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省會的定位，如太原于山西，濟南于山東，南京于江蘇，都由歷史形成，很難變更。唯獨河北例外，省會像是一頂沒號的帽子，戴在誰頭上都可以。清初（1659年）建直隸省，設在冀南的大名，1729年搬到冀中的保定。洋務運動興起，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冬在保定，夏則天津。隨著現代工業發展，國民目光投向海洋，九河下梢的天津自然成為河北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重心，眾望所歸。但是軍閥混戰了，受槍桿子挾持，1928年6月20日直隸改河北省，直系的商震要遷回保定，天津80萬市民通電反對，七月仍定為天津。霸占一方的白崇禧不干，十月改定北平。奉系入關，1930年張學良改回天津。1935年漢奸們搞“華北自治”，在日軍威逼下，南京政府又決定遷回保定。1937年七七事變，省長鹿鐘麟南逃，省政府偏安太行山南段深山的小村賀家坪。1949年8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在保定成立，1958年省會又回到天津，1968年省革命委員會改建在石家莊。二百多年十三次搬遷，不僅給歷史地理出難題，而且把畿輔重地河北也搬窮了。

1958年省會第四次遷回天津，我也跟著來了，上河北大學，住八里臺。放下行李就去找省文聯，業余作者的組織。天津街道不直，七扭八歪，終于找到和平區營口道58號，一座小洋樓，門口兩副牌子，一個是“河北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一個是“蜜蜂月刊雜志社”。門衛老邊是原冀中文工團的鼓師，看我在門外徘徊良久，出來嚷道：“走，走，這兒不賣蜂蜜，別處去！”。我說明來意，老邊笑了，說：“從掛牌子那時起，天天有人提著瓶瓶罐罐來打蜂蜜。我就說俺們這的蜂兒不吐蜜，只吐字。買一本雜志看看吧，有滋有味的。”

不久得知，天津市并入河北省后，本著一省一刊的原則，《蜜蜂》并入天津的《新港》，帶走幾個編輯，鐘鈴、韓映山，剩下的人辦一個理論刊物《文藝哨兵》，北戴河會議后，講起階級斗爭。河北作家歸屬天津作協，那時各省不設作協，一個大區設一個中國作協的分會，沈陽、天津、武漢、上海、西安、重慶。沒了《蜜蜂》，我們這些蜂兒沒了蜂巢，沒著沒落的。作者與刊物的關系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來的，省委宣傳部部長遠千里寫過一篇文章《談刊物的風格》，重點講田間、梁斌、孫犁等作家的風格就是刊物的風格，也談到刊物和作者相互依賴，互為因果。

沒料到《新港》想在前頭了，正抓緊與河北作者聯系。老一代作家不存在這一問題，天津文藝界上層本來就是老冀中的班底，王亢之、王林、方紀、孫犁，與遠千里、路一、梁斌本來就是一家人，一個戰壕的戰友，親密無間。重點是團結青年作者，從省文聯抄來名單，一一落實，連我這芝麻粒小作者也不忽視。一天《新港》編輯部主任阿鳳同志來到中文系，要找堯山壁，辦公室查無此人。那時我還偷偷摸摸寫，用的是筆名。開學伊始，系領導就宣布中文系培養目標是研究人員，大、中學教師，文學創作是不務正業，隔三差五就敲打兩下，還舉例說明，某一屆有個阿樂，不專心學習，寫什么詩，末了還不是教中學去了。

有同學猜測可能是我，進圖書館不怎么借大部頭，光看文學雜志。辦公室傳喚，說有個叫阿鳳的找我，同宿舍的以為是我搞對象，尾隨而來。進門一看是個半大老頭兒，臉上還有一塊大胎記。我心里很激動，知道阿鳳是個男同志，天津作協理事。剛讀完他的《散文二十六篇》，又新買了一本《在崗位上》。

阿鳳同志很熱情，自報保定府人，還說了幾句家鄉話，一下子沒了距離。說河北有個光榮傳統，寫農村題材的多，但寫工業的少，來到天津是了解工業的好機會。咱們國家的政體是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你年輕敏銳，可以下工廠寫東西。正好系里接到教改通知，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與社會實踐相結合，我們年級正在飛龍橡膠廠參加技術革新，讓我找幾個同學寫點什么。稿子寫好了，經阿鳳同志手把手修改，在《新港》選發了一組，有散文、特寫、小小說，署名河北大學中文系創作組。系里覺得光彩，從此我的創作由地下轉到地上了。

不久阿鳳同志又通過中文系給我派了個活兒，到光復道食品店，跟在全國勞模張士珍身邊體驗生活，同去的還有相聲演員蘇文茂。天津老百姓都認識他，一出場準會喧賓奪主，只好留到店里。我一個半大小子，跟班拉車正合適。工作一天就徹底服她了，光復道兩千多戶，男女老少沒有不認識的，見了誰都有話說，不笑不說話。一天多少菜，分多少車，心里有數，公平分配，保證家家不斷頓，人人有菜吃。貨少時一顆白菜分四份，只要她出面，誰都沒怨言。更令人驚奇的是她有一門絕活兒，拿菜一手準，算賬一口清，看一眼秤星隨口說出價錢，分厘不差，那時候中國還沒有計算器，全憑腦子。拉車送菜是個力氣活，一車又一車，一趟又一趟，裝裝卸卸，連我都覺得累，何況她一個女同志，十年如一日，一人風雨，方便千家，頗受感動。寫總結時，我說出力出汗不出文思，不像蘇文茂時不時甩出一個包袱。阿鳳同志說，初來乍到，還是對生活不熟悉，對群眾語言不熟悉，熟才能生巧。這句話讓我記了一輩子。

怎樣才能熟悉城市，掌握工人語言，阿鳳同志帶我到了第一工人文化宮，一位女館長介紹了幾位工人作家成長的過程。我看過萬國儒的《龍飛鳳舞》，張知行的《巧大姐》，飛鴿自行車廠工人詩人劉中樞的作品。當時的天津工人文學社與上海工人文學社齊名，是中國文苑的一支并蒂蓮，工人作家的搖籃。中國工人作家有多少？有人說兩萬，上海的胡萬春，天津的萬國儒。女館長說，其實天津第一個工人作家是阿鳳，產業工人，當過火車司爐，辦過《鐵路工人》報。天津工人文學社從孕育到成長，他出力最多，是個老母雞，光下蛋不“個個大個個大”地叫。

1962年大學畢業，申請回冀南農村，臨行前到《新港》辭別，阿鳳同志和幾個編輯都支持。以后省市分開，來天津的機會少了，可是常常心向天津，難忘《新港》，是我文學起步的地方，阿鳳同志是我文學路上第一個貴人。有了作品，總是先投給那里的報刊，以為回報。有時給《天津文學》的稿子少了些，是因為幾位從前的同事、同學在那里負責，不想為難他們。我當過編輯，管過刊物，深知搞創作的人當編輯常常遭人非議，“交換文學”。作品沒有十全十美的，難免人家說三道四。我愛《新港》和《天津文學》，不愿意人家說它一個不字。刊物期期都看，越看越好看。

在勸業場的日子

十年沒見，天津巨變，大了，高了，樓群崛起，層戀疊嶂，把昔日建筑比得矮小簡陋，灰頭土臉。但是就像一切會議合影，要拍今日天津全家福，這些時尚后生，俊男美女，都得乖乖地后排站著，眾星捧月一樣，把一些老面孔舊衣衫讓到前排中間，比如勸業場、金融街、五大道，它們是城市的長輩，天津的品牌和衣缽。

我大概是最早寫勸業場史的人。1958年寫“五史”：村史、家史、廠史、公社史、連隊史，我們河北大學中文系幾名學生，奉命來到勸業場，一住仨月。從八里臺穿過五大道，滿眼小洋樓，疑似出了國。踏上和平路，商鋪鱗次櫛比，燈箱光怪陸離，有軌電車叮叮當當開過，好像兒時廟會上，看到拉洋片的西洋景。和平路與濱江道交叉口的勸業場，在周圍建筑中鶴立雞群，六角塔樓，七層高，八面威風。內部中空迴廊，過橋相連，四角有電梯，乘上有騰云駕霧的感覺。一二三層是商鋪，原有300家，已經公私合營。四五六樓包括天華景戲院、天宮影院、天露茶社、天緯保齡球社等八個天字頭的娛樂場所，天津“八大天”可與上海大世界媲美，亦有“不到勸業場，枉來天津衛”一說，是北中國的商業旗艦。

勸業場還與石家莊有歷史淵源，業主高星橋是井陘煤礦津保銷售處長，煤礦是德國人開的，一戰德國戰敗，接受巨額資產，興建了勸業場，地屬法租界，初名法國商場。在天津作寓公的慶親王載振是股東，題詞：“勸吾同胞，業精于勤，商務發達，場益增新。”高星橋中意，各取一字，請沽上名流華世奎為“天津勸業場”書匾，每字三尺見方。華世奎乘酒興揮毫，一氣呵成，顏魯公體，蒼勁雄渾，氣吞山河，襯以金地朱印，燦然生輝，如今成了國家級文物。當初五個字五百大洋，能買二百五十袋面粉。

當時寫史要用階級斗爭觀點，資本家的剝削史，勞動者的斗爭史。城市商業于我很新鮮，寫作很用心，寫一篇展示一篇。有位女職工看上我的文采，托調干生張大姐牽線。張大姐問我后回話：“那傻小子情竇未開呢。”其實是情有別戀，天天晚上天華景看京戲入了迷。自幼農村看土臺子，中學登臺六年，學梅派青衣。1957年出版的《京劇劇目初探》，一千三百八十三出戲，我青少年時期絕大部分看過。在邢臺認識了齊嘯云，天津人，下放勞動，組建山區慰問團，我跟著跑臺口。她說天津是京劇的三關口，闖不過天津成不了角兒，天津戲迷是把關的，最有學問。果然，天華景的戲迷給我上了一課又一課，每次叫好起哄都在藝術的節點上。在這里完成了我由看戲到聽戲的轉變，懂得了角要看熟，戲要聽舊。

那一階段我正迷上奚嘯伯。天津也是奚先生的福地，十九歲在中和戲院下海，與陶默廠（讀安）唱《武家坡》，還一度定居天津，這里有他許多朋友和粉絲。后來到石家莊地區京劇團，常來天津演出，不在天華景，在中和大戲院、新華禮堂。來津必唱《楊家將》，一趕三，前令公、中寇準、后六郎。先生先天不足，音窄量小，就揚長避短，絕處逢生，創造一種獨異嗓音，渾厚柔婉，清澈圓潤，人稱洞簫之美。尤長一七轍，因為難唱，別人繞道走，先生也輕易不唱。我跟天華景一位老經理說了，他常帶我出去看戲，莫非傳言過去，先生演了一出《焚綿山》，“春草青青隱翠溪，老母叮嚀結草衣”，二十句一韻到底，果然名不虛傳，鼻腔共鳴，膛音充沛，低回凝重。這是一出馬派劇目，比較起來，馬連良美聲在空中飄蕩，奚嘯伯是在地上行吟。聽得我如醉如癡，過足了癮。

另一個常串門的地方，是天祥商場一樓古舊書店，與勸業場相鄰。午睡、晚飯后、星期天的時光大部分打發在那兒。那時實行糧食定量，吃不飽，一進天祥就興奮起來，書能充饑。舊書架像黃土地的田畦，放手刨，盡情翻，像在老家溜山藥、拾花生。逮住本好書，有錢就買，沒錢可以賒。舊書便宜，角兒八分的，得一次稿費就抱回來一摞。只要沉下心來，還真能淘到寶貝撿到漏兒，慶幸到手的有一本董西廂，一部樂律全書，一套1928年創刊、劉豁公編的《戲曲月刊》，還湊齊了全部河北梆子演出劇本及曲譜，至今還供在我書房的重要位置，常常伸手翻看一下，找回勸業場那段美好的日子。我的藝術修養最初來自舞臺，戲曲把歷史和書籍篩選和濃縮，典型化了，是一部彩色和立體的書。后來不唱戲了，也不寫戲了，但是一些戲的元素，比如簡潔、樸素、幽默、雅俗共賞，都融進詩歌、散文創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