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的未來

記得有人說過，夏曾佑（清朝進士，曾出洋考察，民國初年任教育部司長）首編古代史教科書，曾設問“男女私通始于何時”，答案則是“女岐”（根據大概是《楚辭》王逸注云“女岐無夫而生九子”）。此問此答，真的妙不可言。

如果早生四五十年，有幸讀夏先生的書，恐怕只能老實回答“不知道”。因為有人類便有男女，有男女便會要“通”，人類歷史少說已經幾十萬年，明媒正娶依法登記這一套卻不過實行過千百十年，在有巢氏的巢中和山頂洞人的洞里，怎么知道男女們在私通還是在公（？）通，他們的“通”又“始”于公元前幾十幾萬幾千幾百幾十幾年呢？

這次薛君叫我談圖書的未來，西諺云“欲知其未來，先明其原始”，所以無妨學學夏先生，先來問問人們稱之為圖書的這種東西始于何時，如果仍援夏先生之例，也許可以答“河圖洛書”吧。“河出圖，洛出書，圣人（伏羲、大禹）則之”，以成八卦九疇，這是《書經》和《易經》中的話，比屈原問“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更為“經典”，但同樣也如司馬遷說的“縉紳先生難言之”，作不得數。

其實人類自從野蠻開始進入文明，便有了交流、學習、傳承的需要，也有了想象與祈求。三千年前殷人用銳器刻在甲骨上的，四千年前兩河流域人用小圓棒劃在濕黏土板上的，五千年前古埃及人用炭黑寫在紙草（papyrus）上的，直至二萬五千年前克羅馬農人彩繪在法國和西班牙洞穴石壁上的（見《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彩圖第七頁），都是先人的創作，先人留下的信息，也就是真實存在過至今還存在（當然只能存在于博物館和圖冊里）的“河圖洛書”。

我們的圖書就是這樣產生、發展、延續下來的，它們是文化的產物，同時又是文化的載體，只要文化不滅，圖書也就不會滅亡和消失的。

當然，人在變，文化在變，圖書的內容和形式也不可能不變。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串聯簡冊的皮條翻斷了三次，因為那時的書是寫在一片片竹簡上，再用皮條串聯成冊的，反復不斷地翻讀，皮條也禁不住。這比起今天用電腦，在閱讀器上讀書，書之重輕和讀之難易，變化確實極其巨大。但是不是用閱讀器讀《易》就能比孔子讀得更好呢，恐怕誰都不敢拍胸脯保證。

予生也晚，從小讀的就是鉛字印在紙上再裝訂成三十二開的平裝書，但小時候在老家書房中，稍大后在府后街和南陽街的書店里，入目觸手者仍全是木刻線裝本。避著父師自己偷看舊小說，從《施公案》《七俠五義》到《西游記》《三國演義》，有光紙上石印小字看成了近視眼的，也全是線裝，隨時可以卷起來塞入褲袋，裝作聽話的好學生。

未來的書到底會是什么樣子，我真不知道，是不是都會縮到閱讀器里頭去呢，恐亦難說。我想，即使閱讀器真能全面取代紙本，也不過和平裝取代線裝、紙本取代竹帛、竹帛取代甲骨一樣，又來一次世代交替而已。模樣再變，供人閱讀的功能不會變，人們讀它，還是在讀書。

老實說，我對此并不怎么關心。來日既已無多，架上的舊書且讀不完，未來的書還讀不讀得了，讀不讀得懂，猶如太陽上的氫還能燒多久的問題一樣，于我實在沒有什么意義了。

（二零一零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