身《青年進步》

1919年，朱維之考入省立第十中學師范部，即現在的溫州中學。那時，新文化運動思潮云涌，五四運動點燃了熱血青年們的心，朱維之也如饑似渴地閱讀著創造社的郭沫若、郁達夫，文學研究會的謝冰心、朱自清的作品。1923年，著名文學家朱自清來溫教學，更是改變了朱維之的文學軌跡。當朱維之在教員名單上看到了仰慕已久的“朱自清”的名字時，高興壞了。哪成想教務處偏偏沒有安排他來教朱維之所在的班級。在班里年紀最小的他極力慫恿同學聯名要求朱先生任課，結果竟然成功了。從此，他與朱自清結下了師生之誼。

剛剛畢業不久的朱自清上課還有點緊張，經常急得滿頭大汗，但這絲毫無損于同學們對他的愛戴。朱維之和蘇淵雷、金溟若曾結伴到朱自清在四營巷的家中請教。朱自清告訴他們，寫作要養成勤寫的習慣，日積月累、積少成多。朱維之便積累了幾本“詩集”和“散文集”，懷著忐忑的心交給先生批改。拿回來時，只見上面滿是紫色墨水的批改和圈圈點點，不管是“諸作氣勢奔放，佳句絡繹”，還是“惟題材太狹，宜擴大生活范圍”，都滿浸著先生的殷殷期盼和拳拳之心。朱維之在朱自清的帶動與鼓勵下，與蔡雄、金貫真、蘇淵雷等同學組織文學社“血波社”，以文會友，抒發情懷。

中學畢業后，由于家境貧寒，為了不給家里增添負擔，朱維之便選擇進入免費的金陵神學院接受高等教育。在校期間，朱維之便將自己以前的思考和積累整理，試著投稿發表。1924年，他中學時寫的《墨翟的人生哲學》在上海《青年進步》雜志發表了！自此，朱維之便成了《青年進步》雜志的特約撰稿人，先后在該雜志上發表了《中國最早的文學家屈原》《詩仙李白》等論文多篇。

《青年進步》創刊十周年之際，主編者問朱維之能不能寫一寫十年來的中國文學。朱維之結合平常的思考，交出了《十年來的中國文學》（《青年進步》1927年，第100期），盤點了十年來中國文學觀念的變遷、十年來中國詩歌、小品、散文、戲劇、文學評論等，數點了葉圣陶、郁達夫、冰心、魯迅、夏丐尊等一批名家，成為我國較早一篇評論五四以來新文學的論著。同時他還寫了《李卓吾論》《李卓吾與新文學》等，表現其個性解放和革命思想。

1927年，北伐軍的革命風云席卷全國。他毅然決定投筆從戎，前往武漢加入北伐軍總政治部工作。朱維之的上級就是鄧演達和郭沫若，他被委派為第三軍宣傳科長。部隊沿京廣路北上，朱維之以車廂為辦公室，不分晝夜編撰宣傳資料，沿途分發。隊伍進入開封與馮玉祥部會師后，他還當了教官，給士兵講解《帝國主義》。兩個月之后，革命失敗。朱維之借翻譯愛爾蘭詩人葉芝的詩劇《心欲的國土》傾吐憂悶，“每當風在笑，在密語，在高歌，孤寂的心靈必要枯萎！”（《青年進步》，1928年，第117期）。

此后，朱維之在上海青協書局書報部擔任編譯員。革命的經歷給了他寫作的動力，在這大約兩年的編譯生涯中，他在《文社月刊》《青年進步》《野聲》等刊物上發表了相當多的文章，包括《戲劇之起源與宗教》《最近中國文學之變遷》等。他在編譯之余還寫了中篇小說《瑪瑙一般的希望》，短篇小說《天堂里的煩惱》《天堂夢》《小丑波白》《不法的幽靈》《信條》，短劇《懺悔》等。

1929年初，福建協和大學校長林景潤博士來上海招聘教師，當他讀到朱維之的論文《十年來的中國文學》時，便對其大加贊賞，決定聘用他。二十四歲的青年朱維之就這樣踏上了大學的講壇。初為人師，面對臺下的大學生們，沒有現成課本和備課件，他只能先用自己的論文當大綱授課，然而當時中國文壇新秀不斷，佳作迭出，必須不停研究補充。朱維之不禁想起敬愛的朱自清先生，去信向他求助。此時的朱自清已是清華大學的名教授，于是乎，每過一段時間便有一個《清華講義》郵包從北平寄給朱維之參考，這些講義雖不是關于現代文學的，卻使朱維之懂得了講課的方法。

聘期滿后，林景潤校長認為朱維之勤勉認真，很有培養前途，就安排他赴日本早稻田大學和中央大學進修兩年。在日本期間，他開始把文學思潮的變遷作為研究中國文學史的新道路。這段研究促使他后來寫成了《中國文藝思潮史略》，打破以朝代為序的慣例，以思潮變遷為中心闡述中國文藝史。

1936年，他開始在滬江大學任教。面對國內的戰爭動亂，他以筆做劍：“一切的誹謗，在事實面前不過是排空的濁浪，打在潔白的磐石上。浪多自粉碎；磐石終無恙！”（《實現的凱歌》1941年發表于《真理與生命》）。他鼓勵青年們愛國自強，為滬江大學民二十九年級作詞的級歌中寫到：“碧綠草原，自由天地，桃李芳菲，江潮漪媚。多士濟濟，潛心學識。樂園雖失，我儕深記，從此純鋼化成利器，于今再開自由天地。”期間他寫成了《中國戲劇史》《中國民間文學》等，但都毀于戰火。

學者生涯：學貫中西 著作等身

很多人接觸朱維之是從他主編的大專院校的外國文學史教材開始的。自1954年在南開大學教授外國文學起，他便長期從事一線教學，積累了大量經驗。經他發起倡議，聯合京津及華北地區一批專業教師，主編的《外國文學史·歐美卷》《外國文學史·亞非卷》和《外國文學簡編·歐美部分》《外國文學簡編·亞非部分》相繼出版。這套經典教材至今還在大學中沿用，惠及數百萬學子，曾獲國家教委優秀教材多個獎項。

朱維之精通英語、日語、俄語等多國語言，也翻譯過一些英文、俄文著作，但他最著名的還是翻譯彌爾頓的作品。彌爾頓是十七世紀英國著名的詩人、思想家、政治家和政論家，為啟蒙運動的到來吹響了號角。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朱維之立志要翻譯彌爾頓的三大詩作《失樂園》《復樂園》《斗士參孫》。1951年，他完成了首部《復樂園》的中譯本并出版。而之后的兩部卻是命運多舛。1958年的大躍進及隨之而來的“文革”中，朱維之率先受到沖擊，被打成“牛鬼蛇神”。他坦然面對種種磨難，從不怨天尤人。白天在“牛棚”勞動改造，回家后悄悄寫作，翻譯彌爾頓的詩劇，從斗士參孫身上汲取力量。經歷過抄家、重譯、補譯、修改、潤飾，《失樂園》《斗士參孫》終于在二十多年后出版。

翻譯要做到“信、達、雅”已不容易，而翻譯詩歌比翻譯文章要難得多，既要達意，又要符合其神韻。“這是一種難度較大的藝術工作，不但要把原著的字句翻譯出來，更主要的是要把它的思想、精神傳達出來，還要把作者的特殊風格表露出來。還要有適當的修辭之美，使人讀了可以得到藝術上的享受。”（朱維之，《翻譯與文學修養》）因而，每一詩句都要推敲再三、字斟句酌，方可落筆。朱維之數十年嘔心瀝血，翻譯、研究彌爾頓的詩歌作品，數量之多、質量之高，國內無人能夠匹敵。其中煌煌巨著《失樂園》凡十二卷，一萬多行，是國內最早的一部全譯本。

對希伯來文學和《圣經》的研究則在朱維之少年時就已萌芽。基督教家庭的他自小就對圣經耳濡目染，而圣經除了宗教性，其中很多的優美詞句深深吸引他。他中學時曾請教過朱自清，朱先生說《圣經》中有不少很好的文學作品，像《雅歌》等就很有文學價值，但誰也不注意《圣經》與文學的關系。自此朱維之便放心地把《圣經》當作文學書來研究，特別喜愛其中的詩歌，寫出了《舊約中民歌》《歌中的雅歌》《希伯來民歌》等論文。他認為：“希伯來文化原是東方文化的一個具有特色的部分。從地理上看，它處于歐亞兩洲的中心，從歷史上看，它向東西兩方面擴大影晌，遍及世界各地。它的文獻——《圣經》《次經》《偽經》和《死海古卷》都富于感情、哲理和美麗的想象，是情文并茂的文學寶藏。” （《希伯來文化和世界文學》。）

抗戰時期，上海成了“孤島”，生活極不安定，朱維之家搬了三次，最后搬到了租界的一幢三樓通樓單元，上面有個亭子間，他就在斗室里寫作。每天從學校回來后晚上還寫到很遲，寫成了《基督教與文學》（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41年出版）。這是我國首次系統論述基督教文化和《圣經》對世界文學的重大貢獻，被譽為“空前的第一部著作”。新中國成立后，他還出版了《文藝宗教論集》《圣經文學故事選》《希伯來文化》等多部作品。九十高齡時還受季羨林之邀編寫《古猶太文化史》。

朱維之一生積極倡導比較文學，重視中國傳統的文學比較研究法，先后擔任天津比較文學研究會首任會長、中國比較文學學會顧問。1983年6月，在天津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性比較文學學術會議上，他作了題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回顧與展望》的報告：“我國古來雖然沒有‘比較文學’這個名稱，但早就有了這門學問。從二千多年前孔丘選輯詩三百篇開始。”當時比較文學剛在中國興起，他的觀點在參會的全國代表中引起了轟動。他認為，中國的比較文學應當顯示出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學者應當在吸收、借鑒國外比較文學的先進理論和實戰經驗的基礎上，走自己的路。

不教之教：一門三杰 桃李天下

上世紀20年代末，朱維之與范德瑩女士成婚，相攜共度一生。范德瑩出身在平陽鰲江的大戶人家，娘家開魚行。她年輕時先后就讀于寧波女子中學和寧波婦產科護士學校。朱維之忙于做學問，教書，家中的事務均由妻子承擔。他們感情甚篤，共育有2子，長子朱鳴海，次子朱明武，均為我國科技專家，在各自的領域里作出了突出貢獻，父子三人均獲得國務院的政府特殊津貼。他的孫輩也多為各大院校教授。

朱維之的教育秘訣就是不教之教，即言傳身教。朱維之對孩子的教育，不論是學習上還是精神上，都沒有壓力，使他們輕松愉快地度過青少年。在兩兄弟的眼里，他是一個最慈祥的父親，一個最善良的益友。長子朱鳴海說，“我們的人格形成深受父母的影響，他們給我們的最大影響就是身教重于言教。他們以自己的行動為我們樹立為人正派誠實、熱愛學習、忠于職守的榜樣。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繼承了父母的品德，這是父母留給我們的最好遺產。”

上海文藝出版社原社長兼總編輯丁景唐，在91歲高齡時還念念不忘恩師朱維之不顧個人安危的掩護之情。1948年，朱維之任滬江大學中文系主任，他得知學生丁景唐因參與地下黨活動被反動派列入黑名單而流亡香港，于是寫信要他回滬，聘任他為助教，負責大一國文E班課程。師母范德瑩聽說丁景唐妻子即將生育，還親手縫制一件五顏六色的百衲衣給他。他就這樣在老師和師母的關懷下，隱居在滬江大學，躲過了敵人的黑爪。他還曾幫助從事地下黨革命活動的故鄉友人陳再華，推薦他到美國人辦的廣州培正中學教書，掩護他的共產黨員身份。對待他的學生和后輩，他始終謙和平等，從無半點居高臨下之氣，讓學子后生們在寬松的環境中放開手腳。

“歲暮鄉思切，爐火正黯然。手握舊時卷，每誦不盈篇。投卷起徘徊，忽來錦字箋。寥寥數十語，一字一珠簾，置諸懷袖中，樂子意難宣。語長心鄭重，千里如相傳。”（朱維之，《詩錄：答友人》）。從溫州走出的這位大家，為文為學筆耕不輟、治學嚴謹，做人做事寬容大度、謙虛樸實。他留在人間的不僅有文學馨香不散，更有德范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