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別張中行先生

張先生以散文作家出名，其實他首先是一位學人，是一個思想者。他學的是中國文學，是周作人的學生，看得出周作人的文學觀對他的研究和寫作有很大影響。他長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編教材，寫普及性的書，這同樣看得出他的學養。

在普及古典詩詞的書里，他寫的《詩詞讀寫叢話》，我認為是最好的，比王力的《詩詞格律》好。王力的書很成功，但講的是詩的格律，而《詩詞讀寫叢話》的內容更充實，不僅談到了格律，對詩的欣賞與寫作也給出了很切實的指導。他對古典詩詞很有理解，不僅讀得多，而且很用心，文字也寫得更好些。

當然這本書也是在“人教”出版的，但張先生不僅僅是一個出版人。現在，一般的人隨隨便便就稱大家名家，但我真心地認為，張先生是可稱大家的。

張先生對生活和人生的態度，都顯出了他作為一個學人的本色。他博覽群書，而且很有理解。他的一生就是讀書的一生。

我覺得他首先是一位思想者。因為他一生清醒，不糊涂，不盲從；或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不信”，對于凡事都存疑，頭腦不容易發熱。

一九九一年，我箋釋的《兒童雜事詩》出版后，張先生很喜歡，寫文章夸這本書。不久后，我去北京，張先生打電話說要來看我，我連忙對他說：“這怎么可以呢？即使不序齒，也只能行客拜坐客嘛，何況未曾謀面您就寫了鼓勵我的文章。”最后我說：“您年紀大了，走動不方便，還是我去看您吧。”于是我去人教社看了他，他請我在旁邊一個小館子里吃了飯。

那次飯后，張先生又有一篇題為《書呆子一路》的文章在《讀書》上發表，寫到我和他這回的見面交談，過譽使我更加惶恐。文章隨后收入《負暄三話》，題目也正式改為《鍾叔河》，想不到他寫的這一回兩人初次的見面，竟成了最后的一面。他講了我很多好話，我卻連書都沒有送他幾本。我的書，張先生絕大部分都是自己掏錢買的。

我還說一件小事，民國時期《北京晨報》的副刊登過很多周作人的文章，后來這個報紙改成了《新晨報》，很難找。我要去北圖查這個報紙上的文章，當時任繼愈當館長，他是張先生的同學，張先生就請任繼愈派人幫我找，并且將找得的資料復印件寄給我了。

他的書出版之后，總會題贈給我。他說：你要什么書，我就送什么書給你。我知道張先生是搭公共汽車出行的，他去寄書是很累的事情。張先生去世，我心里非常難過。這樣古道熱腸的人，走掉了就沒有了。

張先生一直很看重我，對我過分的獎掖，我無法向他表示感激。現在鄭重通過貴刊，表達我對張先生深深的懷念和敬意。我年紀大了，寫文章太動感情。老成凋謝，晨星寥落，這些老輩人不可能再有了，使我非常感傷。

張先生的一生是讀書的一生，他的修養和境界都是因讀書而有。他寫的《順生論》，受到很深的佛學影響，也是讀書和思考的成就。

（二零零六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