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依然記得那一天的情景。

那是10年前的夏天，我去了青海三江源區的澤庫草原，那里的海拔近4000米。

那一天，我們坐在離澤庫縣城不遠的一片草灘上，草灘上搭了幾頂花帳篷，不遠處，還有一頂黑帳篷。這是縣上設立的一個草原風情旅游點。朋友們正在其中一頂花帳篷里喝酒吃肉，他們用藏語猜拳行令的聲音和忽然響起的酒歌不斷傳出帳篷。我側臉看著花帳篷上繡織的吉祥八寶圖案。圖案繡織得過于夸張，與牧民家里平常見到的那些圖案相比，顯得過于碩大而華麗。我知道這是為了旅游的需要，是刻意放大了的民俗，那種討好和炫耀的意味顯而易見。而不遠處的黑帳篷，卻反而很簡陋，用幾根比大拇指稍粗一點的弱不禁風的木頭桿子搭成。微風不斷走過草原，黑帳篷在風中搖搖欲墜。花帳篷與黑帳篷之間形成的這種強烈的反差，我猜測同樣是為了旅游的需要，讓那些遠道而來的游客看完花帳篷之后再去看黑帳篷，高原牧民在這高寒的草原上生活的艱辛也就不言而喻地顯露了出來，有點故意哭窮，賺取別人同情的味道。我心里不禁有些感嘆，我看到了在強大的物質文明面前，原生態的傳統文化的畸形變異。

花帳篷里擺放著藏式的矮腳四方木桌和藏式卡墊，所以花帳篷除了觀賞之用，還可以接待客人，而黑帳篷里卻空空如也，看來它完全是個擺設，為的就是讓別人看看。

我剛剛認識的朋友公保南杰走出帳篷叫我一起去喝酒，他看到我拿著照相機正對著一簇黃色的野花按快門，便走過來靜靜守候在一邊。他告訴我，我正在拍攝的這種野花名叫梅朵賽瓊。他的一句話，卻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于是我讓他跟我一起去辨認草原上的野花，看誰認識的野花多。那一天，我和公保南杰走在花帳篷和黑帳篷附近的草原上，不斷走向一簇簇野花，停下來，看誰搶先說出一朵朵野花的名字。一種遙遠的親切感被喚醒了，我有一種恍若回到了童年故鄉的感覺。

就這樣，我和公保南杰一如草原上兩個懵懂而又充滿好奇心的頑童，從一種野花走向另一種野花，就像是在一一叩訪一個個藏身于山野之中的高人雅士。我還拿出記事本，把這一個個花名鄭重地記了下來：吉嚓梅朵、然瑪嫩瑪、嘉沃劍、梅朵嘎布、賽吉括洛……

這些久違的名字就這樣以艷麗的色彩和撲鼻的芬芳重新走來，時間開始迅速后退，退到了我的童年時代，退到了我那業已消失了的、廢墟上的故鄉。

我的故鄉叫鐵卜加，海拔高度同樣是近4000米，地貌和植物分布與澤庫草原幾乎一模一樣。我一直不知道鐵卜加這個漢語諧音的地名是什么意思，在一篇描述故鄉的文字里，我還大膽推斷這是吐谷渾語，因為我的故鄉曾經是中國歷史上存國時間最長的少數民族國家吐谷渾王朝的領地，伏俟城遺址作為這個已經覆滅了的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象征，依然聳立在我的故鄉，在激蕩的風雨中沉默不語。這座伏俟城，使我的故鄉顯得很有深度。

那一天，就在澤庫草原上，我卻聽到了一個關于我故鄉地名的藏語解釋。公保南杰告訴我，鐵卜加是一種絲綢的名字，意思是“一百只大拇指”。他的解釋令我激動不已，因為故鄉正是處在古絲綢之路南線的要道上，是絲綢之路上一個重要的驛站，故鄉被以一種絲綢的名字命名，理所當然。而我更在意的，是我的故鄉地名中所蘊含的意義。“一百只大拇指”，我認為這是一句詩句，是對故鄉的最高贊美，手法夸張，情真意切，詩歌采用了高原民族最為傳統的贊美方式，那就是伸出大拇指，并且是一百只大拇指！

人們常說，文學是一種境界。于是我就時常想，如果把所謂的境界還原成一種具體的意象，那么它所呈現出來的樣子，一定是故鄉的樣子。

我的文字，似乎從來也沒有離開過我的故鄉。那片永遠被美麗和夢幻圍攏著的草原，寂靜地仰臥在青海湖畔的一隅，那里是我的生命出發的地方，是我童年夢想最溫暖的棲息之地。

那時候，倉央嘉措的詩歌還沒有像前些年那樣成為一種流行，成為男女愛情的雞湯，因此也沒有流俗成為一種被人們造假和仿寫的網絡名片。很少有人問津，他的名字和他的詩歌，或許只有藏學界或者藏傳佛教界的少數人知道。而我有幸在那時候讀到了他的詩，藏文原文，干凈、簡約的表述，與我當時接觸到的藏文詩律學和辭藻學所提倡的對裝飾性的強調大相徑庭。或許就是這種不事雕飾的干凈和簡約吸引了我，我開始在有限的范圍內搜羅他的詩歌，于是，我手中便有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的《倉央嘉措情歌集》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倉央嘉措情歌研究資料匯編》。 我癡迷、流連于他的詩歌之中，這兩本書被我翻閱了不知多少次，每一張紙頁上都浸潤著我的汗漬我的氣息。

而我在這里要說的，是我在閱讀他的詩歌時的一個發現，抑或是一種感悟吧——那些直白得一如出自質樸的牧民之口的語言，卻表達著詩人內心極端的糾結：精神與世俗、愛情與信仰，就那樣交錯于他的文字之中，那種撕心裂肺的痛，那種無可奈何的怨，使得書寫著他的詩歌的那些紙頁，似是浸泡在一種心緒之中， 散發著一種隱忍的悲苦的光澤。在這一切的背后，卻也隱藏著些許的甜美，那甜美來自于詩人的故鄉。當詩人那顆敏感多情的詩心在不斷的糾結和錯亂中，變得無著無落的時候，故鄉便帶著些微的水汽出現在他眼前。門隅，這樣一個詞匯也就會出現在他的詩歌里，似是鑲嵌在他的詩歌中一枚溫潤的玉。我猜測，詩人每每寫下這兩個字，他的內心會有一種柔情漸次化開，慢慢地，讓他暫時忘卻悲苦和煩惱，從那么多的糾結中走出來，喘一口氣。門隅，這是詩人的故鄉，意思是門巴人的老家。這位門巴族的少年，就這樣讓自己的故鄉成為他內心的一種溫暖、一種慰藉。偶爾，讓自己的心超越了一切，在想象與懷念中，短暫地飛翔在自己故鄉的上空。

可以說，這是我關于文學與故鄉關系的一種認知，從那時候起，我隱約看到了存在于故鄉與個人之間的隱秘因緣，并且由此使文學獲得某種個人獨特氣質的可能的確鑿證據。我之于鐵卜加，就像是倉央嘉措之于門隅一樣，只有從這里出發，筆下的文字才會鮮活起來，才會帶著脈脈的溫情，有著安逸和甜美，有著夢的成分。

故鄉對一個人還有著極強的塑造能力，它就像是一個性情有些執拗的唐卡大師，以它的喜好甚至偏執勾勒、繪制著每一個人。它以它足夠的耐心，從每個人的肌膚的紋開始，從每一根發絲開始，一筆一劃地畫出一個個與眾不同的人，讓他特立獨行。我們也幾乎從每一個人身上，輕而易舉地可以看到故鄉在塑造他的時候，留在他身上、心上的線條、色彩，甚至些微的筆誤。從他的身體、語言、氣息里，感知到隱身于他的背后的繪塑大師——故鄉。

故鄉把每個人的一小部分，很小很小的一小部分寄存在了它那里，讓一個人只有回到故鄉的時候，才可以成為一個完整的自己。因此，每一個人都有著思鄉情結，回家也就成了每一個離開故鄉的人在一生中不斷要完成的一項使命。在中國傳統文化里，有一個詞叫落葉歸根，說的便是一種人生企圖，企圖一種終極目標的完成，一種完美理想的實現。

記得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我走出故鄉到當時的公社寄宿小學去讀書，成為故鄉唯一一個在公社讀書的孩子。離家遠，小小的我只能留住在公社里，自己照顧自己的生活起居。每每熬到星期六學校放假，我就興奮得有些魂不守舍。回家，那是多么歡愉，多么令人激動的事情啊！孤獨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幼小的心靈已經深深體悟了什么叫歸心似箭。現在想來，那時候，回家就是我孤苦的求學之路上對我的最高獎賞。

10年前，第一次為對我來說有著知遇之恩的《芳草》雜志寫創作談時，我便寫了一篇叫《文學：故鄉的贊美詩》的文字，表達了我上述的這些意思。如今，10年過去，當我梳理和檢點我之于文學的這種認知的時候，我依然相信它在邏輯上的科學性，我甚至確信，它關乎文學的異質性，關乎如今被我們不斷提倡講好“中國故事”。

我是一個幸運的人。當我知道寫出的文字可以投遞給報刊雜志，就把我的一些文字裝進信封寄到那些我從未涉足過的城市，我幾乎并沒有遇到像許多文學青年所遇到的諸如“石沉大海”、“一去不復返”（經常在一些熱愛文學的朋友介紹自己文學經歷的文字里看到）之類的事情。第一次，當我把我用藏文寫成的一篇短文寄給一家藏文報社，不幾天就接到了編輯給我打來的電話，接著，這篇現在看來也就是一則幽默的短文出現在了這張報紙的副刊上。這篇短文的題目是《良藥》，寫的是故鄉的一位老人到城里醫院看病的事情，隱約流露了我對傳統文化在現代工業文明面前出現的變異的擔憂和顧慮，這也似乎成了我以后的文字中的一種不變的感嘆。有時候我也想，我對故鄉的那份摯愛，或許就是對一種傳統文化的固守，故鄉顯然在我的文字中被美化詩化了。

我的第一篇漢文作品發表在《西寧報》（《西寧晚報》前身）上，編輯是當今詩壇中赫赫有名的唐燎原先生。他叫我到他的辦公室，給我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接著，這篇文字很快就出現在了報紙上。這是一篇不到千字的小小說，題目叫《演員》，寫的是一個耿直憨厚的牧民被一個電影劇組所騙，無意中成為一名冒險的替身演員的故事。故事是從這位牧民一直夢想成為電影明星的女兒開始講述的，依然是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碰撞的故事，依然是對那種被我美化詩化了的田園牧歌似的景畫會遭到破壞的擔憂和顧慮。

記得十幾年前，我給《西藏文學》寄去一個短篇小說，結果收到了當時擔任該雜志主編的色波先生的來信。他對我的小說大加贊賞，并且約我在一月內再給他寄去幾篇小說，他要給我編發一個個人專輯。這在當時，對我這樣一個剛剛開始寫作的人來說，就跟天上掉餡餅一樣。記得當時，除了寄去的那篇小說，我手上沒有一個已經完稿的東西，但我不想錯過這個機會，從收到信的當天晚上開始，便開始了夜以繼日的創作，但終因時間不夠，這個專輯沒有編發出來。當我把用一個月時間寫下的一個不到一萬字的短篇寄給色波先生，他主編的《西藏文學》便以頭題的位置刊發了這篇小說。

這篇小說題目是《失去家園》，寫的是在現代工業文明背景下逐漸加速的草原沙化給故鄉的牧民生活帶來的毀滅性的打擊。小說中我還寫到了一個面對草原上的沙丘大聲叫好的攝影師。現在回頭再看這篇小說，我依然看到了我那美麗卻又脆弱的故鄉。

也是在十幾年前，《中華文學選刊》選發了我發表在《西藏文學》（因為色波先生的原因，我對《西藏文學》情有獨鐘，喜歡把作品寄給這個雜志，但至今我也沒見過色波先生）上的一個短篇小說《情歌》，講述了一個久居寺廟的喇嘛興沖沖回家探親的故事，走在回家之路上的喇嘛身上自然有了我本人的影子。為了得到我的創作簡介，《中華文學選刊》煞費苦心，他們不知道我的地址，甚至不知道我是哪個省的，而《西藏文學》編發我那個短篇的編輯當時也去了北京，于是他們采用了類似“海選”的辦法——先后給西藏、甘肅、青海等好幾個有藏族生活的省區聯系，希望得到我的地址，他們判斷我所在省區的唯一依據來自我的小說——我寫的是藏族題材。

諸如此類的事情感動著我，使我不能放下手中的筆。

十幾年前，《芳草》雜志在同一年為我編發兩期個人作品特輯，這樣的厚待，可能也就被我撞上了。著名作家、主編劉醒龍先生更是贊嘆我的小說有著“天籟般的人性”。我想，人性是文學對人的塑造，那么，天籟則是故鄉山水賜予的造化。而所有這一切，讓我更加堅信，我從故鄉的鐵卜加起步的文學之旅，將永遠帶著故鄉原野的氣息，“以及青海湖、草尖上的霜花、和一個擁有了望遠鏡的孩子，發出自己的聲音。”

好吧，現在需要簡單說說我的故鄉。除了我上面提及它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驛站，是吐谷渾古國的遺址，它身處青海湖畔，青海湖的水氣和傳說永遠氤氳在這里。這里是出土過大量古絲綢的吐蕃大墓的延伸地帶——小時候，那些掛在芨芨草上隨風飄舞、被家里的大人稱為“裹尸布”而不讓我們靠近的碎布條，后來我才發現那是在文武黑市上方寸大小便可以獲取幾十萬元意外之財的古絲綢。這里世居著藏族、蒙古族牧民，這里也以故鄉才有的胸懷接納了漢族、回族、土族、撒拉族等眾多民族。這里游牧與農耕文明交錯，在這里，能聽到“花兒”的哀怨，也能聽到“拉伊”的悠揚。我在這里長大，在我的肌理和發絲間散發出的體味，便有著這片故鄉的氣息。如今，我出生的小牧村已經是一片廢墟，但這并沒有影響我對它的思念，如今，它在我的思念和想象里變得更加豐盈，有著難以比擬的大美。

新近讀了謝有順先生寫的一篇文字，恰好談及文學與故鄉的話題。在這篇文章里，作者羅列了那些一直在書寫故鄉，最終被故鄉塑造成為一代大師的中外作家和他們的故鄉——魯迅筆下的魯鎮、未莊，沈從文筆下的湘西，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韓少功筆下的馬橋，賈平凹筆下的商州，史鐵生筆下的地壇，福克納筆下那個像郵票一樣大小的故鄉，或者馬爾克斯筆下的那個小鎮……把這段文字抄錄在這里，也是為了給自己關于故鄉與文學的認知一個佐證吧。在這篇文字里，謝有順先生用了兩個詞來描述故鄉：“發源地”、“根據地”。“發源地”，讓我想到了巴顏喀拉山北麓那條叫約古宗列的涓涓細流之于黃河，正是它汩汩的泉眼成就了黃河的偉大；而“根據地”這個詞匯，卻是給了我一種蓄勢待發、奔赴文學沙場的激勵和熱情。

公保南杰是澤庫草原上一個民間歌舞團的負責人。那一天，在澤庫草原上那頂花帳篷里，當在大家酒酣耳熱之際，他叫來一位剛剛走出草原的藏族女歌手為大家獻歌，女歌手右手舉杯，用左手微微遮掩著自己的嘴，唱起了一首高亢悠揚的酒歌：

世上恩重如山的

是我可愛的羊兒

它用皮毛溫暖了我

它用血肉喂養了我

除了可愛的羊兒

我還需要感激誰

世上恩重如山的

是我飽滿的青稞

它用糌粑強壯了我

它用美酒沉醉了我

除了飽滿的青稞

我還需要感激誰

我也記得當我聽完這首歌之后，在給女歌手以熱烈的掌聲之后的沉思。在這里，羊兒和青稞，都是故鄉的同義詞。故鄉也有其他的同義詞——如果不斷擴展故鄉的外延，那么，故鄉的同義詞是祖國，如果不斷探向故鄉的內核，那么，故鄉的同義詞是母腹。那一天，我在歌聲中陶醉，就像我沉醉在故鄉的懷抱之中，陶醉在文學創作的歡愉和痛苦之中，因為我從歌聲中聽到了對故鄉的最真誠最樸素的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