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 子

年伯鷗是我的一個“發小”，很各色的一個人物。此人不光行為舉止與眾不同，常做些出人意料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而且其外觀也很有特色，這么說吧，假如你在我們市場街上看到一棵蔥，蔥頭朝上，戴著眼鏡，會走，那就是此兄。

年伯鷗和我都出生在市場街。市場街是一條老街，在歷史上很有名，據說清朝的時候就有了，而且是先有的市場街，后有的我們這座城市。以前市場街的位置是市中心，現在它已經被擠兌成郊區了。市場街的市場也早就沒有了。現在的市場街只是居住區，住滿了市場街的遺老遺少，堆滿了違章建筑，成為了歷史悠久和發展滯后的代名詞。這樣的歷史和現實使我們這一代市場街人骨子里有些驕傲，面子上有些尷尬，辦事做人都有些神神道道的。

現在的市場街只能從一支民謠里去體會出一點它曾經是市場的端倪了。凡是在市場街長大的人都從小就會念叨這支民謠：“五馬換六羊，六羊換七雞，七雞換了個響東西，響東西換了塊西瓜皮。西瓜皮，換什么，想好了我再告訴你。”從民謠里去追溯市場街，給我的感覺市場街在當年好像不是一般意義上以貨幣交換物資的市場，它盛行的應該是以物換物、物物貿易，而且人們在這里換來換去都是把腦子換出了毛病的，越換越虧本的。

不管怎么說，我們一代又一代市場街人都是珍視這支民謠的，把它看成是上一輩留給我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所以這支民謠口口相傳了許多年，還一直保留著它的原汁原味。以前有點兒變化，也就是在說的時候加上表演什么的，比如說到羊的時候做個羊的動作，說到雞的時候比畫個雞。后來，大約一直到我上中學了，這民謠才有了發展，被人在后面狗尾續貂一樣加了一句糙話，說是“換你個屁，滾一邊去，換來換去的干什么你！”

加了這句糙話之后，念叨這民謠就逐漸演變成了一個表演活報劇一樣的游戲，要由兩個人或者兩幫人一來一去地對著說，要等一個人或者一幫人把前面的內容說完了，再由另一個人或者另一幫人往前探出身子，跺著腳，聲色俱厲地用類似大批判的口氣去把這句糙話說出來。

現在回想起來，罪過得很，這句糙話應該就是出自我的嘴，由我來“首說”的。但也是事出有因，我是被迫的，罪魁禍首應該是年伯鷗。當時是年伯鷗把我逼急了，我是急不擇言，創造了這句小孩子氣的糙話。

一

年伯鷗姓年，但是那時候他還不叫伯鷗。年伯鷗后來怎么叫了年伯鷗，咱們以后再去說它。

那件事發生在公元一九七十年代。那一年我還是高中生，年伯鷗剛剛開始工作，在一所小學當音樂老師。那一年年三十上午了，我奶奶才發現家里置辦的年貨還不夠齊全——葵花子、白瓜子有了，沒有黑瓜子。硬糖有了，沒有軟糖和蝦酥糖。

我說我去市里看看吧，快去快回就是了。其實我也有心事——奶奶信教，家里從來不貼春聯不貼福字，需要弄點別的東西增加點過年的氣氛。我乘公交車到市里買了糖果瓜子，還買了二兩好茶葉。又去了工藝美術商店，選了兩串帶小燈籠的紙花，卻發現賣小擺設的柜臺里有一朵黃色的小花，塑料的，孤零零地躺著，標價是七角二分。

我讓售貨員拿出來看看。那時候剛剛開始有塑料花，很稀罕的。我看那小花黃得很是嬌艷，溫潤如玉，寥寥幾片葉子，莖兒微彎著，臉兒斜仰著，一副楚楚動人的樣子，心里著實喜歡，有些激動起來。又覺著只這一朵有些孤單，便問：“還有嗎？”售貨員說：“只剩這一朵了，要不哪能留到現在。”我想：一朵就一朵吧，一朵有一朵的味道。便買了，怕壓壞了，就讓售貨員不用包了，一只手拎著那些好吃的，另一只手擎著這枝花。看看時間已是下午，也顧不上吃飯了，急匆匆往家趕。

在公交車上，在路上，那朵小花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用它那一點黃色激活了人們心里許多久違了的感覺，使他們臉上浮現出了溫和的表情。要知道那時候城市已經被文化大革命搞得面目全非，人們都驚魂未定的。那一年的冬天又冷又干，到處彌漫著的是一種光禿禿的灰暗。

在眼看就要到家的時候，我突然遭遇了那棵蔥——那時候他的蔥葉子本來在飄移，現在突然地不動了。他從老遠的地方就把他眼鏡里的那兩點兒睛光聚焦在了我手里的小黃花上。

少頃，他才眼不離花地直直地走了過來，走到我跟前就把眼鏡伸到了花上，一邊推拉搖移地觀賞，一邊表情由驚奇變為贊嘆，半晌，才抬頭問我：“哪來的？”

我感到莫名的緊張，說：“還能哪來的？買的。”接著說，“幾點了，還不回家去過年？”說完捏緊花趕緊走了。

我沒回頭，但知道年伯鷗就站在那里，沒動，一直盯著我的花。我感到后背都被他盯穿了似的。

我進家時，父母正和奶奶一起忙著包餃子。我顧不上喝水吃飯，趕緊翻箱倒柜地找花瓶。家里只有一對畫著獅子狗的插瓶，對小黃花來說太大了，也不搭調。翻來翻去，在飯櫥的抽屜里找到一只燙酒用的小瓷瓶，白的，細溜溜的，卻有脖兒有肚兒的，巧的是上面也淡淡地畫有一朵小花，像是小黃花的“宅徽”似的。我趕忙在瓶里灌了水，一想，不用的，又趕緊倒掉。我把花小心翼翼地插進去，插不到底，但是葉子正好可以把花架在瓶口上。

我滿屋里端詳了一遍，發現只有寫字臺上的收音機上是最合適的地方。那里對著門，那臺“美多牌”收音機的淡黃色木外殼與黃花很協調，屋里唯一的電燈也正巧就在收音機的上方。我把花瓶放在那兒，轉了轉角度，給花擺了擺姿勢，然后又趕緊把買來的紙花掛起來，在房間的四個角上交叉著拉了兩條對角線。最后，我歪了頭，屏住呼吸，盯住那花，拉亮了電燈。

此時天色已經昏暗，外面已經有了鞭炮聲。燈光豁然亮處，那小黃花一下子就把所有過年的東西過年的心情都串聯了起來，點燃了起來。

我興奮地喊：“奶奶、爸爸、媽，看！”大家一起停下手中的活兒，轉動著脖子上下左右地看，最后都把目光停在那小花上。全家人的心陡然亮堂了，驚異著一朵花竟會帶來這么大的變化。父親一邊連聲說：“好好好。”一邊在屋里轉挪騰移遠觀近看打量那花，又問我母親說：“啊？”我母親少言寡笑，這時也微微一笑說：“好，好看。”我奶奶借題發揮，說：“好，好得有好人去打點。”

正說著，有人敲敲門，不等里面人答應，那人已經自己進來了。

進來的不是人，你看不見人，只看見一個藍布筒子，很厚很重很肥很大。藍布筒子上面卻又毫無規則地釘了些大扣子，掛了些鐵鏈子，穿了些布帶子。筒子上邊頂著個棉帽子，下邊只露出兩只棉靴子。帽子和筒子的接縫處露出一副眼鏡。眼鏡一遇熱，很快結了霧。那人摘下眼鏡，露出一小片白光光的臉，眉毛眼睛都是輕描淡寫的，燈影里根本分不出筆畫。直到來人解開扣子打開藍布筒子露出里面的瓤，一家人，除了我，才知道來的是年伯鷗。

我是從聽到敲門聲的時候就知道那不會是別人。一是別人誰在大年三十下午五六點了還串門。二是我對這廝的到來有預感。

我奶奶和年伯鷗熟。她手里忙著活，來不及理會他，只是說：“別叫著他走啊。”奶奶擔心年伯鷗神神道道的，大過年的再把我給叫走了。

我有預感，不敢去搭理年伯鷗——從他一進門，我就搶過父親手中的搟面杖，低頭搟起餃子皮來。

年伯鷗戴好眼鏡，摘下帽子，頭上那些自來卷的“蔥根”冒著熱氣，尷尷尬尬地站在那里，眼睛卻在找東西。

我父母對年伯鷗了解甚少，對他此時造訪摸不著頭腦，又見他著裝怪異，便感到疑疑惑惑的，雖然沒說話，但時不時地便偷覷他一眼。

過了一會兒，他靠攏我戳我一下，說：“我來是讓你看看我的羊皮大氅，好不容易趕在年前做好了。”接著又訕笑著向大家解說：“不是備戰備荒，不是要打仗么，我做這件大氅是為了逃難的，到時候我穿上它就什么都不用帶了，往地下一滾就能睡覺。我還買了一套理發的工具，準備逃難的時候給人理發掙飯吃，只是沒買到那個一擼就響的‘鐺鐺’，沒人知道哪有賣的。”

我這才明白過來，原來年伯鷗那藍布筒子就是他絮聒了大半年的羊皮大氅。據他說那是他針對國內國際形勢按照偉大領袖講話精神精心設計的，是空前絕后獨一無二的。他要求那玩意兒要穿上是衣，躺下是被褥，支起來能當帳篷，扎起來還能當背包，裝糧草，所以其設計制作的難度可想而知。他是從內蒙古搞來一拃厚的老山羊皮，勸說已經歇了業的老裁縫出山，又市里市外地跑了大半年，投入了近三個月的工資，總計達一百一十多塊錢——那時候的一百一十多塊錢多值錢呀——才制作完成了這件稀世珍品的。

我不理他。繼續搟餃子皮兒。

年伯鷗看我沒接茬兒，就尷尷尬尬地站著，只站了一會兒，就開始齜牙咧嘴。那大氅實在是太厚太沉了，掛在他纖弱的身上，好像有許多個胖子打著墜墜兒往下拽他。他想在椅子邊上坐坐，剛欠了欠身，老羊皮就支楞了起來，顯示出了潛在的帳篷功能，使他根本坐不下去，要歇息一下的話，只能就地躺下。

年伯鷗想了想，突然戳我一下，然后自己先拖動大氅窸窸窣窣地移動到了外間。我家是里外兩間，里間有炕，是臥室；外間有灶，是廚房。外間沒亮燈。年伯鷗在黑影里等了一會兒，見我還是不理他，便又從外間伸出頭來，壓低聲音喊起我來。我還是裝作聽不見。我奶奶這時候大聲對著外間說：“有什么事明天再說吧，行不？”

奶奶是怕大過年的，他又來拖著我出去玩兒。這種事兒他常干。

外間卻半天沒有了動靜。

又過了一會兒，我母親歪頭從里間窗上看看外間。我奶奶小聲問：“走了？”我母親笑笑，搖搖頭。我父親有點兒不耐煩了，對我說：“你快去看看吧。”

我不情愿地放下搟面杖，拍拍手上的面，走到外間。

年伯鷗正叉開兩腿，直直地站著大口地喘氣。他的大氅往兩邊咧開，滑到了肩下，下擺都堆到了地上。

我生硬地問：“干什么？”

年伯鷗咽了口唾沫，豎起一個手指，壓低 聲音說：“把那朵花給我吧。”

我立刻說：“為什么！”

年伯鷗定定神，說：“我回家跟我媽說了，說阿正買了一朵花，好煞了。我媽說人家能給你？我說怎么不能。我說我們倆可是最好啦。”稍停，又補充說：“我哥哥也從內蒙古回來了，我想讓他也高興高興。”

我耐住性子說：“你沒看見放在我家收音機上是什么效果嗎？我們家過年還從來沒有這么好的氣氛。”

年伯鷗說：“放在我家的鋼琴上更好。花瓶我都準備好了。”

我們說話雖是壓低了聲音，里間的人還是大體聽明白了。

此時我父親走過來對年伯鷗說：“你請進來吧，在這過年吧。”

年伯鷗忙說：“不了，不了，我走了。”說完使勁把大氅拉上肩，走出門去。

約莫我爸爸已回到里間，年伯鷗又突然轉身回來，拉住我的手拖著我就走，一直把我拖出院子，拖到街上，這才站定了，繼續可憐兮兮地說：“給我吧，要不我回去怎么交代？我跟我媽我哥哥都說了，說阿正一定能給我。”一邊說一邊把眼睛躲避開我，把手伸出來撫摸我的衣領。

我說：“這花拿回家，就已經不是咱倆的事兒了，也不是一朵花的事兒了。”

他聽不懂似的看著我，我知道，他在那磨時間，想主意。僵持了一會兒，他卻突然喋喋不休地歷數起以前他對我的許多好處來，什么請我吃好東西，把他的好衣服借給我穿之類的那些破事。

我看著他那蔥白一樣的嘴臉，真想伸手給他一巴掌。我想這巴掌打在年伯鷗那樣的臉上一定會感覺很特別。

年伯鷗看出了我的想法，說：“你敢‘螞’著我！”

“螞”是方言，“碰”的意思。年伯鷗說話語音很亂，基本上是通用普通話，卻時常夾帶些各地的方言土語。他要的是那面包夾大蔥蘸醬的味道。他現在說方言，有幽他一默緩和氣氛的想法，因為平時他如此這般的時候，我總要笑的。

但這次我根本沒理那個碴兒。我說：“我怎么就不敢‘螞’著你，你有什么了不起，我練過武術你不知道！”說著，就進步，就出招兒。

年伯鷗轉身就逃，一直踢踢拖拖跑出老遠，才停下來，卻突然說：“要不我拿大氅換你的花吧。不過，你得再找給我一百塊錢。”

我先是一蒙，接著才反應過來。我想好你個年伯鷗，原來你是早就計劃好了來算計我的。你是要一舉兩得，一邊奪走想要的小花一邊處理你的累贅大氅的。于是我立刻氣得變了聲地說：“換你個屁，滾一邊去——換來換去的干什么你！”（這不，這就是“續貂”的“狗尾”的出處。）

我和年伯鷗交往多年，一直沒有撕破過臉皮。那時候年伯鷗直愣愣地站著，一時沒了動靜。我有些后悔剛才的反應過激，但是轉念又一想這樣也好，看他還能怎么地，他臉皮再厚，也就到此為止了吧。于是我裝作余怒未消地轉身就往家里走去。

進了屋，關上門，一回頭，年伯鷗的臉卻就在我身后，就鑲在門玻璃上。

這一下子我頭皮一炸，感覺自己就要瘋了，我猛地拉開門對著年伯鷗的臉大喊一聲：“你到底要干什么你！”

看樣子年伯鷗是被我突如其來的發瘋嚇壞了，只見他直直地看著我，突然踉踉蹌蹌地往回倒退，一腳踩進院子中間的下水池子，一屁股坐在池子沿上。幸虧下水池子凍了，爛菜葉子魚腸子也是硬的。年伯鷗被裹在大氅里，好不容易才掙扎著爬起來，紅著臉，不看我，也不說話，只在那里翻動身子拍打大氅上的污垢，卻沒有撤退的跡象。

我瞪直眼睛看了年伯鷗一會兒，隨即旋風般地進了屋，誰也不去看，拿起那朵小花，飛奔到屋外，把花一下子甩在年伯鷗身上，又回身“嘭”的一聲關上門。然后我倚在門上，閉了眼，長長地呼出一口氣，差點兒哭了出來。

過了一會兒，我父親過來看看我，說：“你怎么交這樣的朋友！”

我奶奶聽見了，說：“行了，什么也別說了。哈利路亞，感謝贊美主！”

大家默然，都避免再去看那個沒有了小花的花瓶。它現在又還原為一只酒壺了。

過了一些時候，我母親去倒洗菜的臟水，卻被門口的一堆東西絆了一下，歪倒在地，大聲叫我父親：“趕急！”

我父親扶起我母親，把那一堆東西拖進屋里。大家一看，卻是年伯鷗的老羊皮大氅。

我父親看看我說：“他這是干什么？”

我沒說話。我的預感應驗了。

我父親說：“用這個換朵塑料花？”一會兒又說一遍：“他這是干什么？”

我奶奶攔住我父親的話頭說：“干什么？有數的。‘五馬換六羊’唄！快給這個敗家子送回去，咱不占人家便宜。”

這時候我看看羊皮大氅，不禁噴出了一個笑，又趕緊憋了回去。當然，在我的家人面前，我對年伯鷗要倒找一百塊錢的事一個字也沒提。我提起那件大氅，把它拍打干凈，穿在了身上。我奶奶見狀，立刻說：“你可別燒起泡來。”我說：“何至于。”但是后來發生的事情說明我奶奶的擔心并非多余——我穿著那件大氅晃晃蕩蕩只走了一半路程，頭上就冒了大汗，而且第二天我的嘴上果不其然就起了一串燎泡。當時我發現我出汗以后可是立刻脫下大氅的。我是抱著那死沉的一堆老羊皮走完半條市場街，走到年伯鷗家門口，把大氅堆放在他家門口一塊干凈的地方。我敲了敲年伯鷗家的門，隱約看到他出來了，我才離開的。

要不然把這么值錢的大氅弄丟了，那我可就跳進膠州灣也說不清楚了。

二

年伯鷗自小有音樂天賦，最擅長鍵盤樂器。說起來你也許不信，我們市場街在近代并不出產商賈之輩，就是出產也頂多是出產個小商小販的沒什么大啦氣的人物；但是我們市場街在近代卻接二連三“出產”了不少音樂人，其中又數演奏西洋樂器的居多。而且吹拉彈唱一應俱全，幾乎把西洋樂器的種類給占全了。

于是，我們自稱為“市場街樂派”。我和年伯鷗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我從小是一邊學畫畫一邊學拉小提琴。年伯鷗吹拉彈唱都弄過，他都會，但他最后定位在彈鋼琴。

我和年伯鷗性格絕對不同，但我們卻交往了這么久這么密，就是因為音樂。我們經常在一起切磋技藝，他還為我的小提琴獨奏伴奏過，我卻不知道他的鋼琴是怎么樣練成的。不知道他是否扎扎實實地練習過車爾尼的鋼琴練習曲，練了多少，練到什么樣的程度。而年伯鷗對此卻閃爍其詞。

我們“市場街樂派”的人大多都對自己的成才之路諱莫如深。

我對別人說我的小提琴老師是中央芭蕾舞團的首席，但是其實我只是在芭蕾舞團下基層體驗生活的時候接受過那位老師的一次指導而已。而對于年伯鷗，我只知道他的啟蒙老師是某老太。他小時候家里沒有琴，曾在膠合板上畫了琴鍵練習，效果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反倒是文化大革命成全了他，某老太為了躲避紅衛兵，把她的德國蒙德瑞藏到了年伯鷗家，在那個特別講出身的時代，年伯鷗家的成分好，某老太把琴放在他家，是萬全之策，而他，也就有了真琴來練習了。不管外界如何評價年伯鷗的琴藝，質疑他的資歷，我卻是親眼見證了他在藝術上的崛起——年伯鷗是島城本埠第一個登臺演出鋼琴伴唱《紅燈記》的人。差不多是緊隨殷承宗之后，他就在工人俱樂部的劇場閃亮登場了，為他配戲的還是省里來的名角。那之后又過了不久，當鋼琴協奏曲《黃河》新鮮出爐后，他又很快就把那部偉大作品啃下來并且也登臺演出了。

當然，演奏《黃河》，年伯鷗就不能夠獨自崛起了，就需要我們市場街人來集體崛起了。

文化大革命中期，專業文化被搞得七零八落的時候，業余文化就蜂擁而起搶占了無產階級的文化陣地。

我們“市場街樂派”的音樂人就在那時候揭竿而起，組成了“星海樂團”。

為了披上合法的外衣，我們掛靠到了與市場街毗鄰的文化館旗下，由文化館負責音樂的文老師擔任樂團的指揮，我擔任首席。文老師是被我們七手八腳抬上轎的。他的專業是民樂，他對搞管弦樂隊心里根本沒底。他一開始也的確是連五線譜也不識，更別說是去讀管弦樂隊的總譜。所以他這個指揮主要是擺樣子的。其實我們都是邊學邊干。我的小提琴那時候也是連“開塞”還沒有拉好。所以“星海樂團”一開始只敢排些管弦樂的小品，后來是年伯鷗勇彈《黃河》的精神激勵了我們，使我們決定排演《黃河》。說起來你也許不信，我們邊學邊練，夜以繼日拼了半年，還真的就上臺演出了。這個有史為證的——文老師曾經拿了我們演出的錄音和照片進京，到文化部群文司匯報過。群文司在專業刊物上報道了這一“壯舉”，題目是《文化大革命又結碩果，業余樂隊奏響黃河》。

奏響歸奏響，我們心里有數，《黃河》這部作品在藝術和技術上都十分了得，超過了我們的能力——超過了我們樂團總體的，超過了文老師的，也超過了年伯鷗的。

公理公道講，從總體上瞇了眼粗看，年伯鷗的彈奏基本上是說得過去的。如果不用“基本上”這個瞎客氣的詞兒，那么說是成敗參半會更符合當年的實際。第二段《黃河頌》年伯鷗彈得深情感人，極富歌唱性。第三段《黃水謠》他彈得纖巧華麗到無與倫比，比原創版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一段《黃河船夫曲》和最后一段《保衛黃河》卻只能說是牽強附會。因為這兩段都不客氣地挑戰了年伯鷗的體力、技術以及情感。年伯鷗的情感怎么說也是缺少些壯懷激烈的。他的手指也是蔥質的，纖長多汁而缺少肌肉，這使他的和弦和八度的技術在先天上就有缺陷，他又缺少體力去支持。如果連續演奏的話，他的體力到了第四段早已透支，所以說這個“牽強附會”還只能是就第一段而言。

我們的首演是一件大事情，驚動了市里的領導和文化精英以及音樂巨擘。那是我們許多人終生難忘的一天。那一天，對“我們的《黃河》”、我們“市場街樂派”以及年伯鷗個人今后的命運都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在樂隊里我的位置當然是緊靠著年伯鷗，所以我能夠很清楚地“洞察”他的演奏。前三段我們樂隊、文老師、年伯鷗都表現得還可以，雖然也有小紕漏，單簧管冒個泡兒，圓號走個音兒什么的，但是都無傷大雅，大部分觀眾聽不出來的。但是到了第四段，我們卻險些砸在臺上。首先是年伯鷗的鋼琴出問題。那一天他彈的那個第四段根本就不是牽強附會，是失控到沒有人意只靠天意，是茍延殘喘，是險象環生，是欲速不達欲強不行欲蓋彌彰卻又欲罷不能；那些快速的八度是掉了鞋還提不上褲子的；那些一抓一大把的和弦抓不起一大把，只好丟三落四，即使勉強都摸著了，也是用力不均的。公理公道講，到了第四段我們樂隊也是表現得訓練無素的，都是兩股戰戰幾欲先逃，把“競奏”的部分搞成了“競走”。至于文老師，他本來就對第四段里的兩拍子的三連音無能為力，在演出前就對第四段失了自信。在演出前他甚至都悄悄對年伯鷗安排過后事，他說：“如果一旦發生混亂你別管我，你就跟著自己的感覺往前走吧。”

可是，第四段開始不久，我就感覺年伯鷗他“自己的感覺”是他就要不行了。他的手已經不是自己的了。不是他在彈鋼琴而是鋼琴在彈他，彈得他渾身散了架子了。他掉進黃河里了。他哪里還顧得上打鬼子。后來他連自己的隊伍都找不到了——那時候文老師率領管樂聲部集體迷失，鉆進青紗帳里出不來了。那時候年伯鷗自己在激流漩渦里獨自掙扎，時沉時浮，面露驚懼之色。那時候要不是我當機立斷，率領弦樂聲部大膽地擺脫了文老師，及時地去營救他，他真的就完蛋了。我們全體也就真的完蛋了，癱在臺上了，全都死了，藝術生命也就此終結了……

幸虧，那時候就要奏響時代的最強音《東方紅》了。那時候《東方紅》像一條救生的大船停在我們前方的某個渡口，給了我們生的希望。我們手忙腳亂順流而下紛至沓來，我拖著弦樂、年伯鷗拖著鋼琴、文老師拖著管樂，我們從好幾個方向爬上了船，我們迅速地整理好隊伍，終于在奏響《東方紅》的第一個音的時候步調一致了，勝利會師了……

那一刻，我們內心真是充滿了大難不死劫后余生的欣喜，充滿了對偉大領袖的感激，感覺毛主席真的就是我們的大救星，所以我們心潮狂涌，“呼兒嗨呦”一擁而上，用無與倫比的熱情齊心協力，豁出命去奏響了那首千古絕唱——我們弦樂隊沒命地晃動，比中央樂團都有過之而無不及。管樂部為了將功補過，更是干勁倍增。很多人一邊演奏一邊熱淚盈眶。年伯鷗雖然驚魂未定，但是也掩蓋不住死里逃生的激動，在那里盡力抖擻起衰微的激情。那時候我們樂隊已經不由他引領了，我們瘋狂地掀起了樂曲結束時的那一陣驚濤駭浪，把年伯鷗一下子就沖上了沙灘……

當樂曲全部結束的時候，年伯鷗真的好像剛被沖上岸似的，水淋淋地癱軟在琴凳上。

觀眾卻沸騰了。掌聲雷動，經久不息。觀眾的主體都是市場街的父老鄉親。他們感覺真正的自豪。感覺《黃河》是他們家的事。感覺我們這些孩子真是出力了——尤其是彈鋼琴的這個伙計，平時看他病病怏怏的，沒想到頂屬他忙活得最賣力。

領導和專家也都被我們的激情點燃了，燒糊涂了，忘記了我們的毛病。有點負面意見也被贊美的聲浪淹沒了。

當然，后來我們越演越熟練，越演越像樣，到處受到邀請去演出，迅速紅遍島城本埠內外。

年伯鷗也因此出名。他可真是“大難不死，必有后福”。到一九八幾年，他已經收下了超過兩打的鋼琴門生。那時候，人們的觀念開始變化，教琴也可以直截了當地收費了。那之后年伯鷗便有了許多收入，擁有了三架立式鋼琴。某老太那架老德國蒙德瑞也歸了他——某老太逝世了，年伯鷗只用幾百塊錢就把某老太兒子擺平了。

到了這時候，年伯鷗自然而然地就想擁有一架大鋼琴了。

大鋼琴就是三角鋼琴，是真正的樂器之王。從專業角度講，立式琴簡直不能夠算作琴，只是練習用品。替代也不能全替代。簡單地說，鋼琴的聲音品質是由鋼琴的弦長和體量決定的——弦越長，聲音越豐美；體越大，聲音越恢宏。現代的鋼琴音樂，是為大鋼琴寫作的，因此只有在大鋼琴上才能完美再現或者進行二度創作。所以現代的鋼琴演奏技巧，到了高層次，也只能以大鋼琴為切磋對象。搞鋼琴專業的人，都想有架大鋼琴。

有一天，年伯鷗通報我說他從上海弄回了一架舊琴。琴不是買的，是用那架老德國蒙德瑞換的。

我去一看，脫口說：“什么東西！”

這哪是鋼琴，只是個大木箱子而已。箱子也是個破箱子，蓋板龜裂彎曲，塵封多年，已經看不出有沒有油漆。還缺了一條腿。缺腿的地方現在墊了一摞磚頭。內部更是缺七少八，亂七八糟，還不如外表。如果老蒙德瑞是“五馬”，那這個破爛家伙別說“六羊”，連“七雞”也不是。也不是“響東西”——當時還彈不響。

我對年伯鷗說：“好啊，這不說有就有了大三角了么，安心睡覺吧。”

說到睡覺，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兒。我說：“可是，你讓你媽在哪睡覺？”我為我的發現拍手大笑，又說：“在哪兒睡覺，啊？”

年伯鷗白了我一眼，說：“幸災樂禍干什么！睡覺還不好說，這個東西還不比床大！”

年伯鷗家也只有里外兩間屋。那時候，年伯鷗父親已經去世，她母親一人住外間。現在外間被“鋼琴之王”占領，年伯鷗想讓他媽睡里間，他睡鋼琴。他媽卻對年伯鷗說：“哎呀我在外間替你看門看慣了，我在里間睡不著覺。”爭了半天，還是她媽把樂器之王做了床，在上面鋪上被褥，每天踩著凳子爬上去，戰戰兢兢地，把半大的“解放腳”磕磕，盤腿坐在琴蓋上。

我一見年伯鷗他媽坐在鋼琴上，必須馬上逃離現場，要不然笑又不能笑，憋又憋不住，表情會又怪異又難看，讓他媽看見豈不難堪？

您別說，年伯鷗就是年伯鷗。年伯鷗為修這架大鋼琴又忙了一兩年。他請人雕刻一條鋼琴腿，又搜羅各種零部件，自己動手解剖開挖這件大家伙。那些日子，我經常見年伯鷗氣喘吁吁地奔走，身邊戳戳啦啦地帶著些鋼琴的器官，后來他發現自己還真不行，又四處請修琴高手來幫他整。換了一個高手又一個高手，修好了這里，又壞了那里。

最后終于修成了，這大鋼琴卻是個“植物人”，只能靜躺在那里，不敢彈，怕一彈彈散了架子。

于是，年伯鷗又覬覦文化館的那架三角琴，就是演奏《黃河》用的那架。那可是一架世界名牌兒“雅瑪哈”，只不過是小型的那一種。

公理公道講，沒有文老師，文化館就沒有“雅瑪哈”，因為那架琴是文老師發現的，是文老師搶救回來的。

當年，文老師偶然得到一個消息，說外貿醫院伙房的倉庫里有一架“雅瑪哈”。外貿醫院的前身是教會醫院，“雅瑪哈”像二戰時的猶太人一樣，是從“文革”初期被砸毀的某個教堂死里逃生，跑到外貿醫院伙房的倉庫里來避難的。醫院院長怕惹麻煩，并不情愿收留它，所以文老師提出文化館可以收留“雅瑪哈”的時候，院長很痛快，他一揮手說：“快拉走快拉走，醫院要這么個“封資修”玩意兒干什么！……”文老師大喜過望，親自指揮，親自“駕轅”，把“雅瑪哈”用地排車拉回文化館。醫院方面可能怕留下窩藏罪的案底，連移交手續都沒辦。

年伯鷗雖然對“雅瑪哈”垂涎三尺，平時卻無從下手。他試探過文老師，知道無空可鉆。文老師和“雅瑪哈”情同養父子。但是年伯鷗不死心，他堅持認為文老師不是搞鋼琴專業的，會貽誤“雅瑪哈”的前途，把“雅瑪哈”“過繼”給他，“雅瑪哈”才會有出息。

年伯鷗終于得了一個機會——文老師去省里參加業務進修，要離開文化館半年，這期間，“雅瑪哈”的監護人是笙館長。笙館長有可以攻破的弱點——他好酒貪杯。

年伯鷗送給笙館長兩瓶茅臺，然后壓低聲音說：“笙館長你把‘雅瑪哈’換給我吧，以琴換琴，大三角換小三角。”他四顧無人才又說：“笙館長你聽我說，據我所知，第一，這臺琴沒有產權登記；第二，文化館除了老文沒有人懂琴，所以我們可以不必聲張。退一萬步講，即使被發現了，以大換小，別人也不會有非議。”

那年頭兒茅臺都是真的，能發出透瓶的香味兒，笙館長接了茅臺未飲已醉。他瞇了眼吟詩般說道：“啊，‘雅瑪哈’，啊，換給你，啊，大換小，所以，啊，不會有非議。啊，我看可以考慮。只是你別著急，咱要從長計議。”

年伯鷗聽不出笙館長話里的玄機，認為大事已定，高興得暈乎乎的，逢友便要說起此事——壓低了聲音，俯首帖耳，再用兩只手捂住。每次說完都要叮囑對方：“千萬別跟別人說，千萬注意保密，千萬別讓老文知道了，壞了我的好事。”

年伯鷗并不知道，笙館長回家看看茅臺，再看看屋頂，思忖半晌，最后決定讓她女兒打電話向文老師告急。他對他女兒說：“別說你是誰，別說是誰讓你說的，只說有這么回事兒！”

文老師接報后連夜坐火車趕了回來，一進文化館的門就先找“雅瑪哈”，一看他的“繼子”還在，這才一屁股坐在琴凳上。

文老師帶著哭腔對笙館長說：“當時，我完全可以把琴拉回家。”

這是實話。文老師當時的確動過這個念頭，他最終沒把琴拉回家，一是他沒有地方窩藏，二是他害怕東窗事發。文老師家出身地主，文革那時候膽小如鼠。

笙館長看了一會兒文老師，說：“沒有事兒，這不還有我在這里站著么！趕緊做個財產登記，那就誰也不用想三想四了。”

笙館長見了年伯鷗說：“你看看，‘樹欲靜而風不止’。”

年伯鷗說：“都怨我，都怨我的嘴不嚴，沒捂住。”

笙館長說：“要不，茅臺你拿回去？”

年伯鷗心里疼得什么似的，嘴上卻說：“那哪能！那哪能！你看看你說的。有這么辦事的嗎……”

三

如果不是親自見證了年伯鷗的再婚，有些事情打死我我也不會相信是真的。

一九八幾年到一九九幾年期間，我辭職去了國外，與年伯鷗中斷了聯系。我回國后與他恢復來往后，很少聽他說起他結婚又離婚的事。后來日子久了，才聽他偶爾露出片言只語。他只對我說其實老天爺對人很公平，他小時候沒受什么揉搓，所以大了才會叫女人好一個收拾。他只對我說幸虧沒有孩子，沒有傷害無辜。等等云云，并沒有涉及婚姻之城里面太多的詳細。

我在國外把老婆弄丟了，很怕年伯鷗探根究底，所以我也不去探究他的根底。當然，他非要主動傾訴，我也不會捂住他的嘴。后來日子長了，他終于向我承認他離婚的根本原因是他對床笫之事缺乏興趣，也缺乏足夠的能力。好像他的前妻性欲超強似的。但是我想更深層的原因是他覺得婚姻也是男人和女人之間的一種交換，而在這種交換里男人太吃虧，不值得再交換下去。

但是年伯鷗和女人的糾結并沒有到此結束。

一九九幾年有一天，年伯鷗突然頭戴散邊兒草帽，身穿乳白色休閑西裝，手提文明棍，肩挎工藝大草包，出現在我公司的辦公室也就是我家里。

回國后我租了一間門面房，開了一家廣告公司，吃住辦公一體，可公司的效益還不錯。

年伯鷗一進門開口便說：“伙計，我好上《今古奇觀》了！”

我說：“又怎么了？”

年伯鷗說：“我以為事不過三！”

我一邊打量他的新裝束，一邊聽他把“楔子”說完。

年伯鷗說：“我最近全是倒霉事兒。先是我去了趟南方，看好了一套藤子桌椅，買下了，長途車卻不給運，只好就地又處理掉，只賣了個半價。我光忙乎著桌椅的事兒了，錢又被小偷掏了，差一點兒回不來。接著又招了一次盜賊——有三個馬路串子看樣是盯了我一陣兒了，以為我很有錢。有一天晩上那三個小廝尾隨我進了家門，掏出刀來逼我拿錢，拿走了我所有的現金。除了身上的，剛收的一個季度的學費也被他們翻走了。也不用翻，那兩萬多塊錢就在桌子上堆著。”

年伯鷗突然地停住，出了神。我想他在想那些錢——兩萬多，不小的一堆。

他又突然地回過神來，說：“操。緊接著‘馬爾塔’也叛變了，跑了，再沒回來。”

“馬爾塔”是年伯鷗的狗。那時候養狗風剛興起，狗很貴，年伯鷗就買了一條領著。帶來給我看過。年伯鷗叫一聲“馬爾塔”，那個小白絨球兒就空翻一個跟頭，但是緊接著就蹺起一條后腿要在我的地毯上撒尿，年伯鷗大喊“馬爾塔”！它歪頭看看年伯鷗，不慌不忙射出一注尿液然后再翻一個更高的跟頭。

我瞥一眼年伯鷗，心想你成天奇裝異服怪模怪樣的，半老的男人再領條女式寵物狗，不招賊才怪了。

其實以前年伯鷗著裝還算規矩，并不善招搖過市。現在卻有些“裝不驚人死不休”了。他拿了棍兒并不拄。他只是把棍道具一樣提在手上。還都是名棍兒，湘妃竹降龍木紫檀鐵木黑梨之類。衣服新潮是新潮，但搭配得有問題。

再說你又不撿破爛兒你戴頂破草帽子干什么！

他看出我眼里有話，“嘁”地笑一下說：“那么我也改革么。”

我說：“行，你可別改了胡秫地里去。說了三件了，說正文吧。”

年伯鷗長嘆了一口氣，靠在了椅背上，沉痛地說：“胡愛青生了個孩子，說是我的。”

我大驚失色，說：“怎么回事兒？你說什么！”

年伯鷗說：“我在紡織醫院碰到一個認識的護士，開口就說祝賀你喜得貴子。我嚇了一跳，一查登記表，還真是那么回事兒，母親填的胡愛青，父親填的就是我。”

“你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那么結婚是怎么回事兒？”

……

兩個月前年伯鷗就找過我，說又要結婚。說女的叫愛青，一個月前認識的。不是自己認識的，是文化館的美術老師介紹的。“業大”文科畢業，能寫詩。不是艾青，也不是“愛卿”，是愛青，胡愛青。

我說：“不是不感興趣嗎？”

年伯鷗說：“那么換一個試試么。”

“你還試什么！性欲都變了物欲。”

年伯鷗沉吟半晌，紅了臉說：“她國外有親戚。”

“可以沾光？出國？”

“那么你不是也出了么。”

“噢？那你就一定要出？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出？”

年伯鷗赧然不語。

我說：“能寫詩，國外有親戚，這不弄到‘績優股’了么！不知道是不是‘原始股’？”

當時股市蓓蕾初放，股票術語漫天飛。

年伯鷗忙尖了聲音說：“是。是老姑娘！我就是要氣氣我的前妻。”

年伯鷗又娓娓說他和愛青已經登記了。說下禮拜六去前海沿兒舉行婚禮，想弄得別致一點，就是走一圈兒，照照相。然后愛青去美國，她自己先去，牽線搭橋，為將來鋪路。又說婚禮他這邊可是只請了我一個人，只有我一個人，到時候讓我無論如何一定要去，等等云云。

我想這叫什么婚禮！

年伯鷗欣欣然一副春事繁忙的樣子，說到此，急著要走。

年伯鷗走后，我便在臺歷上作了記號，以免貽誤。

沒想到下禮拜六過去了，年伯鷗方面并無消息，我有些皇帝不急太監急，打電話卻找不到年伯鷗。

一直到了又一個禮拜六，年伯鷗的電話打過來了，語焉不詳地說了一通，大體意思是說婚禮不辦了，一切從簡了，愛青先去韓國啦。語氣里沒有了興奮，透著絲絲縷縷的沮喪。

我本來就摸不清頭緒，現在更是掉進霧里了，只明白了一樣兒，就是事情有變。

接下來就是那天了——認識才三個月，就有了孩子！

我問：“不是說美國，怎么又去了韓國？”

年伯鷗說：“誰知道！”

年伯鷗咽口唾沫又說：“中間從韓國發來傳真，給他弟弟，轉交給我，說讓我接船。可傳真上最關鍵的部分，船到的時間卻是空白。”

我問：“空白？還是看不清？”

年伯鷗肯定地說：“空白。但是她一下船就到我那去了，放下兩包東西就走了。”

說到這里，他扭扭身體，整整眼鏡，把本來放在身邊的文明棍兒放到兩腿間，用雙手拄著，把下巴擱在手背上，就這么回我的話，像個犯了錯的孩子。

“接著，就生了孩子？”

“回來第三天。”

我有些急，斥責他道：“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年伯鷗也急起來，說：“我可是沒‘螞’著她。”

“也幸虧你沒‘螞’著她！但是，但是不是已經登記了嗎？”

“我以為等舉行了婚禮再正兒八經兒的。”

我想笑，但沒笑出來，笑被疑慮卡在那里了。也不光是疑慮，好像是悲哀。

我陰沉沉地說：“他娘的，她這是懷著孩子找爹！那么你事前就一點兒也沒看出來？我是說，肚子！肚皮！不是皮里陽秋！”

我知道年伯鷗看不出胡愛青的陰謀詭計，但他不至于看不出一個臨產的肚子。

年伯鷗抬起頭來氣呼呼地說：“我就是沒看出來么。我根本就沒往那看。”

“那么你往哪看了？”

年伯鷗欲笑又止，把下巴擱在手背上，臉色比先前更陰暗了一些。后來又在臉上透出了一絲羞赧。

我又想笑，卻突然想起了更為重要的問題。

我問：“那么到底是誰的孩子？”

年伯鷗慢吞吞地說：“她‘業大’老師的。大年初三，在她老師家。”

我說：“嗬，這么詳實。”

年伯鷗得意起來，說：“都跟我招了。她說她想事后再跟我說。她說她以為說清楚了我能夠接受。”

我笑笑說：“真是‘二百五’找‘二百五’，都‘二百五’一塊去了。五百！”

年伯鷗也笑了，說：“誰說不是。”

我整理了一下思緒，再問年伯鷗：“那么，你準備怎么著？”

這回年伯鷗挺起了身，粗了嗓子說：“打官司！讓她賠償，一萬美元。我已經為她花了好幾萬，再加上精神傷害，名譽損失。”

我說：“行了，能把你自己那幾個錢看好了守住了就不錯了你。”

年伯鷗卻認起真來，說：“我已經找了律師了。事實清楚，證據齊全，醫院的登記表在我手里，怎么不行？”

我說：“好好。行。行你就打。”

為了這官司能不能打贏，年伯鷗又來找我，要請白云鶻算卦。

白云鶻是我朋友的朋友，長得眉如帚，目如電，鼻如鉤。最奇的是眉毛里還射出幾根閃亮的箭毛，指東畫西，給凡人指路的樣子。他用三個古銅錢給人算卦，也看相，尤其擅長看腳相。因為獨特古怪，便愈顯神氣，便愈有名氣，常出入上層，被“奧迪”“紅旗”接了來接了去，給政界人士預言輝煌仕途和他們必走的關卡。而且屢屢成功。

白云鶻給年伯鷗算卦，首先聲明不收錢，說是看了我的面子。說他認為我的面子，是“凡人難得一見”的面子。我心里明白，白云鶻是要我請他吃飯。他聲明不收錢，便等于聲明要吃飯。他吃的就是這碗飯么。

他拿出那三個銅錢，說是商代的，民國某年出土的，埋在地下三千多年，絕對成了精了。

他把銅錢放進竹筒，先拜拜，然后搖了三遍，又倒出三遍，同時把三遍的卦象都記錄在案，又在紙上橫掛豎連，又用手指掐掐捏捏，嘴里則嘟嘟囔囔，搗鼓了半天。

我等凡人以為他就要公布謎底了，他卻眼望屋頂，猛然一伸箭指，指定了年伯鷗的腳說：“脫鞋！”年伯鷗誠惶誠恐，趕緊脫了鞋襪。

白云鶻走上前猛地搬起年伯鷗的腳，卻是往后搬，像要釘馬掌。他凝眉歪頭，避開腳臭，睥睨年伯鷗的腳紋，并攏三個手指，橫過來豎過去地測量了腳掌的各種數據，然后一甩手扔掉年伯鷗的腳，用戲子一樣的動作拍拍手掌，根本不理會年伯鷗的光腳丫子碰了椅子腿，疼得紅了臉，出了細汗。

他徑自走回原位，卻是背對我等凡人，仰頭閉目，出神入化了半晌，這才猛然回頭，兩眼放電，盯住了年伯鷗，大聲地一字一頓地說：“沒有官司打！”

我等凡人皆感到震撼。我朋友連舌頭都伸出來了，轉了一圈，好像給我們展示他的舌苔。

我一拍手說：“精彩。吃飯。”

我朋友說：“我請哈。哪能讓你請。”

我以目光閃視年伯鷗，年伯鷗這才說：“今天是辦我的事，我請。”

直到吃飯前，白云鶻去了廁所，年伯鷗才吞吞吐吐說：“怎么會沒有官司打？都立了案了。”

我說：“你還真的認了真了？”我是說就他要算卦這事。

過了倆禮拜，年伯鷗又來了，興沖沖地，一進門就大聲詠嘆道：“白云鶻真乃神人也！”

我問其詳，年伯鷗說：“算得太準了，就是沒有官司打——胡愛青在哺乳期，可以不應訴，哪有官司打？”

我說：“那么，不了了之？”

年伯鷗笑起來，說：“我倒是想扣下那兩包東西，全是韓國貨。原來這廝一邊兒躲著我怕暴露肚子，一邊兒跑到韓國販衣服去了。結果熱鬧了一場——她弟弟找了打手，我也叫了警察。我看她弟弟神經不正常，后來一問，原來她媽就是個神經病，她家有神經病史，咱哪惹得起！幸虧老天有眼，叫我出了這件事兒，要不將來真結了婚不是更麻煩！”

他說得輕快清脆，那樣子像是天上下雹子，砸了許多人，唯有他僥幸逃脫，毫發未傷。我拖長了聲音說：“可是叫你的前妻笑掉大牙了！”

年伯鷗馬上挨了一個大雹子，蔫了。

四

“上山容易下山難”，在年伯鷗身上應驗了，卻不是原來的那個原因了。

一九九幾年的一天，年伯鷗突然來電話，要邀我去五臺山，參加“國際茶文化研究會”。

說是文老師的關系給安排的，很合算，會務費很低，有企業家贊助。又說不過文老師經濟上挺困難——“咱倆不管是誰，最好能幫他解決張車票什么的。”我還沒回答，他又趕緊說：“行，你別管了，那個事兒也不算個事兒，也就千兒八百的，到時候看情況再說，你去不去？不去可是后悔莫及，回來成立茶文化研究會，咱可就都是元老了。”

我一聽就知道肯定是文老師釣魚一樣，用參加開會做誘餌拉贊助，釣上了年伯鷗，現在年伯鷗想把我換到文老師的鉤上去，起碼是把我和他一塊兒掛到鉤上去，分擔那千兒八百的。

我反感年伯鷗的小把戲，心想這種周瑜打黃蓋的事直說就是。我的原則是可以挨打，卻必須知道打我的是什么模樣的棍子，打的時候也不允許在我頭上套布袋子。

我說：“我不去。什么鳥會我沒開過。會我早就開夠了。”

年伯鷗卻立刻改口說：“還是去吧。開不開會的隨你的便，權當咱倆一塊旅游一次就是了么。老文的事，也隨你的便。要不，我酌情處理吧。”

聽年伯鷗這么一說，我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便答應了去，但對年伯鷗強調說：“我就是和你，不是和文老師。我就是去玩兒，不是去開會。我勸你也別去蹚那渾水。”對我前面兩句話，年伯鷗點頭，對我最后這句話卻是不置可否。

其實，對文老師，我是做了承擔他的一部分費用的準備的。同時我也想，年伯鷗的教琴事業正值黃金時期，每年有十好幾萬的收入，單位那里他還拿著病休工資，雖然倒了幾次小霉，卻不礙大事，文老師的事由他“酌情處理”也是應該的。到時候看情況再說吧。沒想到待到火車一啟動，年伯鷗卻不斷放話出來，說自己正陷入經濟危機，說他最近錢花得太多太沒數，身上剩的錢很少，連自己用恐怕也很緊巴。文老師對年伯鷗的弦外之音心知肚明，嘴上卻說不出完整的語句，只在那里干咽唾沫。之后年伯鷗卻又伺機用眼鏡片向我射出一兩次勝利的閃光，那意思是反正火車已經開了，文老師還能把我們趕下去？

我和文老師原來也是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很少直接的交流。年伯鷗自始至終都是我倆聯系的紐帶。《黃河》之后，我和文老師更是很少來往了，現在雖然又坐在一起，彼此卻都感到很生疏。現在年伯鷗在中間這么一搞，我和文老師幾乎就沒法說話了。

一到太原，年伯鷗卻又要買鞋。他在火車上就看好了我的休閑鞋的顏色，淺棕色，比他的深棕色好看。他也想換雙淺色的，在車站前的商場看到一雙，便站在那里猶豫。

年伯鷗從小習慣把錢卷成筒兒放在褲子口袋里，花的時候，一手摁住，一手摳摳搜搜地抽。買，還是不買？如同哈姆雷特面對生死，是年伯鷗一生的問題。不管是遇到什么東西，大到房屋地產，小到新鮮的水煮花生，他都要面對這問題一次。他思考這問題的時候，手便在褲子口袋里攢著自己的錢筒兒。沒有的時候，也假設口袋里有一個。

結果當然是買了，雖然那樣子形同他自己掌自己的嘴。他管不住自己。他從來就沒攢住過自己的錢筒兒。買了鞋，看到襪子很便宜，便借著買鞋產生的慣性，一下子買了十雙——那樣可以享受批發價，更便宜。

上山是輕松愉快的。與會者在太原集合，真正的國際“大集”，有外國人士，還有港臺人士，茶商，學者，各地茶組織的領導和準領導，藝術家，包括搞壺藝的，反正都是沾了茶緣的。大家握手言歡，言稱相見恨晚，然后攜手登車上山。一路風景真是不錯。五臺山的特點是闊大，能使人的心也暫時闊大起來。

年伯鷗早已被眼前的熱鬧煽動起來，不顧我給他的白眼，一上山便一頭扎到會里去了，還爭取到了大會發言，大有要入閣弄個官兒當當的勢頭，幾乎篡了文老師的位。文老師可是我們三人中唯一的正宗代表。

我只好獨自到山上拍照寫生去了。哪里沒人往哪里去，尋找野生動物，或者躺在野花叢中冥想。會議空兒里也畫些肖像。后來風景寫生和肖像作品都被會議組織者收進了專輯。

有幾幅肖像則被年伯鷗“借”了去了——

五臺山夏末的夜很涼。年伯鷗向來活得仔細，上山不僅帶了厚衣服，還帶了刀片和鞋帶，以便被蛇咬時可做緊急處理。此時他把衣服拿出來穿上，卻是一件異域風格的呢子風衣。

那夜星光燦爛。我坐在旅館的大曬臺上觀星，年伯鷗坐在那里翻看我的畫，一邊眼不離畫，一邊給我講了一個冗長的故事。

他說他前一陣去了一趟俄羅斯，坐火車，經過了美麗浩瀚的貝加爾湖。他說在基輔，一個金發女教師對他懷了春，現在還在用鴻雁向他傳著情。他說他還想給他侄子也找個“小母毛子”——正好女教師還有個女兒。他說他此生最親他哥哥的孩子，他的那個侄子。那孩子生在內蒙古，隔那么遠，卻能長得像他。他想他叔侄倆把她娘兒倆包了豈不正好。又說他如何沉迷于俄羅斯的舊貨市場，對那些精細的老器物拔不動腿，都是他從小夢見過的。可惜錢太少了。可惜拿不了。可惜他們不用實物交換。要不然他想把手機、手表、錄音機、照相機、攝像機、計算器以及內衣膠卷之類都換掉。他說最后千篩萬選他買了兩件俄羅斯呢子大衣。他說那料子真是好極了，又厚又密，卻不像老羊皮那么沉，手感又極其滑膩，令人愛不釋手，撫摸上癮——讓人真想脫光了躺在上面打滾。

到此他突然打住，輕拍我的腿，然后一抖“包袱”說：“我拿這件大衣換你這幾幅畫吧，我現在手頭兒真的沒錢。”說著站起身向我全面展示大衣。

我想起了那朵塑料黃色小花。

我干笑一聲，繼續觀星。

觀星的時候人容易離世，容易陷入遐想，不容易上火生氣。

臨睡前年伯鷗又一次娓娓告說，說他真是喜歡上鋼筆畫了，他也想畫，但是他不知道怎么畫臉上那些網，得先臨摹。

我說：“我畫網畫得好？”

他說：“是的。”

“你要臨摹？學畫網？”

“是的。”

我便說：“那我把畫借給你吧，你寫借條，我辦畫展的時候隨時取，丟了賠。幾幅？哪幾幅？”

年伯鷗趕緊取出我的畫夾打開，選，然后雙手捧起畫說：“這四幅。”

我一看，全是茶商的肖像。

我想我大概知道年伯鷗想干什么了。

我說：“行，寫借條吧。”

年伯鷗立刻趴到床頭柜上寫借條，寫到賠的時候，小心翼翼地問：“賠多少？”

我說：“一萬二。三千一幅。只是我平時賣的半價。”

年伯鷗猶豫起來，說：“要不不說錢數了吧。我以人格擔保，絕對丟不了。”

我心里笑，卻嚴肅地說：“哪有絕對的事兒？被盜了呢？被搶了呢？起火燒了呢？”一邊說，一邊抓起并沒寫明賠償金額的借條看看，說：“行，簽個字兒吧。”

年伯鷗喜出望外的樣子，趕緊簽了字，趕緊把我的畫夾進他的文件夾，趕緊放進包里。

我順手把借條塞進了口袋，到換洗衣服的時候，又把那借條揉揉扔了——看見那東西我心里不舒服。

年伯鷗，我，文老師，我們三人住一個房間。開會的這許多天，文老師幾次都艱難地迂回到資金援助問題上來，年伯鷗都裝作聽不懂，或裝作聽不見。

文老師便犯了痔瘡，整小時地坐在衛生間里不出來。

臨散會的時候我卻發現房間里多了許多物品，一看就知道都是年伯鷗捯飭來的——一個笑逐顏開的木坐佛，一對瞪著大眼的布老虎，一雙抿著嘴兒的繡花鞋，數根瘦骨嶙峋的“降龍木”，一堆齜牙咧嘴五顏六色的石頭，還有種種雜碎小物件。

還有與會的其他書畫家的字畫，墨跡未干，都釘在墻上晾著。

還有大包小包的茶。

畫和茶來得都很神秘。到了晚上，年伯鷗經常會變作孤獨的幽靈，突然地消失，突然地出現，或者口袋鼓鼓囊囊的，或者把手藏在背后，進房間的時候躲躲閃閃地，迂回到他的旅行包前，然后偷偷摸摸地伺機把什么東西藏進包里。

年伯鷗天天在文老師和我面前喊著他沒錢沒錢，天天晚上神神秘秘地搗鼓些莫名其妙的物件兒拿回來。現在，這些物件兒豐富到類似小型的博覽會了。他明顯的有些得意忘形，興高采烈地在房間中央玩耍剛從廟會上買來的一串無比碩大的木佛珠。他企圖把那一長串實木疙瘩掛到脖子上去。佛珠太長了，拖在地上一大截。他便往脖子上纏，纏了幾圈兒想晃動，哪里晃得動，卻把腰壓彎了再也直不起來，只好順勢一頭扎到沙發上，一邊笑一邊自我解脫。

文老師正坐在床上，垂頭向年伯鷗的物品默哀，看如此忘形，臉變得煞白，含了有相當穿透力的冷光，射了年伯鷗一眼，再也不理他。

我也不理他。

五臺山一行，我第一次有些認真地厭惡年伯鷗先生了。

如此購買搜羅，下山的時候，年伯鷗便顯得狼狽不堪了。“上山容易下山難”，在年伯鷗身上應驗了，但卻不是原來老百姓說的那個原因了。

下山的汽車上，還好，人多，他做求援狀，自有不知底細的熱心人幫他忙。到了太原火車站，只剩了我們三個人，年伯鷗便面臨了天地不應的絕境。他的物件掛滿全身提滿雙手，他的體能卻是拒絕他的貪欲的。那些東西他咬牙切齒累得放屁也只能往前拖行三五步。他四處觀望，卻不敢看我和文老師。

我站在那里睥睨年伯鷗。文老師卻是連睥睨也不睥睨，視年伯鷗如同空氣。

直到年伯鷗感到山窮水盡尷尬透頂了，連真絲對襟衫也被汗水濕透了，火車也快開了，我才蹬地有聲地大步走到年伯鷗跟前，搶劫一樣抓起他的一個最重的包轉身就走。年伯鷗先驚后喜，慌忙起身隨行，追在我身后說謝謝謝謝。聲音雖然含含糊糊的。感激之情卻是毫不含糊，絕對發自肺腑。

回家后沒幾天，年伯鷗打電話給我，說：“五臺山這一趟，真是的。你知道怎么了？……我把剛買的那雙鞋丟了火車上了，還有一把帶天然香味的檀香扇，人家名人題了字的。”

我笑說：“這就對了。要不然就奇了怪了。我說我怎么總是感覺此行少了點兒事么。”

他卻又說：“還有八千塊錢。我怕老文發現，掖在枕頭套里，臨走忘了拿了。東西太多，腦子亂了。”

我大笑，說：“沒找？”

他忙說：“找了。找了。太原旅游局，風景管理區，旅館，都打了電話。今天正式答復了，說旅館本來已經停業了，要重新裝修，為我們這個會才臨時招了些服務員，會一完他們也解散了。說會繼續調查。我看基本沒有指望啦。”

我說：“好啊，繼續買繼續丟哈。沒有別的事兒了吧？”

他說：“還有還有，就是等下次見面我給你包茶葉。好的。”

“不敢當。為什么？怎么突然地……”

“怎么還為什么，現在看看這些朋友，能長遠的也就咱倆了。這次是把老文徹底得罪了。”

“因為茶是用我的畫換的吧？”

電話里先是寂靜，接著傳來了年伯鷗不尷不尬的笑聲。

“嘻嘻。又被你識破了！”

“賠哈！一萬二！有條子！”

只聽年伯鷗在電話里打了個嗝，便沒有了動靜。

大約有好幾分鐘，電話一直連著線，卻聽不到年伯鷗的聲音。我想莫非年伯鷗嚇昏過去了，便對著聽筒間歇性地狂喊：“一萬二！有條子！一萬二！有條子！一萬二！有條子哈！”

終于，那邊有聲音了，年伯鷗虛脫了一樣說：“你嚇死我了。我剛剛想起來，我沒寫賠多少錢哈。幸虧！幸虧！你糊弄不了我。”

五

關于驢的事，聽上去更應該上《今古奇觀》，實際上卻比年伯鷗的其他軼事更有它發生的道理。

我因為經營了幾年公司，兜里有了些銀子，后來我租了富人區的房子，買了一部車子。

年伯鷗那時候有一部摩托——“嘉陵70”。

為此，年伯鷗不止一次酸溜溜地說：“哎呀咱哥們兒不是一個層次了。”

我說：“你也可以了么。別光比車么。原始積累也完成得差不多了么。多少架琴？”

“七架。不好意思。但是沒有‘大三角’。原來那架不能算！”

“多少房子？四五處吧？連山里那些破的爛的加一起。”

“是。是。但是沒有別墅。”

我說：“論財富總量你比我大么。”

我又說：“小時候愿意故作高深，其實越是淺顯的東西才更接近真理。我奶奶給我背民國的小學課文，大體意思是：你騎馬，我騎驢，向他一看我不如，轉頭一望推車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年伯鷗說：“你開車，我騎摩托，你是要我現在要看騎自行車的是不是？”

我說：“你理解得很對。”

可沒幾天，年伯鷗又突然對我說：“我要弄頭驢，比摩托好，比馬也好。矮，慢，掉下來也不至于摔死。”

我不禁啼笑皆非。說：“我說了那么多金玉良言，你卻只記住了‘驢’？你準備把驢養在哪？”

“山里，托養，桃花庵子，我買的那處房子正閑著，正好辦個‘托驢所’。”

“警察同意？”

“可以只在山里騎么。”

又是沒幾天，年伯鷗給我打電話，說：“不來看看我的‘小二黑’？”

“什么？你說什么？你又弄了什么？”

“驢么，怎么還什么。”

“真的？弄了個驢？”

“你看看你看看，這還能假了，我正和它說話呢。快來吧，你不想騎騎？走在鄉間的小路上？”

“多少錢？驢。”

“七○。”

“不可能吧。驢肉多錢一斤？”

他嘁嘁一笑，說：“嘉陵。”

我仍然沒聽懂，問：“七百？”

“怎么還沒聽懂！‘嘉陵七○’。”

“又是換的！你可真行。”

“哪能！”

“哎喲改了。不換了？怎么舍得！改。”

“不是不換，能換為什么不換。但是這次是光換換不著，又加了錢。那個破摩托，把我摔倒第三次，我就不敢騎了，留著干什么！”

“摔了三次！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你怎么竟敢摔了三次？”

“可不。第一次，見了警察我心慌，剎車的同時加了油門，憋得摩托車滿地蹦，把我顛下來了。第二次，剎車剎不利索我遇見紅燈容易沖過停車那道杠我只好往右拐，哎，那次目測不好，拐在馬路牙子上顛翻了，一個牙也摔活了。第三次，那個什么油門線松了，我坐在那里加了半天油它該死不動，送我的人在那邊揮手告別手都揮不動了。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下來看，一歪車把，摩托車卻自己跑了。我滿街抓摩托，連人加車一塊兒倒了，讓輻條把手腕打了個骨裂。”

“哎呀哎呀。我深表同情。那么你肯定你能騎驢？”

“那可不一樣！它有靈性，通人性，可以先溝通么。”

“真通人性的驢，是不是會更難對付？”

他卻大笑，說：“你趕緊來吧。就是你最難對付。”

我到了桃花庵子，真的看到了一頭驢，一頭黑色的少壯的公驢——“叫驢”。年伯鷗托人到郊縣的鄉下弄的。還真的就托養在村里。他給鄰居艾大爺一份驢保姆的工資，讓艾大爺給照料著。

看見我來了，艾大爺便拿出一副黃皮鞍子，上面掛著閃光的腳鐙，一邊給“小二黑”捆上一邊看看我的身量說：“讓它馱年老師沒問題，馱你有點兒費勁。以前這東西都是小媳婦老娘們兒干巴老頭兒騎的。”艾大爺又對年伯鷗說：“你這副鞍子俊是俊，可是是馬鞍子，太大了，以后我看看給你另討換一副。驢鞍子以前咱這兒差不多家家都有，現在機械化了，也不大種地了，它倒成了稀罕物了。”

鞍子確實大了，也過于豪華了，“小二黑”活像和它同名的那個鄉下小子穿件大了三個號的西服。

艾大爺把“小二黑”牽出門，年伯鷗對艾大爺說：“你不用管了，我們到野地里騎。”艾大爺笑笑說：“找塊軟和地兒，掉下來也沒有事兒。別叫它尥著‘三叉’就行了。”

三叉，下體也。

我倆把“小二黑”牽到村頭的一片桃樹地邊上。年伯鷗先對“小二黑”親切地呼喚，怯怯地摸弄，看它沒有什么敵意，才憋足了勁兒爬上鞍子，僵僵地坐直了身子，做極目遠眺狀，對我說：“怎么樣？也不帶相機。”

我說：“以后有的是機會，你又不是只騎這一次。哎哎，活動活動。你又不是要做堂吉訶德的人體雕塑。你叫它走走看。”

年伯鷗便用普通話喊了一通啰啰啰喏喏喏之類的驅驢之語。“小二黑”卻只是搖搖頭，擺擺耳朵，腿并不動。

我說：“音不對吧？”

年伯鷗說：“艾大爺就這么教的。”

我說：“是不是它們驢也有方言？”

年伯鷗說：“可能。”接著便用艾大爺的方言語調再把剛才那些音發了一遍。

這時候“小二黑”卻煩躁起來，突然抬起屁股往后尥了一蹄子，年伯鷗一下子被掀得趴在了驢脖子上，接著就滾向一邊。他一邊抱住驢脖子一邊對我叫“快點！”等我抓住他的時候，他卻已經來到了驢身下。我從“小二黑”身下往外拖年伯鷗，卻看見那個黑小子不知什么時候長出了第五條腿，正對著年伯鷗一抽一抽地。我大笑，一邊拉起年伯鷗一邊說：“你看它把你當小芹了。”

年伯鷗紅了臉，一邊拍打身上的泥土一邊說：“是不是吃得太好性欲過旺了。本來就是個情種，一見了村姑就興奮。”

我卻興奮起來了，我說：“沒事兒。你再來一次。這次我給你趕。”

我不由分說把年伯鷗扶上驢，抓起一根樹枝輕輕抽打那驢的屁股。在我印象里驢就是這么駕馭的。“小二黑”果真就顛顛兒地用小碎步跑起來。年伯鷗也顛顛兒起來，說：“好，好，老年我要出關去也。”

我說：“好，你雖然不是老子，那你也出關去吧。”我揚起手，樹枝還沒有落下，“小二黑”卻自動地撒開了蹄子狂奔而去。

一路煙塵，接著是驢嘶人叫。

塵埃落定，年伯鷗掛在遠處一棵桃樹上喊我趕快去救他，“小二黑”在更遠處伸長了脖子“歐啊歐啊”地叫。更更遠處的地頭兒上，幾個穿紅戴綠的村姑正向這邊張望。

后來挺長一段時間里，每當我在電話上問起驢的事，年伯鷗總說：“現在挺好。熟了。我經常騎。”

有一次他來我的公司，又說到了他的“小二黑”，可能他感覺瞞不住了，瞞我也沒有意思了，才說：“啊呀，別提了，吃得太好，整天拖拉著第五條腿，礙事，什么也干不成。見了村姑就叫。騎了進城一次，被警察攔在城界上，我搭車走了，把它拴在樹上，又啃樹皮又踢了孩子，賠了不少錢。五百塊錢，當驢肉賣給飯店了。我從今以后也不可能再吃驢肉了。”

我問：“為什么？”

年伯鷗長嘆一聲說：“養了它那些天。有感情了么……”

六

一切的一切，原來都是為了山里的房子。我卻一時糊涂，不知道“伯鷗”算只什么鳥。上世紀末，也就是一九九幾年，年伯鷗做出一些看破紅塵的樣子，聲稱要進山里去居住了。他那想法卻瞞不過我，其實他是要在優美的太清山風景區里買房子置地，等待升值；再利用累積的資金，最后好建成有相當檔次的別墅。幾年前他就已經把別墅的設計方案畫好了。他參考了國際資料，請教了不少高人，自己畫了個草圖。最后完善成一張彩色的“效果圖”。那圖顏色濃烈，線條稚拙，他要是不加解說，別人很容易以為那是從幼兒園墻上偷來的貝貝作業。有一時期，他把草圖和貝貝作業整天帶在身邊，逮著個機會便要與人切磋，同時也匡算一下造價。

這樣，年伯鷗便經常要在太清山一帶出沒。他不會開車，摩托車早就換了驢，驢也賣了。那么遠的路，進山就成了一個問題。為了解決交通問題，年伯鷗經常要像釣魚一樣“釣”我進山。他會經常做出大歡喜的樣子問我：“桃花庵子的桃花開了，美極了。一片一片，真正的花海。你想不想看？”要不就說：“玉水的桑葚熟了，滿樹珠玉。那桑葚甜得呀，一咬一口蜜，要不要去嘗嘗？”他是逮著什么說什么，非常誠懇，這種不行，再換一種。目的卻只有一個，要釣我上鉤開車送他進山。

我則單刀直入，愿意去，就說：“行，你管飯。”不想去，就說：“不行。忙哪。沒時間。”

我去，他則大喜；不去，他也頷首微笑，從不發脾氣。

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從杭州來了。是在五臺山他背著我和文老師結識的一個搞“壺藝”的閑人。此公在壺藝圈子里有些名氣，只身一人滿世界轉，以壺化緣。這次來，他送年伯鷗一把壺作見面禮。壺上刻有三個螞蟻，題字是“閑看小蟲忙”。字是雙勾，很大很清晰，螞蟻卻太小，不好找不說，不經指認，會誤以為是傷痕。閑人卻說這壺是他的得意之作。年伯鷗受“壺”若驚，視若珍寶，便要高規格接待壺藝師。

年伯鷗打電話給我，先說壺，說螞蟻，說那雙勾字，再說壺藝師——技藝高超，可謂一代宗師。最后說：“接待如此名人，非你莫屬。再說以前你也見過。”

我說：“你累不累，繞那么大圈子？直說，又要干什么？”

“哦哦，”年伯鷗趕緊說，“帶他進趟山。我拿汽油錢。”

我大笑說：“這是你第一次用車嗎？再說，你什么時候拿過油錢？到底進山干什么？”

年伯鷗支支吾吾地說：“帶他，帶他看看我的房子。人家識風水。”

那一刻我正有閑，而且非常想親近自然，就說：“正好，我也該全面視察一遍你的房子了。你到底買了幾套？”

年伯鷗大喜，說：“不多不多。你看了便知。”

于是，按照年伯鷗的指引，請了那閑人，我們先驅車去了桃花庵子，看年伯鷗花六千人民幣買下的一處農民淘汰的舊房。三間正房，一間廂房，門前八衙門訴石鋪地。剛買到這處房的時候，年伯鷗把它當作新歡一樣愛了一陣。邀我來過一次，看桃花，爬后山，喝啤酒，吃蛤蝲，好不歡愉。現在這里卻只剩了些昨日歡娛了。門鎖已經有些銹澀，年伯鷗半天才打開。滿院荒草。有瓜藏在草里，想摘已拿不起來，爛了。屋里雖然蛛絲飄拂，塵埃厚厚的一層，但滿滿當當。擺滿了年伯鷗不知從哪里收羅來的各種“寶貝”，進門的廳不大，卻橫一架、豎一架放了兩架鋼琴，都用厚厚的毛毯蓋著；里間里一整套紅木家具，斑斑點點要長木耳蘑菇的樣子。榻上涼席猶在，用綠毛霉菌畫出一個躺臥的人形。幾案上堆滿了一套又一套各色各樣的工夫茶具，筆架子掛著毛筆，毛氈上鋪有宣紙，但上面都灰塵撲撲。

此屋興隆之時，年伯鷗曾為它制了一塊牌匾，上刻“也是聊齋”四個字，掛在門楣。現在牌匾仍在，卻已經開裂凹陷，顯出些蒼老悲涼。

年伯鷗那時候之所以刻那么一塊匾，是因為他想在這座房子里創作《聊齋組曲》。

事情一開始進展很順利，很快就完成了大提綱，道士的木魚聲他也在鋼琴上找到了，但是進行到體驗生活這一節的時候出了問題。他獨宿道觀，在夜深人靜時到院子里踱步，尋思鬼魂漂游的一段旋律，卻不想，遇到老道起夜，觀門吱嘎一聲低吟，嚇得年伯鷗汗毛直豎，以為真正地招來了鬼魂，待到認出了老道士，靈感卻全無，回來大病一場，從此輟筆，再不提起這項宏愿。

這可能也是這處房子受到冷落的主因吧。

接下來我們再去“仙人跳”。年伯鷗花兩千塊錢在那里也買了一處舊房。以前我只聽他說過卻從沒見過。只聽他說是此屋臨水，別有景致。到那一看，門前確有一個水灣，積了些雨水在里面漚出了綠藻。

這里的門鎖卻不是打不開，是連鑰匙也不能插到底了。年伯鷗使了半天悶力，額頭已沁出汗氣，還是無濟于事。我想幫忙，上前一推，那門便頹然而倒，著地時“噗”地掀起濃濃的塵埃。年伯鷗說：“哎喲哎喲，你看你你看你！我這屋里的東西多著哪！”果然，此屋的東西不比桃花庵子那間屋里的少。除了沒有鋼琴，沒有紅木家具，卻摞著兩套西式皮沙發，沙發上端立著一尊佛首。那佛首雕刻得精美，算準筆直，雙眸微瞇，羅髻細密有序，唇厚且輪廓清晰，只是也落了厚厚的塵埃。我是畫畫的，當然知道這是件寶物，不知是什么朝代的杰作，更不知道佛首是如何被年伯鷗搜羅到、藏在這里呢。精彩的是那沙發扶手處，擠擠挨挨掛滿了各式各樣的拐棍兒，有西方的文明棍，也有東方的龍首棍，還有野樹山埡雕成的原始棍，好像那木質極好。我想起了有一陣子，年伯鷗是很愿意拎著一根棍子到處走走的，想必這里是他的棍子倉庫？

里屋里不但有好幾把搖椅，站著，躺著，歪著，設計、造型、質地全然不同，竟然還有一架黃花梨木的繡床，繡床上沒擺被褥，卻堆滿了瓷器，瓷雕，瓷盆子瓷碗，甚至還有一座瓷的維納斯。

閑人壺藝師不僅是大贊年伯鷗有眼光，選了一處極佳的風水寶地，還竭力稱贊他搜羅的這些寶貝價值不菲，有些可能是孤件絕品。只要上上心思從新布局，會給他的命運、人生帶來大福貴。

年伯鷗很受用，忙說：“還有，還有。”他長嘆一聲說“哎呀！我是沒錢呀！好多好東西看得我心急火燎的，就是手里沒銀鈿呀！再說，也沒工夫也沒工夫。若不是阿正兄弟，我連進趟山都不容易呢……”

年伯鷗好像早有準備，讓我幫他把門軸重新掛好，從提包里拿出一把亮晃晃的大銅掛鎖，仔細地把門鼻子扣上，“啪噠”換上新的大銅鎖鎖了門。彈冠整衣，遙指云深處，說：“走，再看一處。”

隨著年伯鷗得意的目光，壺藝師也抬起目光，遙望更深的山里。

更深的山里有年伯鷗的第三處房子——那就是后來的“伯鷗山居”。

我們趕到年伯鷗的第三處房子已經是下午兩點鐘了。此屋不同于前兩屋，明顯是年伯鷗的“新歡”。雖然也是滿滿當當，擠擠挨挨，家具東西極多，但我們三個人仍能落腳周旋。吃飯，品茶。小憩。

應該說那房子委實不錯——一堵石墻圍住一個小院兒，里面是三間半新不舊的正房，外帶一個新蓋的小屋。小屋分為兩間，大點兒的是廚房，小點兒的是廁所。院中一棵老桑樹一棵梧桐樹。年年，梧桐樹要落一地枯葉，老桑樹要落一地桑葚。

我們都夸贊這處房子不錯。

年伯鷗很得意，說：“我要把這里裝修改造一下。我以后要常來這里住。”

看樣改造和搬遷工作已經同時開始。屋里屋外已經堆滿了東西。給人印象深刻的卻是許多的重復。屋里的不好計數了——壇壇罐罐，古箏鋼琴，中西字畫，名花賤草，紅木衣柜，藤椅沙發，假壁爐子；各種稀奇古怪的什物；外貿處理的衣物；各種帽子，各種手杖，各種茶壺。塞得腳都插不進去了。每種都不是“孤品”，有的快成系列了。院子里的都在明處。我看了一下，光是用于戶外的桌椅，成套的，不算“散裝”的，竟會有六套之多——一套原木的中間插了太陽傘，那時候正蔭蔽著我；一套歐式鐵藝的擺好在一隅在等待接待更多的過客；一套大理石的也擺好了，卻老母雞護小雞一樣把花鼓形的凳收在桌底，因為“小雞”沒有地方“撒”了；既然沒了地方，那么還有一套景德鎮的藍花瓷桌凳就只好靠墻躺著了；一套折疊式的焦竹桌椅就只好跳上了屋頂。幸虧小屋是平頂，幸虧桑樹是高出屋頂一大截兒又覆蓋了半個屋頂的，所以還有一套原木的連體桌椅就提溜當郎地吊在桑樹上。

我想起他說過他還買過一套藤桌椅，長途車不給運，要不……

看我看煩了，閉目養神了，年伯鷗說：“怎么樣？”

我眼也沒睜說：“太雜亂了，太瑣碎了，太滿了，沒有主題。如果硬要歸納一個主題，那就是貪婪。”

年伯鷗笑笑說：“屋如其人？”

我說：“正是。”

年伯鷗臉紅了一瞬，卻并不惱，看看壺藝師正游弋于我們的談話區之外，掩嘴對我說：“忘了告訴你我改名字了！”

“改了名字，你竟敢這等年紀了改名字？改了個什么？”

“年伯鷗。”

“哪幾個字？”

年伯鷗一一解說。

我說：“什么意思？伯鷗算只什么鳥？”

問得我自己笑起來。

年伯鷗靦靦腆腆地用一種類似粵語的話說：“年，伯，鷗。”然后用正常話說：“還沒聽出來？”

我想想，驚呼道：“兩百五？”

年伯鷗點頭，慢慢說：“我想想我以前做的好多事，我感覺我就是……我姓年也真是姓對了。”

我立刻說：“你看看你現在做的這些事，你不是？”

我想想，又說：“其實你根本不是二百五。你的糗事都是因為你算計過頭了，聰明反被聰明誤，知道吧你。”

年伯鷗卻不理不睬，只接著他上面的話說：“所以這里就叫‘伯鷗草堂’。”

這里，我要說說我的這位“發小”名字的故事了。

雖然我在小說開頭就叫他年伯鷗，但實際上那時候他并不叫此名，年伯鷗這個大號正是我們到這處“新歡”時，才開始叫起來的。“發小”真名叫年喜三，但他從小到大一直說，他極不喜歡這個“喜三”。

我問他為什么？

他答：“不是俗話有了么，再一再二不再三。我這個？……你看看你看看，喜一喜二還要再喜三？……”

我大笑，挖苦他說：“你是個攢物狂。豈止是喜三？你是喜四、喜五、喜六、喜到N也喜不到頭呢！”

他聽了這話，又不語了。這就是他的特點，他同意你或是不同意你的時候，他就不說話了。其實，我覺得，他心里早有了主意，別看他平時話多，關鍵時刻，他是不說話的。這我也太了解他啦。

下午五點了，年伯鷗的手機不斷地響，原來他下午還有鋼琴課，學生等急了。年伯鷗卻又要去十里以外的烏衣巷，讓壺藝師看一間他心儀已久人家卻誓死不賣的小舊屋，看看風水如何，值不值得他努力爭取？

明明白白，人家壺藝師對看這些破房子根本不感興趣，人家早就要回去，早就坐進車里等著發車了。他和年伯鷗只是萍水之交。他只是想拿出一把壺換一次島城加太清山的免費旅游。他并不喜歡太清山。他看慣了芳草萋萋，楊柳依依，受不了太清山滿山裸石的暴烈沖擊。我想，他可能早就把年伯鷗的購置房產當小兒科游戲看了，認為他腦子有問題了。所以到后來，他說他懂風水，卻無論年伯鷗和我說什么，無論說房子還是論詩，他都只是笑，只是點頭。兩邊都笑，兩邊都點頭。最多提出一兩個邊邊角角的問題，漫不經心地問問。問問而已，禮貌而已。連答案他也不需要聽。

而且，年伯鷗那里還有學生在等著上課。那可是收了人家的錢的。

我想到這些我的腎上腺素肯定分泌過多。我粗了嗓子咆哮道：“年伯鷗！”

我發的音是“兩百五”。

年伯鷗一愣，點頭說：“是。是二百五。”

開了車，壺藝師笑笑說：“你們兩個很有意 思的啦——關系很好，但是性格并不一樣么。‘君子和而不同’吧？”

我說：“讓你見笑了。一直地，從小，我就是他的諍友。我們不敢說是君子。你別以為我們是同性戀就好。根據我和他的長期友情，我認為這位年伯鷗老兄性別指向沒有問題，只是性度不夠——低度酒，還不夠三十八度……平時我們很客氣的。但是沒辦法，他這個人從小缺乏的就是剛性制約，為了讓他不危害社會，有時候我不得不來點兒硬的。”

這時候年伯鷗卻繃著臉說：“但是我善于以柔克剛。”

壺藝師尖了嗓子大笑起來。從和我們在一起，他這是第一次這樣尖了嗓子大笑。挺瘆人。

七

人家都是哪里跌倒哪里爬起來，年伯鷗卻是哪里起來哪里趴下。趴下以后再站起來，我也絕對沒有想到，“發小”的結局竟然……

前年一開春，年伯鷗打來電話說：“有三件事兒告訴你。一是我闖了點兒小禍，寫了首奧運歌曲湊熱鬧，卻獲獎了。你說我接不接受采訪？”

我說：“別顯擺。你接不接受采訪問我干什么。不過要我說你不要接受，那個東西你說高了說低了說多了說少了都不好，一旦說不好很容易留下后患。不過要讓你不接受也是不可能的，你好不容易有了這么一次露臉的機會是不是。說二吧。”

他說：“好，那么二是老年合唱團——我不是在那彈伴奏么——有個姓柯的女的看上我了，一個勁兒地發短信，發得我都不愛看了。你說怎么辦？”

“你又有了需要？這么多年一直沒見你有什么動向？”

“我這不一直在攢勁么。”

“你感覺有勁你就自己看著辦，別問我。”

“人家說這個人如果不看臉，也就像三十多歲。”

“不看臉？那么看哪兒？”

年伯鷗語結，怪笑，音色怪異，然后自問：“我也想，就是，那么看哪兒？”

“不過看哪兒也是自己看，又不是找了給別人看。”

“但是你應該看。我想讓你過過眼。她是牙醫，我給你個地址，你裝成看牙去一趟……”

“我絕對不去。我怕污了我的眼。你的情況，不要為了門面了，我的意見是去農村找個保姆行了。這個也‘拍司’吧。說三吧。”

“好，這件事先不說，說三……我說了你可別生氣。”

“賣什么關子。我生什么氣？”

年伯鷗這才說：“仙人跳的房子，就是你撞破了門的，要拆遷改造了，補償了我八十萬！”

我說：“別告訴我錢到手了。”

年伯鷗“嘖”了一聲，不無得意地說：“不到手敢跟你說！”

我先是瞠目結舌片刻，接著百感交集了好一陣子。

但是接下來“噩耗”不斷傳來——過了不久年伯鷗就又告訴我說桃花庵子也啟動了改造，建衛星城，本來也要補償他八十萬，后來因為原房主反悔，他只好托人私了，達成了協議，平分，所以他又到手了四十萬。又過了不久，老年合唱團的那個“柯女士”也沒經過我過眼就出現在年伯鷗的身邊了。

為推介柯女士，年伯鷗請我和另一友人在一個小飯店一起聚餐。我看柯女士并不像年伯鷗說的那樣顯年輕，只是比較會打扮而已。其實五十歲的會打扮不過就是會遮掩。她總在脖子上圍一條長長的絲巾，纏著脖子掩著胸，吃飯的時候也不舍得去除。沾了湯也不。不過有一點柯女士并不遮掩，那就是對年伯鷗的崇拜和呵護之情。她時時處處對年伯鷗畢恭畢敬，出口必稱“年老師”。

“年老師”那時候變了一個人似的，端坐在那里，呈現終于熬出了頭的樣子。一般不起身了，像是腿壞了。那時候已經春天，天氣并不很冷，他卻穿得里三層外三層的。許多的口袋。都鼓鼓囊囊的。他還不時地東掏掏西摸摸地，總要使我想到他已經腰纏萬貫。

友人張口就稱柯女士“嫂子”。我拉他一把，他狐疑地看我。我小聲說：“你太急了伙計。”我斷定此事不久必有變數。友人和年伯鷗雖然也交往有些年，但是對年伯鷗的了解卻遠不如我。

讓友人這一稱呼，柯女士越發坐不住地來回跑，在我們面前努力顯出自己是“嫂子”。她不在身邊的時候，年伯鷗便咬我耳朵，說她的方方面面。

我說：“她是知道你發了橫財以后才……”

他說：“不不不，以前。”

我說：“一起了？”

他說：“干什么？”

我說：“睡了？怎么還干什么。”

他尷尬起來。

我說：“還是沒‘螞’著？”

他連連擺頭連連說：“沒有沒有，絕對沒有。”

我說：“不是攢下勁了么？那么你找了個這個來干什么？”

他說：“那樣將來麻煩。”

我說：“能有什么麻煩！”

他說：“我也不是為了‘性’福才和她。”

我說：“那么準備當保姆使了？”

他說：“她說她就是母愛型的。”

果真，我勸年伯鷗趕緊學習電腦學會上網的時候柯女士就顯形兒了，立刻代答說：“我怕他頸椎受不了。”又說，“我讓他每天看電視也不能超過兩小時。”

要結賬了，柯女士抓起自己的包就去了。

過了一會兒，我見柯女士一閃身進了廁所方向的走廊，以為她賬已結好，去化妝去了。不料，卻有一個小廝拿了賬單來找年伯鷗。讓我頗感意外。年伯鷗并不尷尬，毫不猶豫地垂了眼皮掏錢，他一改過去的習慣，一下子拍出嶄新漂亮的皮夾子，唰唰數出幾張大頭票，最后還跟那小廝說：“零頭不用給我了。小費。”讓那小廝瞪大了眼睛，深深地給他鞠了一躬。至少九十二度。

分手的時候，我竟然不由自主地伸手握住了年伯鷗的手。這大概是我倆此生的第二次握手。第一次是首演《黃河》成功以后，他主動伸出手握我的手，既出于國際慣禮，同時感謝我帶領弦樂隊保護了他，沒讓他在“黃河”里淹死。這一次是我主動伸出手一邊握他的手一邊也不咸也不甜地說：“祝賀你，人財色三喜！還是你原來的名字好啊。”

年伯鷗一愣，笑了，說：“不不不。還是年伯鷗好。不改這名字，命也不能改呢。嘻嘻嘻嘻……”他的笑，永遠葆有一種兒童的純真。打小就是這樣。

我和友人上了車。年伯鷗突然變了業余警察，在我車前做出許多“賣萌”的動作，指揮起交通來。引起許多路人的矚目，他卻毫不愧怍。柯女士看著他慈愛地笑。

那之后我心里留下了一分酸溜溜，還有一分對年伯鷗又嫉妒又羨慕的擔心。我感覺我這“發小”肯定還要折騰。既然他終于算是真正有了錢。折騰什么，怎么折騰，誰也難預料。

反正，年伯鷗先生已經蓄勢待發。

責任編輯 李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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