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村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當兵一般要讓兄弟多的男孩子去，兄弟一人的大多不予考慮。我想，這一定是從戰爭年代延續過來的規矩。因為，當兵是要打仗的，打仗是要死人的。兄弟多的“光榮”一個，還有別的男孩子延續香火；只有一個男孩的萬一“壯烈”了，就絕后了。這是一個原因。再一個原因，就是兄弟多的男孩子不好找媳婦。因為，兄弟多就有一個分家的問題。別說窮，就是富有的人家一分家人均財產就少了，人家女孩子不愿意跟；當上兵就行了，解放軍社會地位高，女孩子仰慕，當兵好找媳婦。我們村好多有可能找不上對象的準光棍兒，都是通過當兵而娶妻生子的。讓兄弟多的男孩子去當兵，無論是對男孩子少的家庭，還是對男孩子多的家庭，都是一種照顧。

我是屬于“不予考慮”的那種情況。姊妹們不少，但四個姐姐，就我一個是男孩。所以年復一年，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人家去當兵。而在當時，參軍不但光榮，還是農村孩子的唯一出路。那時正值“文革”時期，上大學靠推薦，公社一級干部的子弟才能挨得上，我家里最大的官是我的一個堂哥，他只是一個生產隊小隊長，沒有推薦我上大學的能力。當工人，也不行，大隊干部的子弟還爭得打架呢，我也只能在做夢的時候想想。勤勞致富呢，割資本主義尾巴，別說搞什么經營活動，就連外出打工都得拉回來作為“盲流”批斗……總之，對于我來說，只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靠掙工分艱難度日。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在平均主義、大鍋飯的農業政策下，掙工分就是累死也致不了富，甚至連肚子都吃不飽。記得上初中的時候，老師給我們上政治教育課，批判鄙視農業和農民的錯誤思潮，說是有的人篡改毛主席“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偉大教導，胡說什么“下定決心，脫離農村；排除萬難，不當社員”，簡直是陳舊又反動，必須和這種思想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扎根農村，干一輩子！我們嘴上也跟著老師這樣講，但從內心里來說，這何嘗不是我們包括老師在內的全體師生的人生追求呢？只是沒敢套用領袖的教導，因而知名度不高，沒有傳開而已。

1974年夏我高中畢業，年底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開始。我抱著有棗沒棗打一竿、瞎貓碰上死老鼠的心態報了名，試圖能有個峰回路轉、天賜良機，不料還真的蒙上了。這天晚上，大隊里召集應征入伍適齡青年開會，宣布黨支部研究通過準予參軍查體人員名單。當民兵連長董剛起念到我的名字時，我還愣了半天神兒，以為自己聽錯了。后來才知道，兄弟一人不讓當兵的規矩并沒有廢止，只是這一年臨時改了一下。因為在我們村這一茬的高中畢業生中，包括我在內的三個男生全是兄弟一人，而我們三人從初中到高中不管是學習成績還是其他方面的表現，在全班乃至全年級都是數得著的。這次當兵，黨支部書記也是我們村最高領導人的董世耕發話了，說三個孩子都這么優秀，就讓他們出去闖闖吧，說不定咱董家門上還能出息個人才嘞！于是乎，我們三人同其他四個兄弟們多的男孩子一起，被確定為應征入伍對象。

查體是在我們公社衛生院進行的，很嚴格，每檢查一個項目都有軍地雙方的人員具體操作和監督。那時候，由于生活條件差，吃得孬，有病不及時看等因素，人們包括年輕人總有這樣那樣的疾病，每年入伍查體時都有不少被淘汰下來的。就是這一次，我的那兩個高中同學一個血壓高、一個肝大，沒能過關。所以查體一開始，我心里就忐忑不安，唯恐身體有毛病，被淘汰下來。還好，身高、體重、外科、內科等都合格，就連那個男性獨有的“部件”，也被一個中年男大夫認認真真地捏了幾把，從他的面部表情看，估計是“未見異常”。稍微有點情況的是耳鼻喉科的檢查。那幾天，由于有點傷風感冒，鼻子不通氣。怕查體不合格，我買了瓶滴鼻凈往鼻子眼里滴了幾滴。給我做檢查的是一位滿臉慈祥、兩鬢斑白的老大夫。他用功能類似于探照燈的家什，照了照我的鼻腔問：

“是不是點滴鼻凈了？”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兒：“沒——有。”

“沒有？”老大夫加重了語氣，“沒有可就當不上兵了啊！”

我立刻招供：“點了。”

“嗯，說實話。”老大夫在我查體表的相應欄目里寫上了“合格”二字。

那天晚上，我和其他查體合格人員一起，被留在衛生院住了一宿，不讓回去。說是睡覺也是一種檢查，看看有沒有夜游癥、會不會尿床什么的。所有這些，我也“未見異常”。

身體合格并不表明萬事大吉了，還要政審，要綜合考慮其他各方面的因素，最后才能確定。我深知，符合條件的應征青年有的是，而征兵數量卻是有限的，肯定要層層刷掉一些。同樣情況下刷誰呢？家中弟兄一個的是首選目標。因為“弟兄一人不予考慮”不僅是我們村的不成文規定，各大隊甚至公社、縣這兩級也是這樣掌握的。要想當上兵，就我來說，各方面條件必須更加過硬。查體合格后，接下來的便是家訪。所謂家訪，就是帶兵的首長和公社干部到應征對象家里去了解情況，主要是征求家長特別是父母的意見，看看有沒有割舍不下、不同意自己的孩子去當兵的現象。盡管母親堅決支持我當兵，但她如果臨時變了卦呢？就是不變卦，如果人家提出個什么問題她回答不好呢？我決定對母親進行必要的培訓。

這天吃午飯，我問母親說：“娘，人家要是問你為啥叫我去當兵，你咋說？”

“咋說？”母親看了一眼剛出鍋的窩窩頭，“在家連紅薯干都吃不飽，出去吃頓飽飯唄！”

我哭笑不得：“你要是這樣說，這兵我就當不成了！”

“那咋說？”母親若有所思，“就說保祖國，盡義務。”

我知道，母親沒有這么高的認識水平和政治覺悟，還是出于對我的關心和支持。自從大隊同意我當兵后，她就注意聽廣播，參加大隊里組織召開的有關會議。這幾個政治術語，肯定是跟有線廣播學的，或者是聽大隊干部講的，她記住了。我很高興，便進一步教她：“你就說，他爹死得早，是國家把他養大的，讓他給國家出把力去吧！記住了嗎？”

“嗯。”母親一邊回答，一邊準備飯食。

家訪人員是在一個陽光溫暖的下午到我家來的，共三個人，為首的是部隊到我們公社帶兵的吳連長。后來得知，他叫吳林榮，山東龍口人。和我們雖不一個地區，但由于是一個省，說話相互都能聽得懂，只是人們的“人”他說成“銀”，大山的“山”他說成“仨兒”。人很和藹，一點架子也沒有。另一個是我們公社團委書記，一個長得很富態的年輕女性。高中畢業后的這半年里，我組織我們生產隊的團員青年，義務為集體護莊稼、積肥料、搶收種，做了大量的工作，多次受到公社團委的表揚，被大隊黨支部確定為團支部書記接替對象。我叫不出她的名字，她倒認識我。還有一個和我年齡大小差不多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官職。落座之后，吳連長果然問起了那個我最為擔心也最有把握的問題。

“大娘，”吳連長對我母親說，“就攀‘仨兒’一個‘銀’，你怎么舍得叫他去當兵？”

“他爹吧——死得早，這從小到大——都是公家——把他養大嘞——，就叫他給公家——出把力去吧。你說是吧連長？”

我最擔心的是母親背得太熟、太流利，不像她說的話。沒想到，母親憑著對這句話的準確理解，從一個農村文盲老太太的實際情況出發，做了創造性的發揮，把“國家”二字換成了“公家”，還加上和使用了一些非常關鍵的修飾語和極為恰當的語氣、語調，給人的印象是完全出自她自己之口，沒有經過誰的導演和教練。我感謝母親對我的支持，也感嘆她的機智和聰慧。

果然，吳連長樂了，其他在場的人員也樂了。那位年輕小伙則迅速往記錄本上做記錄。后來，這個情節被寫進了公社的《征兵工作簡報》，上報后被轉發到全縣各單位、各部門。

到此為止，應該說每一個環節和步驟都是順利的，但《入伍通知書》一天拿不到手，我就一天放心不下。到了最后，竟有一種寢食不安、備受煎熬的感覺，嘴上起滿了燎泡。這天我因事到大姐家里去，忽聽得她隔壁院子里傳來陣陣說唱聲。原來是附近村子的四先生在給人算卦。他是一個盲人，在兄弟幾人中排行老四，所以大家都叫他四先生。他因生活困難，又沒有其他手藝，便以給人算卦為生。據說，四先生算卦算得很準，不少人家的雞鴨豬羊什么的被盜或丟失，在他的指點下，最終都找到了。按說，像應征入伍這么嚴肅且政治性極強的事情，是不宜靠算卦預知結果的，可我已經顧不得那么多了。按照他給別人算卦的價格，我讓大姐替我給四先生付上兩毛錢，一決兇吉，更重要的是想逢兇化吉。

“你爹屬啥？”四先生昂臉側頭，用一只耳朵對著我問。

“屬馬。”我回答。

“你娘呢？”

“屬馬。”

“你呢？”

“也屬馬。”

“耶——”四先生一副猜透謎底的樣子，滿臉欣喜，“爹屬馬，娘屬馬，你是個小外馬。你呆不了家。今年報名當兵嗎？”

“報了。”

“那沒跑了，肯定能當上！”

也不知道是四先生算卦算得準，還是偶然的巧合，第二天我就接到了《入伍通知書》。我們村與我同時接到通知書的還有兩人，都是我初中時的同班同學，一個叫董進玉，一個叫董遂新。

“啪”——“轟嗵”——“啪啪”—— “轟嗵”……在我家那個不算小的院子里，我打起了飛腳。左一圈右一圈，繞著院子打，引得不少鄰居前來圍觀。打完飛腳，我本想再放聲高歌，來上幾段跟著公社的廣播喇叭學會的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選段，唱唱李玉和，可看到母親那木木的臉色，沒敢繼續高興下去。我知道，隨著離家的日子越來越近，母親是越來越難過了。

離家奔赴部隊的那天是冬至，一個滴水成冰的日子。在這之前，每年有當兵走的，換上軍裝后都在家里住幾天。有未婚妻的，趁此機會鞏固鞏固關系或者抓緊把婚結了，免得夜長夢多，中間出現什么變故；沒有未婚妻的，憑著這身軍裝找一個，更準確地說是騙一個，否則一旦當兵回來，又沒有女孩子跟了；不牽扯婚姻戀愛事宜的，也到親朋好友那里告個別，實際上是顯擺顯擺和風光風光。唯有我們這批兵特殊，到縣武裝部換上軍裝后接著就走，別說在家里住幾天，連換下來的衣服還得有人捎回來。正是因為走得急促，這次我們村的歡送儀式特別隆重。頭天晚上，大隊干部董傳禹、董俊德，還有我們村中學的楊繼憲校長和幾乎全體老師為我餞行；我兒時的伙伴、已經上了大學的董忠祥，也專程從濟寧趕來，與我話別；我們生產小隊隊長董傳治代表全隊社員群眾送我30塊錢，說這是咱們隊的規矩，誰當兵就給誰30塊錢；第二天剛吃過早飯，送我們三人去定陶縣城的手扶拖拉機，就停在村前的路口上了。這是我們村唯一一臺現代化的運輸工具。開手扶拖拉機的是我們大隊第二生產小隊的會計，他平時惜油如金，這會兒卻慷慨大方起來了，就叫拖拉機停在那里嘟嘟嘟地響著，不敢熄火，因為天太冷，機器不好發動，怕熄火后再發動時耽誤時間。黨支部書記董世耕和其他幾位村干部一起，到我們三人家里一一送行：安慰父母和其他親人不要難過，愉快地讓孩子離家奔赴部隊，村里是會照顧好軍屬的；囑咐我們到部隊好好干，做到叫干啥就干啥，干啥還要干好啥，不要給老少爺們丟臉。全村的基干民兵，本來一早就在本生產隊的地里深翻土地的，這會兒也被召集到村頭上集體為我們送行。理智上堅決支持我當兵的母親，看到自己唯一的兒子、又是老小的我真的要走了，克制著不哭，但沒有起床。她表情平靜地要前來為我送行的三姐、堂嫂等，把準備中午吃的水餃給我下了，閉目聽著我吃下；又囑咐把雞蛋籃里的最后三個雞蛋煮熟，叫我帶在路上吃。也來為我送行的三姐夫說：“兄弟，要走了，跟大娘（即我母親，在我們老家姑爺稱岳母為大娘）說句話吧。”可是，我沒有，一句告別的話也沒說。因為我知道，母親不哭是她強忍著的，萬一我來句好聽的，如：“娘，我走了，您要多保重！”之類，那無異于打開她壓抑多日感情的閘門，她非放聲慟哭不可。為了避免這種局面的出現，我定睛看了母親一陣子，一轉身，毅然向村東頭歡送我們的民兵隊伍走去。

我們三人一到村口，早已等在那里的基干民兵們就把我們圍住了。他們在大隊干部董傳進的帶領下，呼喊著口號，簇擁著我們向手扶拖拉機走去。此時，我們三人每人胸前戴有一朵大紅花。我兒時的伙伴、時任我們生產隊會計的董傳現，還把自己的藍大衣脫下來讓我穿上，那是當時農村青年人最時髦的裝束，只有見戀愛對象時才穿；去縣城送行的人多，手扶拖拉機盛不下，我從小學到初中并且經常在一個被窩里睡覺的同班同學董喜忠，騎著自行車，跟著手扶拖拉機趕了30里路，直到看著我穿上軍裝后，才依依不舍地原路返回。

“一人參軍，全家光榮！”

“一人參軍，全村光榮！”

此起彼伏的口號聲，一陣高過一陣。

望著父老鄉親那希冀的目光、熱烈的表情，我把兜里臨時攜帶的兩盒香煙撕開包后，全向他們撒去。同時，喊出下面的這樣一句話：

“放心吧，喜訊一定會很快傳到咱們河西董村！”

當天，我們就乘坐部隊派來接我們的汽車奔赴部隊。我們的部隊是濟南軍區工程兵工兵第八團。

本欄責編 李青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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