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與《史記》《漢書》《后漢書》并稱“前四史”，記載東漢末至西晉初約百余年的歷史。《三國志》的作者陳壽，曾于蜀漢任職，蜀漢滅亡之后，回鄉隱居。西晉代魏以后，被征入洛陽擔任著作郎的職務。

《三國志》在此之前已有草稿，當時魏、吳兩國先已有史，如王沈的《魏書》、魚豢的《魏略》、韋昭的《吳書》，此三書當是陳壽依據的基本材料，蜀國無史，故自行采集，僅得十五卷。因此《三國志》是三國分立時期結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產物。《三國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吳志》三書單獨流傳，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三書才合為一書，流傳至今。

元末明初，羅貫中綜合當時的民間傳說和戲曲、話本，結合陳壽《三國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據他個人對社會人生的體悟，創作了《三國志通俗演義》。現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稱“嘉靖本”，共24卷。清康熙年間，毛綸、毛宗崗父子對其進行刪改后，成為今日通行的120回本《三國演義》。

作者介紹——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在今四川南充）人，生于蜀漢建興十一年（233），卒于西晉元康七年（297），年。陳壽出生時，正是魏、蜀、吳三國鼎立對峙、戰爭頻仍之際。在他出生之前，他父親即已投身軍旅，后來逐漸做到了高級統兵將領馬謖的參軍。街亭之戰后，他父親便退出行伍，回到安漢老家。

陳壽自幼受到嚴格的家庭教育，父母不惜花費家資，于城西果山腳下為他修建讀書之所——萬卷樓，并聘請當地名儒擔任塾師。大致在后主延熙（238—257）中后期，陳壽告別父老，到當時的蜀漢首都成都，進入太學學習。其時，名士秦宓的弟子、蜀中大儒、西充國縣（在今四川閬中）人譙周，在成都擔任典學從事，并親自為太學生傳道授業。

在太學里，陳壽勤奮修治先秦儒家經典《尚書》和《春秋三傳》，學習古代先賢的治民興國之道。尤其鐘情于史學典籍，不厭其煩地閱讀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常至夜闌人靜，仍獨對孤燈。譙周十分器重這位弟子，常常單獨施教，因此，他備受太學師生嘉贊，被喻為孔門七十二賢中的子游、子夏。

延熙末，陳壽開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先是擔任衛將軍姜維的主簿，典領文書。之后，又先后調任東觀任秘書郎、黃門散騎侍郎。此時，正值蜀漢國力日削，北邊曹魏強兵壓境的危急之際，而后主終日荒嬉，不理朝政，宦官黃皓借機專擅威權，蜀漢政治陷入空前混亂之中，陳壽不愿趨附，仕途因而受挫。這期間，陳壽的父親去世。在辦理喪事后，陳壽即臥病不起。此間，侍婢親自為其調藥料理，因與侍婢過度親近（古代講究，居喪期間，不得近女色），為鄉里所譏，以至于累年不得升遷。

蜀炎興元年（263），司馬昭分兵三路大舉攻蜀，蜀軍無力抵御，最后只得束手稱臣。次年，陳壽滿懷國仇家恨，返歸故里。此后，陳壽在安漢老家度過了近十年幽居生活。

魏咸熙二年（265），司馬炎廢魏元帝曹奐自立，建立西晉，改年號為泰始。為了消滅孫吳，統一全國，西晉朝廷廣泛網羅人才，敘用魏、蜀遺臣及先輩子弟。泰始四年（268）春，武陵太守襄陽人羅憲因早年與陳壽同為蜀漢太學同學，極言舉薦陳壽等人，晉武帝當即下詔，征陳壽入洛陽敘用。

陳壽入洛陽后，被授佐著作郎職，同時兼領巴西郡中正（負責品評選撥人才）。中書令關內侯和嶠奏請晉武帝，把編定蜀漢丞相諸葛亮文集的重任交給陳壽。不久，陳壽受命出補平陽（今山西臨汾西）侯相。此時，正值西晉大力督勸重農興利之際，陳壽一面勤謹于政務，一面擠出余暇閑空編訂《諸葛亮集》，歷時數年終于編成，“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言”，將諸葛亮生前安民強國，治軍振武的成功經驗，全面地整理和保存了下來。泰始十年（273）二月，陳壽自平陽回京奏呈此書，晉武帝大加贊賞，下詔授予著作郎職。之后，陳壽由平陽調回京都洛陽，并繼續擔任巴西郡中正。

太康元年（280），西晉滅吳，中國歷經百余年的分裂，復歸統一。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陳壽責無旁貸擔當起撰著“三國史”的重任。此后，他勤奮搜集整理三國時期的檔案文獻，四出訪問歷史人物的遺聞軼事、民間傳聞及歌謠，踏訪三國名人遺跡，考核舊史人物的姓氏、年里、官爵、行事，前后經時十年，約于太康十年（290）基本完成《三國志》的撰述工作。

該書共六十五卷，外《敘錄》一卷（今佚），總計近40余萬字，簡明地記敘了自東漢末至晉初近百年間，中國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全貌。之后，陳壽對該書又進行反復修訂補正，直到元康七年（297）病死洛陽，方才輟筆。因此，《三國志》的編成，前后歷時近二十年。

此外，作為蜀人，陳壽還撰《益部耆舊傳》一書。該書記載了上起西漢，下止晉初，前后三四百年間蜀地數百名人的逸聞趣事，廣受西晉文士嘉贊。東晉著名書法家王獻之，曾將《益部耆舊傳》手書一遍，當作禮物贈與友人。

東晉人常璩不僅盛譽該書可與《史記》、《漢書》媲美，而且著《華陽國志》時，多取材于此。其后常寬著《續益部耆舊傳》也沿襲該書體系。后來，裴松之注《三國志》、酈道元作《水經注》、徐堅輯《初學記》以及宋編《太平御覽》等，都曾大量征引該書以注補舊史之闕，或增廣舊聞軼事。由此足見世人對該書的重視。

該書的優點——

《三國志》取材精審，作者對史實經過認真的考訂、慎重的選擇，對于不可靠的資料進行了嚴格的審核，不妄加評論和編寫，慎重地選擇取材之源。裴松之《三國志注》記漢魏交替之際的表奏冊詔有20篇之多，陳壽在《三國志·文帝紀》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冊命就把這件大事寫出來。對孫策之死，陳壽舍棄《搜神記》等書上的妄誕傳說，只記孫策為許貢的刺客襲擊，以至重傷而死。這些都反映了他對史實認真考訂，慎重選擇的態度。

《三國志》善于敘事，文筆簡潔，剪裁得當，這些優點在當時就受到多方面的贊許。與陳壽同時的夏侯湛欲作《魏書》，看到《三國志》后，認為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于是毀棄了自己本來的著作。后人更是認為，記載三國歷史的史書，獨有陳壽的《三國志》可以同《史記》、《漢書》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國史都相繼泯滅無聞，只有《三國志》一直流傳到今天。

南朝梁人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說：“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征，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國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這就是說，那些同類的史書，不是立論偏激，根據不足，就是文筆疏闊，不得要領。只有陳壽的作品達到了人物史實與文字表述的高度統一。

陳壽還能在敘事中做到隱諱而不失實錄，揚善而不隱蔽缺點。陳壽所處時代，各種政治關系復雜，歷史與現實問題糾纏在一起，陳壽在用曲折方式反映歷史真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國志》對漢魏關系有所隱諱，但措詞微而不誣，并于別處透露出來一些真實情況。如建安元年（196），漢獻帝遷都許昌，本是曹操企圖“挾天子以令不臣”之舉。在這里陳壽不用明文寫曹操的政治企圖，這是隱諱。但寫遷都而不稱天子，卻說董昭等勸太祖都許，這就是微詞。另外，他在《荀彧傳》《董昭傳》和《呂蒙傳》中都記載了當時的真實情況。另外，陳壽對蜀漢雖懷故國之情，卻不隱諱劉備、諸葛亮的過失，記下了劉備以私怨殺張裕和諸葛亮錯用馬謖等事。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個表現。

《三國志》不僅是一部史學巨著，也是一部文學巨著。陳壽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以簡練、優美的語言為我們繪制了一幅幅三國人物肖像圖，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動，行文簡明干凈，可讀性極強。

例如，《先主傳》記曹操與劉備煮酒論英雄，曹操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短短幾行字，劉備韜晦隱忍的性格，躍然紙上。《呂蒙傳》記曹操聽到孫權舍荊州資助劉備立足時，“方作書，落筆于地”，寥寥數語，曹操對孫、劉聯盟的忌憚，躍然紙上。書中寫名士的風雅、謀士的方略、武將的威猛，大多著墨不多，卻栩栩如生。

此外，陳壽在書中還表現出品題人物的興趣。他說劉備是英雄，曹操是超世之英杰，孫策、孫權是英杰，諸葛亮、周瑜、魯肅是奇才，龐統，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劉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質是彥士，王粲、秦宓是才士，關羽、張飛、程普，黃蓋是虎臣，陳震、董允、薛綜是良臣，張遼、樂進是良將，這都反映了當時的時代風尚。

該書的不足之處——

《三國志》名為志，其實無志。“魏志”有本紀、列傳，“蜀志”和“吳志”二志只有列傳。陳壽作為晉臣，晉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國志》尊魏為正統。因此，《三國志》為曹操、曹丕、曹叡分別寫了武帝紀、文帝紀、明帝紀，而《蜀書》則記劉備、劉禪為先主傳、后主傳。記孫權稱吳主傳，記孫亮、孫休、孫皓為三嗣主傳。這是編史書為政治服務的一個例子，也是《三國志》的一個特點。

就記事的方法而言，《先主傳》和《吳主傳》，也都是年經事緯，與本紀完全相同，只是不稱紀而已。陳壽這樣處理，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三國志》總起來說記事比較簡略，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陳壽修《三國志》在當時屬于當代史，很多事是他親身經歷、耳聞目見的，比較真切。但因為時代近，有許多史料還沒有披露出來。同時，因為恩怨還沒有消除，褒貶很難公允，也給材料的選用和修史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從魏、蜀、吳三書比較來看，《蜀書》僅得十五卷，較魏、吳兩書更簡。這大概是魏、吳兩國的史料多于蜀國史料的原故。陳壽寫《三國志》時，魏國已有王沈的《魏書》，吳國也有韋昭的《吳書》可作參考，這給陳壽搜集史料提供了極大方便。而蜀漢既沒有史官，也沒有現成的史書可借鑒，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難。陳壽費了很大氣力，連一些零篇殘文也注意搜尋，《蜀書》才僅得十五卷之數。《蜀書》中的許多重要人物的事跡，記載都十分簡略，可見蜀漢的史料是相當缺乏的。

陳壽受后人批評的另一弊病是，書中時有曲筆，對當權人物多有袒護。唐劉知幾在《史通·直書篇》中，批評陳壽和王隱在修史時對當權人物曹操、司馬懿多有袒護。最為嚴重的曲筆是高貴鄉公被殺之事，據《漢晉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語》《魏末傳》所載，高貴鄉公曹髦與司馬昭沖突，實為司馬昭的謀篡行為，而陳壽卻輕描淡寫，一筆帶過。難怪清人趙翼感嘆：“本紀如此，又無列傳散見其事，此尤曲筆之甚者矣，然此猶曰身仕于晉，不敢不為晉諱也。至曹魏則隔朝之事，何必亦為之諱。”

趙翼的責難，尖銳深刻，例證還多，如曹操征陶謙時濫殺無辜，都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記曹魏對蜀之戰，“專以諱敗夸勝為得體”，以至于趙翼認為，陳壽不僅牽涉到對最高統治者的的袒護，而列傳中也多所諱。當然，也有可能是陳壽所參考的魏、晉資料原來就是這樣記載，陳壽未作訂正，也不敢妄加篡改。修史貴真實，不虛美，不隱惡，應是史家必須恪守的準則，曲筆是自然不足為訓的。出于陳壽所處的特定歷史環境，以及修當代史的尷尬，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后人認為，除了涉及魏晉易代的敏感問題與當權人物之外，該書其他敘寫仍屬翔實可信的。

《三國志》擁有了文辭簡約的特點，但也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點。宋元嘉六年（429），裴松之奉宋文帝劉裕之命，為《三國志》作注釋，以補缺、備異、懲妄、論辯等為宗旨，博采群書一百四十余種，保存大量史料，其注文較正文多出三倍，開創了作注的新例。二者相互取長補短，堪使《三國志》屹立于“二十五史”之林。

注譯及精粹說明——

由于該書原典卷帙浩繁，作為一般讀者，通讀全譯全注本不僅精力不允，而且也無必要，因此，我們慎重遴選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章加以注譯，讓讀者在了解東漢末年至西晉初年的基本史實的同時，對該書的行文風格，作者的著史觀念和立場有個大略的印象。通讀此書，讀者可以厘清《三國演義》的演繹與正史的出入，當不失為一件有趣和有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