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一個月以前，建東在他的朋友圈里貼出了幾張手機相片，拍的是我們大學時期辦的一本文學雜志——《菩提》，油印的刻痕仍沒有褪色，就那么一下子擊中了我。

那份雜志出版的時間是1987年9月，我們大學三年級的頭一學期。時間機器的那頭，將近30年前的我們，對于眼下的我們，完全成了另外的一些人，是不同于自己的存在吧。

我和建東被命運分配在蘭州大學中文系八五級的同一個班上，又格外巧合地飄落到了七號男生樓505宿舍的那8張高低床之間。記得我和他都在上鋪，遙遙相望，而另外的兩位老虎（虎良燦）和大付（付鵬鋒）則睡下鋪。我們四個很快成了全班六十幾名同學之中令人側目的"四人幫"，這當然是緣起于那時被我們在心中奉為宗教的文學。

有一個小插曲，最初是老虎、大付和我湊在了一起，那時建東小小的個頭兒，不多言不多語的，只在他那近視眼鏡的背后轉動著機靈的眼神兒，他還沒有加入我們。記得有一天我偶然讀到了建東一篇小說作業的開頭，寫的是一名婦女騎著自行車穿過北方那種筆直的大街，寥寥幾行就將路邊林蔭道的綠意透射到了字句中間。我拿著那個作文本就找到另外的那兩位，對他們極力推舉，這個建東不錯，相當有靈氣。那兩位還裝模作樣地評估了半天，最終才決定吸納建東入會……

在那個小小的文學社團里，我們暗自分配著不同的角色：來自陜北的大付和來自云南的老虎負責寫詩，而我和建東則專攻小說。大付和老虎都一米七五以上，大付一頭硬發，睡覺后常會沖冠而起，像是一只驕傲的公雞；而老虎絕對稱得上我們那幢七號樓乃至整個八五級的校草，一雙美目傳情，很快就躋身蘭州大學三大校園歌手之列，而我們兩個相對不那么惹眼的角色，也許注定了更加適合沉默的小說。

應該是從大二下學期起吧，建東和我開始埋頭瘋狂地書寫。每天在黃昏到來以前，就去新文科樓里占據一方書桌，開始了各自的小說寫作。記得那時建東愛用紅色橫條的信箋紙，用黑色的細鋼筆寫下螞蟻一般密密麻麻的文字，我則喜歡蘭州大學專用的綠色方格稿紙，用鉛筆描畫出一片迷蒙。每當一篇小說完工，我們就相互交換品讀，然后去學校食堂二樓的小灶炒兩份小炒，就著啤酒給出毫不遮掩的批評意見。

建東比我小大約半歲的樣子，個兒也小，笑起來還有幾分羞澀，我在心里有些把他當一個弟弟看，但即使從那個時候起，他的小說也從來不曾讓我小看。記得蘭州那些不冷不熱的傍晚，不勝酒力的我們很快就被兩瓶"黃河"搞得微醺。我曾經滿懷衷腸地對他傾訴，建東，你這樣的小說我是無論怎樣努力也寫不出來的……

現在想來，與我來源于本能的、笨拙而用力的寫作不同，建東的書寫從最初的時期起就顯出了某種難得的輕盈和流動。記得在那些黃昏的忘我書寫之后，有一次我對他感嘆，聲稱自己找到了某種信馬由韁的快感，而建東明亮的雙眼里卻掠過一絲懷疑，說，我倒寧愿不那么迷信快感。

或許正是這種潛藏的智性，讓建東在后來的小說寫作中走到了比我更遠也更寬廣的地帶。

說起我們的小說啟蒙，都有那個時代共同的源頭。最早是海明威，記得建東和我曾逐字逐句分析過他的那篇《雨中的貓》是如何清晰地描摹那只走過大街的貓咪。然后是卡夫卡、驚艷的米蘭·昆德拉。再后來，或許他和我之間已悄然出現了某種細微的分野，他在卡爾維諾那種高韜的先鋒之舞中找到自己的敘事姿態，而我則陷入馬爾克斯爆炸的感官中沉睡不醒……

經歷了這個久遠的時間再回頭去看，或許這樣的分別已經遠沒有那么的重要。我至今仍記得建東在大學時期的一篇小說里寫過一位去找尋出走的丈夫的妻子，她找啊找啊，來到了一個建筑工地，絕望的她仰望腳手架上一個熟悉的身影恍若自己朝思暮想的丈夫，就使勁兒看去，恰在那時，那身影卻點亮了他手中的焊槍，刺目的炫光立刻激得那妻子眼淚長流……我讀到這一個場面的時候眼里同樣浮起了淚水，至今仍然覺得這樣的瞬間包含了一個寫作人投身紙墨的最初的那份觸動。

顯然，我更加看重的是這個。

1989年大學畢業，他去了石家莊煉油廠，而我去了重慶的四川儀表廠。1991年的春天，我跑去石家莊看他，他還住在距離市區十分遙遠的煉油廠的單身宿舍里，那時他剛剛收獲了一份奇跡般的愛情，我卻在他床畔墻上的白紙上，看到他用鋼筆畫的形狀各異的人，透露著掙扎與落寞。

好在我們都沒有停止寫作，用這件在青春期里就開始鍛造的武器與失落的現實開戰，在無形中找尋自我的救贖。1997年的6月，建東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中篇小說《情感的刀鋒》，1998年年底，我也在《大家》雜志上發表了中篇小說《我們都是木頭人》。當時的我已去《重慶晚報》做了一名體育記者，但內心里卻格外看重這種小說寫作上的無聲的遙相呼應。

當然，后來的人生劇情卻并沒有按照我們的一廂情愿延續。建東在小說的路途上越飛越高，而我卻在顧此失彼、應接不暇的都市報生涯中，成了廢棄了武功的文學路人。記得那時，重慶圖書館還建在菜元壩火車站頂上的那片巨大山崖上，我會在那間很高的期刊閱覽室里饑渴地閱讀建東的小說。閱覽室的長桌邊開著落地長窗，一眼就可以從那個異乎尋常的高度之上俯瞰火車站廣場上那些奔忙的旅客，還有那些搶奪業務的棒棒（重慶人對力夫的俗稱）。那里，幾乎可以稱為遼遠的人世間，而這里，四下空闊的高處，我卻不時沉浸到建東的那些跳躍不已又意象銳利的虛構世界里去。我和建東相隔總有上千公里的距離了吧，卻仍然可以沒有困難地在文字里心意相通。

那一段時間我十分迷戀夏目漱石的《后來的事》，里頭寫的就是兩男一女的大學同學，在畢業后發生的故事。倒不是說那小說有多么好，而是那里面包含的時間的意味讓我深深入迷：后來，之后，其后……小說著力于幾個純真青年踏進社會以后的劇變，那種時間的魔法用在我和建東的身上就是，我們當年在蘭大七號男生樓的505宿舍一起出發，后來，他成了一個噴薄而出的作者，而我卻成了一個忠誠追隨他的讀者，這其中一定存有一個難解的謎。

我同建東最近的一次相見是兩年前的夏天，在重慶的合川，那里鄰近南宋軍隊抵御元軍的古戰場。在旅店的房間里，我們相距兩米左右，面對面端坐，散淡地談著各自的近況。我告訴建東，我已經決意從潦倒的報社撤退，重新返回文學。在說到這么重大的決定之時，我們的臉孔仍然都保持著相當的克制，那種中年人該有的不露聲色，建東只是輕輕地“哦”了一聲，然后就只說了句，那就好好寫，多多地寫。

那一年，我知道，他的小說也正在悄然發生著改變，從之前先鋒主義的一路狂奔中折返，回到了回望的工廠系列和自省的知識分子系列。我還不大確定，建東是不是由此而開啟了他寫作的中年期呢？

我們在晚飯前深入到那時開街不久的文峰古街，就是那種惡俗到骨頭里的仿古飲食街、商業街。我們在傍晚摩肩接踵的人叢里艱難行進，隨意挑了個小面攤兒，吃得大汗淋漓。送我離開的時候，建東也仍然沒有多說什么，只是一直看著我將車子開到那里迂回曲折的小路，然后向著夜色里的環城高速挺進。

到了我們這樣的年紀，許多話其實已經說不出也不用多說了，就像那本黑色封面的《圣經》躺在我書架觸手可及的那一層，一直保持著沉默一樣。那是建東在1989年6月我們大學畢業時送給我的留念，我們當然都不是什么教徒，只是一度癡迷于書里“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那種敘述的語調。在那本《圣經》的扉頁上，建東用他那一向急促的鋼筆字寫道：“世界留給我們的只有寫作這一個上帝了，但愿我們不會忘記他！”

那一段話的落款寫著“哀傷的分離即將來臨”。那的確是我們無法阻止的事情，所幸，這么多年過去，文學依舊相伴在我們的左右，如同命中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