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記得T君曾經對我談起過：我的《集外集》出版之后，施蟄存先生曾在什么刊物上有過批評，以為這本書不值得付印，最好是選一下。我至今沒有看到那刊物；但從施先生的推崇《文選》和手定《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功業，以及自標“言行一致”的美德推測起來，這也正像他的話。好在我現在并不要研究他的言行，用不著多管這些事。

《集外集》的不值得付印，無論誰說，都是對的。其實豈只這一本書，將來重開四庫館時，恐怕我的一切譯作，全在排除之列；雖是現在，天津圖書館的目錄上，在《吶喊》和《彷徨》之下，就注著一個“銷”字，“銷”者，銷毀之謂也；梁實秋教授充當什么圖書館主任時，聽說也曾將我的許多譯作驅逐出境。但從一般的情形而論，目前的出版界，卻實在并不十分謹嚴，所以印了我的一本《集外集》，似乎也算不得怎么特別糟蹋了紙墨。至于選本，我倒以為是弊多利少的，記得前年就寫過一篇《選本》，說明著自己的意見，后來就收在《集外集》中。

自然，如果隨便玩玩，那是什么選本都可以的，《文選》好，《古文觀止》也可以。不過倘要研究文學或某一作家，所謂“知人論世”，那么，足以應用的選本就很難得。選本所顯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眼光愈銳利，見識愈深廣，選本固然愈準確，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殺了作者真相的居多，這才是一個“文人浩劫”。例如蔡邕，選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讀者僅覺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須看見《蔡中郎集》里的《述行賦》（也見于《續古文苑》），那些“窮工巧于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濕，委嘉谷于禽獸兮，下糠秕而無粒”（手頭無書，也許記錯，容后訂正）的句子，才明白他并非單單的老學究，也是一個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時的情形，明白他確有取死之道。又如被選家錄取了《歸去來辭》和《桃花源記》，被論客贊賞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卻有時很摩登，“愿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于床前”，竟想搖身一變，化為“阿呀呀，我的愛人呀”的鞋子，雖然后來自說因為“止于禮義”，未能進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亂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膽的。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著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譬如勇士，也戰斗，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點，畫起像來，掛在妓院里，尊為性交大師，那當然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然而，豈不冤哉！我每見近人的稱引陶淵明，往往不禁為古人惋惜。

這也是關于取用文學遺產的問題，潦倒而至于昏聵的人，凡是好的，他總歸得不到。前幾天，看見《時事新報》的《青光》上，引過林語堂先生的話，原文拋掉了，大意是說：老莊是上流，潑婦罵街之類是下流，他都要看，只有中流，剽上竊下，最無足觀。如果我所記憶的并不錯，那么，這真不但宣告了宋人語錄，明人小品，下至《論語》，《人間世》，《宇宙風》這些“中流”作品的死刑，也透徹地表白了其人的毫無自信。不過這還是空腹高心之談，因為雖是“中流”，也并不一概，即使同是剽竊，有取了好處的，有取了無用之處的，有取了壞處的，到得“中流”的下流，他就連剽竊也不會，“老莊”不必說了，雖是明清的文章，又何嘗真的看得懂。

標點古文，不但使應試的學生為難，也往往害得有名的學者出丑，亂點詞曲，拆散駢文的美談，已經成為陳跡，也不必回顧了；今年出了許多廉價的所謂珍本書，都有名家標點，關心世道者怒然憂之，以為足煽復古之焰。我卻沒有這么悲觀，化國幣一元數角，買了幾本，既讀古之中流的文章，又看今之中流的標點；今之中流，未必能懂古之中流的文章的結論，就從這里得來的。

例如罷，——這種舉例，是很危險的，從古到今，文人的送命，往往并非他的什么“意德沃羅基”的悖謬，倒是為了個人的私仇居多。然而這里仍得舉，因為寫到這里，必須有例，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者是也。但經再三忖度，決定“姑隱其名”，或者得免于難歟，這是我在利用中國人只顧空面子的缺點。

例如罷，我買的“珍本”之中，有一本是張岱的《瑯嬛文集》，“特印本實價四角”；據“乙亥十月，盧前冀野父”跋，是“化峭壁之途為康莊”的，但照標點看下去，卻并不十分“康莊”。標點，對于五言或七言詩最容易，不必文學家，只要數學家就行，樂府就不大“康莊”了，所以卷三的《景清刺》里，有了難懂的句子：

“……佩鉛刀。藏膝髁。太史奏。機謀破。不稱王向前。坐對御衣含血唾。……”

瑯瑯可誦，韻也押的，不過“不稱王向前”這一句總有些費解。看看原序，有云：“清知事不成。躍而詢上。大怒曰。毋謂我王。即王敢爾耶。清曰。今日之號。尚稱王哉。命抉其齒。王且詢。則含血前。涂御衣。上益怒。剝其膚。……”（標點悉遵原本）那么，詩該是“不稱王，向前坐”了，“不稱王”者，“尚稱王哉”也；“向前坐”者，“則含血前”也。而序文的“躍而詢上。大怒曰”，恐怕也該是“躍而詢。上大怒曰”才合式，據作文之初階，觀下文之“上益怒”，可知也矣。

縱使明人小品如何“本色”，如何“性靈”，拿它亂玩究竟還是不行的，自誤事小，誤人可似乎不大好。例如卷六的《琴操》《脊令操》序里，有這樣的句子：

“秦府僚屬。勸秦王世民。行周公之事。伏兵玄武門。射殺建成元吉魏征。傷亡作。”

文章也很通，不過一翻《唐書》，就不免覺得魏征實在射殺得冤枉，他其實是秦王世民做了皇帝十七年之后，這才病死的。所以我們沒有法，這里只好點作“射殺建成元吉，魏征傷亡作”。明明是張岱作的《琴操》，怎么會是魏征作呢，索性也將他射殺干凈，固然不能說沒有道理，不過“中流”文人，是常有擬作的，例如韓愈先生，就替周文王說過“臣罪當誅兮天王圣明”，所以在這里，也還是以“魏征傷亡作”為穩當。

我在這里也犯了“文人相輕”罪，其罪狀曰“吹毛求疵”。但我想“將功折罪”的，是證明了有些名人，連文章也看不懂，點不斷，如果選起文章來，說這篇好，那篇壞，實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所以認真讀書的人，一不可倚仗選本，二不可憑信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