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詩歌

一、概述

柏拉圖認為，詩人和哲學家的目的可能是根本對立的。自從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這一論點之后，人們便開始評論科學與詩歌的關系了。當然，只是在現代科學形成之后，人們才以現代的概念對科學與詩歌進行評論。今天一致的看法是：現代科學形成于17世紀。17世紀的批評家對科學與詩歌的區別(即：真實與虛構，實驗方法與想象方法的區別)所作的分析與后來的英國批評家馬修·阿諾德(1822—1888)在《文學與科學》或I·A·理查茲(1893—1979)在《科學與詩歌》中的分析十分相似。

關于科學與詩歌的評論在每一個歷史時期都大大超出了“科學與詩歌”一語本身所涉及的范疇。關于這個問題的恰當評述方法應包括兩個方面——即歷史的方法和分析的方法。然而由于這個問題本身具有哲學方面的性質，因此批評家的態度與立場往往錯綜復雜，因而不能一成不變地限定于某一特定的范疇或固定的領域之內。無論采用歷史方法還是分析方法，都須把科學與詩歌置于人類知識的整體結構中，根據兩者特有的領域，研究兩者之間的關系。

亞里士多德派的方法旨在溝通科學與詩歌兩者之間的聯系。為達此目的，就要一方面擴展詩歌領域的外延，另一方面擴展科學領域的外延，以使兩者能互相重疊。從普洛提諾斯(205—270)到浪漫主義時期的新柏拉圖派都認為藝術是通往絕對真理的大道，因而是最高的科學。而詩歌，只要與神的感召與啟示相聯系，便絕不會與科學相對立。

到中世紀的鼎盛時期，源自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一公元前322)的“科學系統”分成了三個組成部分——理論部分、理性部分和實踐部分。因為這三個部分都是研究“真實”的，所以它們都屬于科學的范疇。當時，人們還沒有提出科學與詩歌相對立的問題，而只是在以下兩種看法之間游移：一種看法認為詩歌僅僅是一種次等的修辭作品，因而缺乏知識性;另一看法認為詩歌吸收了科學，因而是一切知識的重要傳輸工具。當人們把詩歌看成是一種“理論科學”時，詩歌就變成了一種發現終極真理的方法，也成為了一種哲學研究的工具。

自17世紀至今，人們受到了某種二元論的影響，而將詩歌與科學看作是人類精神活動的兩個對立范疇。這種二元論觀點是一種庸俗經驗主義，它以種種形式構成了大多數關于詩歌與科學關系的討論的理論基礎。唯心主義思想家康德卻認為：藝術與科學并不是對立的;兩者雖然分屬不同的范疇，但都是對現象的深刻思索。“玫瑰就是玫瑰”和“玫瑰是一種植物”這兩種說法都有道理。科學與詩歌的區別在于科學家將現象與其規律性相聯系(如把蘋果落地與重力相聯系)，而詩人及其讀者則把有意義的現象作為一種獨特的經驗來欣賞。因此，今天的科學家和詩人認為，新康德派把科學與抽象相聯系而把詩歌與具體相聯系的看法，是一種過分簡單化的觀點。

從歷史上看，關于科學與詩歌的關系的爭論，大致經歷了以下的演變過程。在古典時期，古希臘的柏拉圖(公元前427—公元前345)認為詩人是脫離實際的，遠離真理的;但是亞里士多德則認為：藝術是對自然的一種補充力量，詩歌能通過消除對立而達到和諧，因而是對知識的一種貢獻。古羅馬的普洛提諾斯強調主觀與客觀的聯系，圣奧古斯丁(354—430)反對感情與真理的分離。中世紀的經院哲學派認為詩歌是次等修辭作品，真正的科學是超越理智的。文藝復興時期關于但丁(1265—1321)的爭論就是針對但丁在其詩作《神曲》中將倫理道德、哲學和科學連成一體的做法的。文藝復興的主要思潮之一就是科學。當時人們追求知識的欲望與人們表達感情的愿望發生了尖銳的對立。16世紀，英國伊麗莎白女王時代在心理學與天文學等方面所取得的進步，對于當時詩歌的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17世紀的文藝界贊成思想與感情的統一。英國詩人彌爾頓(1608—1647)的巨著《失樂園》表現了人的內心生活與外部生活之間的激烈沖突。18世紀出現了把人視作機器的觀點，因而理性(科學)與欲望(詩歌)之間也產生了分裂。然而到了浪漫主義時期，天才的詩人又被認為是既有科學洞察力又有直覺靈感的人。但與此同時，許多浪漫主義理論卻持相反的觀點，認為藝術想象不同于科學思維。英國詩人兼批評家柯爾律治(1772—1834)贊成詩歌與科學的結合，因為他認為，人的最高智慧應包括感情因素和理智因素這兩個方面。即使是19世紀的實證論者巴克萊，也認為詩歌與科學之間存在著一種有機的聯系，因為“感情是思想的一部分”。19世紀晚期的馬修·阿諾德重申了詩歌與科學密切相連的觀點。

從分析的觀點看科學與詩歌的關系，我們發現現在理論界仍有兩種看法，一種是堅持過去的理論，把科學與詩歌視為對立的觀點;另一種是試圖借助認識論，證明兩者之間聯系的觀點。身陷于萬千機器之中的現代人，并沒有拋棄欲望與理想主義。為了避免他們的精神與心靈被機械切割破碎，現代人在科學和詩歌中都借助于轉化論和象征主義。為了使他們的經驗具有音樂美，他們重申康德和謝林所提出的并受到柯爾律治支持的“詩的一元論”。如果我們承認科學家和詩人有著不同的目的，那么一個真正的科學家，一個同時又是哲學家的科學家，就不僅應該關心科學數據而且還應關心經驗的感情含義;而經驗的感情含義正是詩人所關心之事。這樣，科學家將會和詩人一道去探索新的感知，因為科學本身已經包含了新的心理經驗和新的認識跡象。通過象征的抽象過程，詩歌和科學成為了兩個互相補充的象征系統，而為認識世界開辟了光明正確的發展前景。但是，自1926年理查茲的《科學與詩歌》一書發表以來，批評家們一直堅持科學與詩歌兩極對立的觀點。他們認為科學的語言是理性的語言，而詩歌的語言則是感情的語言。關于這個問題，批評家們在“詩歌的知識性”范疇內作了進一步的探討。泰特曾援引理查茲的觀點，指出：柯爾律治關于詩歌反映真理的論點是不完善的。如果說柯爾律治關于詩歌與科學是一致的論點是不完善的，那么理查茲本人則離最終解決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更遠。現代符號學或哲學實證論認為：詩歌與科學最后將在嚴格的工具論意義范圍內得到統一。按維瓦斯的看法，詩人從自然中提取內容，創造出新意，為現實帶來新的感知，因此可以說他們對知識做出了貢獻。雖然詩人所貢獻的知識“不是反映真實世界的知識”，但它卻有助于人類文化的構成，因而它是優先于人類全部知識的。勒納在理論上搖擺于“文學是知識”和“文學不是知識”這兩種觀點之間。他認為，理查茲區分理性語言與感情語言的看法是死板的看法，甚至是錯誤的看法。

二、“科學與詩歌”關系問題爭論的歷史

我們對于人類意識萌發的歷史，至今依然不甚明了。然而我們知道，隨著人類分析能力的發展，人類便開始區分思維的方式與感覺的方式，區分理智和感情了。經過了一定階段的發展，人類就把理智與科學相聯系，把感情與詩歌相聯系，盡管這兩者之間難以截然割裂，因為科學也能激發感情而詩歌也能反映真實。

1.古典時期與中世紀

古典時期，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首先明確地提出了科學與詩歌對立的觀點。柏拉圖的思想受到數學的強烈影響，他的觀點注重現實，因而他認為，詩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對現實的模仿，而在最糟的情況下則是對現實的歪曲。在柏拉圖的思想中，詩歌和科學之間不存在任何聯系。柏拉圖哲學的觀點主要是：人類知識各個分支的地位高下須按其對人類道德和政治的貢獻大小排列。由于詩歌是脫離實際的，起碼是與真理明顯地無關的，因此詩歌就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有害的。而科學雖然不及倫理學重要，卻是直接與真理相聯系的，因而具有重要價值。此外，柏拉圖還從古代傳統及畢達哥拉斯派繼承了另一個觀點：人類最高的智慧結晶是對絕對真理的感知，而這種對絕對真理的感知的最完美的體現在于數字之中。因此，最好的科學家就是數學家。因為柏拉圖評價事物的工具就是度量，因此他關于知識的理論明顯地傾向于科學。

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到了他的時代，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須注意的一個事實是：亞里士多德既是《詩學》的作者，又是《物理學》和《形而上學》的作者。有種種跡象表明，亞里士多德希望他的讀者能根據他在《物理學》和《形而上學》兩書中所闡述的觀點來理解他在《詩學》一書中所表述的觀點。亞里士多德一方面作為一個經驗主義者反對柏拉圖的超驗主義觀點;如他根據事物的同系關系建立了動物的骨骼形態學。但同時，亞里士多德卻又設想了在形式與內容方面都“必須超越現實”的理想類型，設想了超越各個組成部分特征的整體的存在。亞里士多德的這些科學思想又都體現在他的《詩學》一書之中;在他的《詩學》中，常常可以發現他在《物理學》和《形而上學》中所表述的基本觀點。他所提出的悲劇結構要素——“題材”“媒介”和“方式”(這些也可以認為是詩歌結構的要素)，和他在《物理學》和《形而上學》中所提出的論點是類似的。亞里士多德認為，在這些因素中都含有形式(形式是構成一切具體事物的因素之一)、在一定方向上變化的動力原理，以及互相作用的對立部分之間的統一。模仿的原則體現在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和《氣象學》中。在這些科學著作中，藝術被看作是能幫助自然完成其目標的一種力量。如果自然缺乏些什么，藝術即能仿制所缺的部分，幫助自然達到完善。這樣，藝術和詩歌便幫助自然把它的潛能完全轉化為現實。此外，詩歌也能模仿自然中對立事物之間的和諧，它能消除感情的沖突而使靈魂達到和諧一致的狀態。因此，我們可以發現，詩歌和科學便殊途同歸于一個共同的目標——人的靈魂的穩定。

古羅馬的普洛提諾斯認為，主觀與客觀是密切聯系的。他的這一看法(至少在現代學者看來)意味著：科學與詩歌在使客觀事物與主觀感覺和諧一致、全面體現人的本質方面，起著相輔相成的作用。圣奧古斯丁反對二元論，認為二元論是一種邪惡。他贊同普洛提諾斯的一元論，并設想了一種“從感覺的節奏到永恒的節奏——真理——的升華”。這種升華使科學與詩歌連結在一起，成為一對“愉快的思考”的姊妹領域。

中世紀經院哲學派的圣托馬斯及其老師阿爾貝圖斯，對詩歌與科學的問題并未做出詳細明確的闡述。對于經院哲學派來說，只有當科學與詩歌能夠一起捕捉并表達了自然中的光輝形式從而啟發了人們的穎悟時，才能認為詩歌與科學之間真正地存在著聯系。一般而論，經院哲學派認為，詩歌是“次等修辭”之作，或者是達到邏輯階段之前的“初級知識”。詩歌的知識缺乏真理性，因而不得不借助含混的隱喻手段。而真正的科學，則是超越理智的。

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的過渡時期最重要的作家但丁認為：詩歌與科學(即想象與理智)都服務于對人的啟示。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稱贊但丁在藝術與科學兩個方面都具有淵博的知識。他采用了“詩歌”方面的知識來論述自然事物。但丁的詩才受到了人們的肯定與贊賞。但是里多爾弗·卡斯特拉維拉等人卻否認但丁是一位杰出的詩人，因為他們認為科學和藝術不能作為詩歌的題材。可是對于這種觀點，有的學者又持反對的意見。維·波格希尼認為，但丁的《神曲》之所以成為一部偉大的詩作，正是因為作者把各種科學知識運用于詩歌創作之中。文學史上所謂的“關于但丁的創作之爭”，正是集中在詩歌與科學這個問題上而搖擺于毀譽之間。這一時期的批評背景也有助于我們理解英國詩人喬叟在他的詩作中把科學藝術地運用在人物的描繪上。

2.文藝復興時期

文藝復興時期的特點是：任何一門重要的學科研究都要考慮它在藝術和科學的整體結構中的位置，尤其要考慮它與哲學的關系。因此，詩學就必須與真理相聯系，詩歌就必須納入推論科學的范疇。皮尼亞、齊納諾等詩歌批評家認為，詩人是“通曉一切科學”的學者，詩歌是包羅一切的普遍科學。瓦爾契等詩歌批評家則認為，詩歌是全部人類活動中最偉大的一種，詩學的地位高于藝術、科學以及所有其他學科的地位。西·阿米拉托認為詩人的神圣熱情本身就是一種知識，一種最終會高于科學的知識。在柏拉圖派之中，有一些人通過他們自己的研究得出了與柏拉圖相反的結論。他們援引古人的文獻，證明對人類文明最早的貢獻是詩人做出的，因此“詩歌成為所有藝術和科學的最早形式，是一切文化之母”。而我們知道，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中，文藝批評史上的一項意義重大的事件，就是亞里士多德《詩學》的發現。《詩學》的研究者們集中探討了“模仿”問題的各個方面。薩爾維亞蒂在其《亞里士多德〈詩學〉評釋》中，討論了以下三點：(1)詩歌是對似為真實的事物的一種模仿;(2)這種模仿的形式是詩歌;(3)其目的在于有益于人和娛樂。通過對詩歌與自然的比較，可以看到在事物、感覺和娛樂之間存在的因果關系;而在詩歌之中所存在的因果關系鏈則是事物——表象——模仿——感覺(娛樂)。由于詩歌中缺少自然中存在的理想序列和關系鏈，因此詩人便借助于近似真實，在詩中描繪出一幅現實世界圖像。在斯卡利格看來，詩人維吉爾本身就是自然，因為現實中的事物的不完善的關系在他的詩歌中得到了完善的表現。

即使在文藝復興時代，文藝的想象仍處于受壓制狀態。以法國詩人佩勒蒂耶為代表的正統人文主義者在思想上動搖于對科學知識的追求與借詩歌表達感情的沖動之間。然而，科學畢竟是16世紀以詩歌為特征的人文主義的主要思想之一。法國詩人龍薩的強烈的悲觀主義，至少是部分地反映了詩人思想上存在的一種激烈沖突——既熱烈追求科學技術又酷愛詩歌藝術。莫里斯·薩弗認為，詩歌是由“數字”構成的，它隱示了統轄宇宙的上天的數字。總而言之，上述各派在科學與詩歌這兩極的關系上，都有各自的一種結構理論：佩勒蒂耶的柏拉圖星象綜合說，龍薩的星象魔鬼綜合說，薩弗的微觀世界綜合說。

與龍薩的悲觀主義密切相連的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一種命途多舛的憂郁情緒，這是一種幽默的心理與一種占星學結合的產物。然而這種帶有迷信色彩的混合思想卻孕育了“知識與想象力”。科學與詩歌的矛盾也促進了人們的某種孤獨感的滋長，人們的這種孤獨感既是對“病態世界”的一種反應，也是“病態世界”所產生的一種異化現象。在彌爾頓的《幽思的人》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位浪漫主義詩人在“某座孤寂的高樓中”獨坐在“午夜青燈前”所作的隱約的歷史預見。彌爾頓預見到了像葉芝這樣的當代英國詩人的出現。而伯頓(1577—1640)在寫作《孤獨的剖析》時，也預見到了后世弗洛伊德自我反省流派群星的出現。

3.17世紀和18世紀

17世紀的西方在思想上所表現出來的一個矛盾就是：在宇宙觀上承認統一，而在心理學上又主張分離，例如物質與思想的分離。這種矛盾便導致了一種新的認識和一種復雜的情況。知識界當時的氣氛是不利于詩歌發展的。有這樣一個傳說：法國的科學家笛卡爾(1596—1650)曾對詩歌進行了無情的攻擊。可是笛卡爾的崇拜者、英國的哲學家亨利·莫爾(1614—1687)卻傾向于超越物質與思想之間的分隔。在這樣的形勢下，便不可避免地要出現某種適用的認識理論，來解釋詩歌與科學之間的矛盾關系。而這兩者互相聯系的結果，便出現了一種“直覺科學”。

人要想表達自己對于世界的系統感受，必須借助類比法。我們今天以明喻來描繪宇宙，而16世紀英國伊麗莎白女王時代的人們則以暗喻來描繪宇宙。17世紀的人們繼承了把宇宙描繪為一個圓圈這一古代類比。在此以前的三百年間，詩人與哲學家們曾作了種種努力，將宇宙的各個部分拼合為這個圓圈。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就在于維系感情與思想的一種“統一意識”。后世的學者尼可爾森女士對這一發展作了簡潔的概括：“如果世界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那么詩歌和科學也就沒有一種統一的語言。”后來，隨著笛卡爾關于世界是一部無生命的機器的觀點取代了古希臘認為世界滲透了思想的觀點，所謂世界是一個“完美的圓圈”的說法便破滅了。于是思想與感情便不再被認為是同一個過程中的兩個部分。

由于人們堅持一種無限的觀念而使這個“完美的圓圈”受到破壞。因為正如英國學者培根(1561—1626)所說，“人的認識是活躍的”，所以廣袤的宇宙不僅激發了17世紀法國科學家帕斯卡爾(1623—1662)的科學思維而且也激起了他的感情波瀾。我們發現，帕斯卡爾把無限作為一個美學整體進行研究，他研究詩的感情表達與數學表述兩者之間的關系。我們并不是說帕斯卡爾的思想是后來的浪漫主義運動的發源，而是說后來的浪漫主義運動是有其深遠的思想背景的。另一方面，17世紀最偉大的詩篇、英國詩人彌爾頓的《失樂園》則繼承了歷代詩歌的恢宏傳統：利用科學探尋能使感情與思維臻于和諧的一種秩序。歷代詩人、學者、科學家的這一努力決不止于用詩歌的形式表述科學，或在詩歌中加入科學的內容。

如果說17世紀盛行的是一種“無限的美學”，那么18世紀出現的則是一種“光明的美學”。在這種新的美學思潮中，詩歌與科學仍是相互交融的。英國散文家伯克(1729—1797)的美學論文《關于崇高美和秀麗美概念來源的哲學探討》說明了這一點。伯克在他的論文中，將光與色之類科學事實與這些事實在詩歌中的感情意義協調起來，而光與色在詩歌中的意義反過來又深刻地表達了它們在科學上的意義。根據伯克的觀點，沒有光明是可怕的;因而失去了光便會導致空虛、黑暗、孤獨、靜寂。如把牛頓的天才和彌爾頓的火一般的激情結合在一起，就可以獲得最大的充實。然而，我們不應忽視18世紀的詩人之間常常存在的分歧：主張理性與主張欲望，主張知識與主張想象之間的分歧。18世紀關于詩歌與科學的關系的討論，認為詩歌是經過裝飾的真理，而純粹的真理則不是由詩歌形式表達的。科學家牛頓本人就認為詩歌是“一種天才的胡言”。

到了法國革命爆發前夕，歐洲的詩歌運動面臨著一場日趨嚴峻的考驗。看到了這一形勢，法國詩人A·謝尼耶(1762—1794)便提出以現代科學作為詩歌的新內容。繼英國詩人華茲華斯提出詩歌是“感情的科學”之后，A·鮑姆加滕提出了美學是“感知的科學”。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英國著名詩人布萊克卻對科學持反對態度。

4.19世紀

英國詩人蒲柏(1688—1744)認為：“所有事物都是一個巨大整體的組成部分。”這一觀點被英國詩人雪萊(1792—1822)所接受，并成了他“最喜愛的理論”。雪萊筆下的普羅米修斯表現了人與自然的一種神秘的結合，以及生命與愛的能量和電的能量之間的類同。很有意義的一個事實是英國數學家懷特海德(1861—1947)亦大量地借用了雪萊詩歌的創造力，去想象幾何問題，并以詩歌形式去表述幾何問題。誠然，在雪萊的詩劇《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中，普羅米修斯的神話本身就是用來喻示人與自然的沖突和人類征服自然的斗爭的。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濟慈(1795—1821)認為，莎士比亞的“天生的博學多才”似乎表明一位詩歌天才具有對于一切科學的洞察力。然而濟慈在他的詩作《萊米亞》(1819)中，又指控科學對文藝的損害;他寫道：“哲學會切斷天使的翅膀，……打散彩虹的光華。”批評家艾布拉姆斯認為，濟慈的觀點表明了“浪漫主義者關于詩歌與科學矛盾的看法：不是認為詩歌是神話和寓言，而科學代表現實與真理;而是認為詩歌創作是對可見的宇宙進行具體的富有想象性的觀察，而科學研究則是對可見的宇宙進行分析與解釋。”英國作家皮科克(1785—1866)認為：詩歌可以激動人的感情但卻有損于真理。因此他認為從事詩歌創作是浪費時間之舉。另一位英國作家麥考萊(1800—1859)基本上也同意皮科克的觀點。他認為科學與詩歌如同冰炭，不能同器，科學無法把“注重現實的優點”與文學創作的“精美意趣”結合在一起。美國詩人愛倫·坡(1809—1849)的十四行詩《致科學》與濟慈的詩《萊米亞》異曲同工，也認為科學有害于文藝。事實上，幾乎所有主要的浪漫主義理論家都對文藝想象與科學的差別作了評述，并為人們對于文藝想象的忽視表示遺憾。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柯爾律治認為，人類知識的最高范疇包括感情與理智這兩個方面。根據這一認識，他積極主張詩歌與科學的結合。柯爾律治的這一主張得到了黑格爾的進一步闡述。黑格爾認為，思想的加速發展會導致其白熱化，“哲學的最終綜合會表現為詩歌”。米爾也發展柯爾律治的觀點。他宣稱：“一個偉大的詩人歷來都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這種思想的另一側面，反映在美國作家愛默生的浪漫主義觀點之中。愛默生認為：“人的思想本身就包含在一個普遍的比喻之中;根據這種普遍的比喻，自然世界是精神世界的一個復制品;而對這一普遍的比喻做出解釋則是詩歌天才的使命。因此，科學與詩歌兩者結合便臻于人類普遍知識的完美和諧，臻于知識之美，臻于美與真理之等同。”

在1800至1850年間，法國與其他國家的浪漫主義詩人注意到歐洲出現的一大批科學家。法國詩人拉馬丁(1790—1869)所寫的抒情詩，把人類的愛與欲望帶人宇宙空間，成為布拉赫、開普勒、赫謝爾、牛頓等科學家對宇宙的研究的必要補充。另一位法國詩人維尼寫下情調憂傷的詩行：

距離與時間皆空虛不實!而科學

則環繞地球探索出一條小道，陰暗、

筆直……

法國作家雨果的《森林之神》是受雪萊的《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啟發而創作的;這首詩贊頌了生物的進化和宇宙的發展。這些浪漫主義詩人的作品在內容上盡管有夸張不實之處，但卻為19世紀后半期與20世紀前半期詩歌與科學更加貼切、更有成效的結合鋪平了道路。

法國學者、實證主義的創始者奧古斯特·孔德(1798—1857)有一個卓越見解：一切知識都具有逐步發展的、歷史的特征。但是他的一個重大錯誤就在于，他力圖把一種僵硬的模式強加于知識。實證主義在英國的發展過程中，學者巴克爾(1821—1862)提出了在詩歌與科學之間存在一種有機的關系。巴克爾主要是說：在人的思想活動中，取消其中的任何一個部分都將削弱甚至損害其他部分。而人的想象活動與感情相互關聯，是人的思想活動的中心部分。巴克爾援引了17世紀英國歷史發展作為這一觀點的論據，因為無論在科學發現還是詩歌創作方面，當時的英國都是碩果累累的。與巴克爾同時代的許多科學家則傾向于“哲學與詩歌的分離，并且認為這兩者不僅是毫不相關的，而且是互相對立的。”巴克爾從詩歌與科學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的觀點出發，告誡這些科學家們：他們對于人的思想功能和對于探索真理的途徑的看法過于狹窄了。巴克爾從一種與先于他的斯賓諾莎以及后于他的弗洛伊德十分一致的思想出發，認為感情也服從于一些固定的規律，“感情也有其邏輯和參照法”。巴克爾得出結論說：詩歌是“哲學(或科學)的一個部分，其理由就是因為感情是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巴克爾認為，對于現象所作的大量觀察，若不以一種主導思想提綱挈領則會支離破碎，毫無用處;“而使大量經觀察而獲得的信息轉變為有用材料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更充分地利用想象的功能，就是將詩歌的精神與科學的精神合為一體。”

在英國，對19世紀前半期的詩人們產生了重要影響的科學家之一是伊拉士默·達爾文(1731—1802);而對19世紀后半期的詩人們產生了更大影響的則是他的孫子查爾斯·達爾文(1809—1892)及其名著《物種起源》。萊昂內爾·斯蒂文森曾研究了達爾文對丁尼生、羅伯特·布朗寧、喬治·梅瑞狄斯、托馬斯·哈代等詩人的影響。梅瑞狄斯與哈代對于進化論影響的反應，體現在他們試圖解決自我在人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所感受到的矛盾。

19世紀英國的一位重要的文藝批評家馬修·阿諾德在其《文學與科學》中，強烈呼吁詩歌與科學的結合，但是他承認，他并不知道實現這種結合的具體方法。他贊同沃爾夫的觀點，認為“真正的人文主義必須是科學的”。他指出，在人的本性中存在著一種要求詩歌與科學相結合的總的傾向;這種傾向是由人的要求完善的感情需要所決定，并反映于人的行為之中的。

與此相反，19世紀的另一些學者則主張詩歌與科學的對立，他們的主要代言人就是德國學者尼采。他在1872年發表的著作《悲劇的誕生》中提出：當代文化的苦惱來源于以蘇格拉底和歐里庇得斯為代表的分析性觀點。為了避免這種僵化的分析性世界觀，人必須重新發現生活的歡樂因素，像德國詩人兼音樂家瓦格納的作品所表現的那樣。

三、現代觀點

關于“現實”的問題，長期存在，一直不可避免地，反復地引起詩人與科學家的思索。19世紀學者關于“分析”與“綜合”的區分，顯得有些過分簡單化。在20世紀的今天，學者們一般認為“分析”與“綜合”是互相關聯的。牛頓并沒有將上帝排斥于自然之外，達爾文沒有把上帝排斥于生活之外，弗洛伊德也沒有把上帝排斥于靈魂之外。產生了“上帝”這個概念的超驗主義也促使人去探索地球的內核與上天的無垠，以及人的內心這一令人望而卻步的神秘領域。人在進行其探索的每一階段都感受到一種發現的震動，以及與之相關的一種美學的顫動。而在每一事例中，詩歌與現實都合為一體，正如海水拍打巖岸，彼此界限難分。

1.轉換主義和象征主義

現實世界在詩人和科學家的眼里是否和在一般人眼里一樣紛紜繁雜?這個問題很有爭議。轉換主義是詩人和科學家對世界的共識。詩人和科學家都想使靜態事物活躍起來，并為靜態的事物注入能量。他們這樣做的結果，便增強了這些事物的潛力。這種潛力的表現形式是音樂，其說明形式是數學。因此，科學家與藝術家的想法便匯合于音樂的特性中。這一特性是一種擺脫了感覺而獲得純粹的形式。這種形式的表現就是象征主義。法國詩人兼批評家瓦萊里(1871—1945)后來成為了象征主義的代表人物。但是這種“對于純粹表現的探索”可以追溯至德國的浪漫主義作家諾瓦利斯(1772—1801);與瓦萊里同時代的德國抒情詩人里爾克(1875—1926)也是象征主義的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

在黑格爾之后的一段時間，理想主義消沉了。在這期間，哲學和詩歌的地位都下降了，而科學則上升到統治的地位。此時，象征主義的出現為人們帶來了一種新的熱情，補償了這一時期文化氣氛的缺陷。被機器所孤立的人重新獲得了理想與欲望。象征主義為人們提出了一種理想主義的方向。法國象征主義詩人保爾·弗爾(1872—1960)與美國詩人沃爾特·惠特曼(1819—1892)歌頌宇宙的統一律。保爾·弗爾寫道：

我感到地球與太陽協調運行，

我心中容納了整個自然。

(《偉大的陶醉》)

惠特曼寫道：

各種自然的因素本身——

空氣、土壤、水、火——都是詞語，

我自身也與它們一樣是一個詞語。

(《轉動的地球之歌》)

真正詩歌的詞語是科學的裝飾錦羽

和最高贊頌。

(《回答者之歌》)

2.轉向“詩的一元論”

英國作家赫伯特·里德(1893—1968)曾致力于把科學與詩歌協調地聯系起來。里德認為，智力能夠統一科學與詩歌，并重申了“詩的一元論”的觀點。“詩的一元論”的觀點是康德在《判斷批評》中首先提出來的，后來德國學者謝林(1775—1854)又對它進一步作了概述，英國詩人柯爾律治也深受其影響。“詩的一元論”至今仍影響著西方的思想家。

思想界對于詩歌與科學的統一或“一元論”觀點的強烈興趣，尤其突出地表現在探討人類知識的源泉以及尋找各類思潮產生的根源。今天，只有那些認為詩歌是與魔術相關的人才會認為詩歌與科學是毫不相干的。C·D·路易斯認為，物理學家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已把他們的研究轉向微觀事物，因此在思想上便更接近于詩人了。普安卡雷、布羅諾夫斯基、科克雷等學者認為：在人的認識過程中，想象的飛躍對于科學家和詩人都是同樣必需的。所有知識領域使用的語言都須借助于隱喻。路易斯認為，科學確實是一種詩歌。路易斯引述了英國生理學家謝林頓(1861—1952)的觀點：人的思想的神秘性在于其不可分性和不可捉摸性。謝林頓自問自答說：“這又意味著什么呢?這就是說：在生活中一切有意義的事物——欲望、熱情、真理、愛、知識——都是有價值的。”

3.轉向一種新的感受力

赫伯特·丁格爾認為：雖然現在科學家與詩人的目的不同，但是將來總有一天科學家會“超越索然無味地觀察儀表讀數的工作，而對一向屬于詩人工作范疇的復雜豐富的經驗發表評論”。丁格爾這一評述的基本含義是：一種進步的科學哲學，不論是否能導致詩人與科學家的和諧一致，必將會喚起詩人和科學家的注意，去認真觀察經驗本身所包含的豐富內容。這一點在歷史上已為達·芬奇、帕斯卡爾、歌德和瓦萊里等藝術家、科學家和詩人的實踐所證實。

科學與詩歌的關系所涉及的一個主要問題是觀察對象和觀察者的全部感受力。實驗科學往往不能引出我們非常喜歡獲得的關于這個問題的答案。海因里希·黑內爾提醒我們注意海森伯格最近已經證實了歌德曾經提出的論點：實驗科學扼殺了自然的生動性。誠然，即使是歌德的信徒也認為歌德既非科學家也非哲學家。歌德本人所設想的是一種思想的科學，這種思想的科學將“賦予現實詩歌的形式而不是使所謂的詩歌、使純粹的幻想變為現實”。黑內爾認為，歌德的詩歌和他對自然的研究都具有這種目的。歌德關于藝術與自然的關系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這樣一種矛盾的法則基礎之上的——即探求規律的藝術家所尋找的卻是一種由漫無規律的盲目沖動所制約的藝術真理;也就是說，自然的唯實論帶有藝術家本人所洞悉的規律的印記。因此，在歌德看來，詩人與科學家一方面河漢相隔，另一方面又有許多共同之點。距歌德約一個世紀之后的德國詩人里爾克則認為：科學可能是最好的東西，也可能是最壞的東西。他對詩歌與科學(尤其是與技術)的對立，深感不安。他認為，這種對立是導致不和諧與不平衡的一個因素。

4.心理學與認識論的觀點

科學的發展為詩人提供了新的心理學經驗。根據威廉·羅斯的觀點，我們可以認為創造性的想象植根于無意識之中。這個看法當然與弗洛伊德的理論是一致的。可是這樣一來，在兩個方面都可能發生錯誤：一方面，文學分析家若要深入探討他所研究的問題的核心，就不敢忽視無意識;而另一方面，心理分析家為了排除有意識的追求形式的做法，就只能部分地涉及藝術創作。文學研究者與人類學家應該有一個共同的研究領域。然而當我們閱讀弗洛伊德的論文《詩人與白日夢之關系》時，我們發現弗洛伊德認為，詩人自己沒有對其藝術的動人魅力做出令人滿意的說明。顯然，要說明科學家與詩人的一致性，還有待于發展與完善一種比我們現有的認識論更加深刻的認識科學。這種新的認識科學將超越弗洛伊德在幻想及其表達工具(語言)方面的研究水平。然而，對詩歌與科學的矛盾進行研究的學者，能夠從新近的心理分析研究成果中獲得許多啟示，例如對“隱喻”這個詩歌創作要素之一的分析，就很發人深省。埃拉·弗里曼·夏普認為：人的智力生活只有通過隱喻的發展才能進行。在隱喻語言中，思想與感情互相碰撞又互相融合。于是形而上學的世界成為有形世界的變換形式。

5.詩歌與科學的抽象世界

現在來談談科學與詩歌中的抽象表達。借助抽象，可以設想出一個與一般看法無關的世界。近年來，E·R·布里格斯等思想家發現，他們在對科學對于想象的影響進行研究時，必須回到笛卡爾的理論。在笛卡爾看來，想象是形成精確的意象，和向大腦傳送經感覺獲得的對外界事物的印象的能力。笛卡爾雖然在使用“想象”這個詞時常含貶意，但是當他放棄了唯理性的演繹方法的幻想之后，他又把“想象”置于高于“物質”而低于“精神”的地位。布里格斯發現，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看法更加深刻。波德萊爾認為，“想象”的功能是發現事物之間的關系，即所謂“相關現象”。每一種意象都能暗示關系。在揭示藝術家的超靈敏的類比才智方面，波德萊爾超越了笛卡爾。

在抽象科學中，理論概念取代了視覺和觸覺世界的具體觀念。我們處在一個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世界。過去那種對于具有質量的物體的現實主義信念，已被一種對于意象和象征主義的信念所取代，而今天的信念體現了人對事物的視聽感覺。詩歌與科學成為兩個反映自然、調整感覺世界的，互為補充的象征系統。正如羅納德·皮科克所指出的：“包括感覺在內的兩個象征系統的參照點不是單獨存在于這個系統或那個系統之中，而是存在于這兩系統的平衡之中。科學、藝術、詩歌以及語言研究，都在不斷地調節思想，以求得這樣一種平衡。”因此，法國詩人瓦萊里的象征主義抽象筆法是表現“感覺”的一種手段。美國詩人弗羅斯特雖然反對人們把他稱作“象征派詩人”，卻自稱為“感覺派”。德國詩人里爾克認為詩歌創作的實踐就是用一個由象征構成的、井然有序的內心世界去取代雜亂的外部世界。

6.詩歌與知識

在對詩歌與科學的關系所做的任何全面研究中，必然會遇到“詩歌是知識”這樣一個大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艾倫·泰特、埃利西奧·維瓦斯、勞倫斯·D·勒納等人，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分析研究。泰特在他的論著中引述了柯爾律治、馬修·阿諾德、I·A·理查茲以及實證派學者查爾斯·W·莫里斯等人的觀點。阿諾德認為“詩歌是知識”這個問題應交給主張語言與它所表達的事物嚴格對應的真正的科學家去判斷。實證主義者以“經驗事實”的觀念取代“意義”，也就取消了“認識”與“思想”。但莫里斯的關于美學的兩篇文章卻沒有對詩歌作實際分析。莫里斯的符號學暗示：詩歌與知識(即科學)最終將在一種嚴格的工具論范疇內獲得統一。泰特也引述了柯爾律治關于詩歌的定義：“詩歌追求的直接目標是娛樂而不是真理。因此詩歌是一種與科學相對的創作。”泰特認為，柯爾律治未能從“知識與感情是對立的”這個觀點的束縛中掙脫出來，而他的這個關于詩歌的定義“卻又成了我們現在的傳統觀點”。泰特援引了I·A·理查茲的觀點：柯爾律治關于確立一種真理的詩歌性規律的主張是不合理的。在邏輯實證主義者看來，詩歌的知識或真理是不成熟的;而在現代心理學派看來，娛樂是對刺激的反應。實證主義者認為，詩歌隸屬于“經驗事實”這個總的概念。泰特同意理查茲的觀點。理查茲認為：語言“不僅僅是一個表示系統”;“語言是我們人類的一切發展的工具，是我們創造動物所不能創造的一切的工具”。泰特認為，理查茲的論著《柯爾律治論想象》是現代批評家為了統一語言與事物，娛樂與真理這一長期存在的矛盾所作的最具雄心的探索。理查茲在這部論著中提出了兩個觀點：(1)對現實存在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詩人，能夠把自然看做是一種常人所看不見的、存在于自然以外或自然內部的某種象征;(2)詩人的思想所創造的自然，是一個注入了詩人自己的感情與理想的自然。但是泰特發現，這種觀點，尤其是主張取消“認識”與“思想”的實證主義觀點，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觀點。按照實證主義的觀點，我們便會失去“我們所創造的而動物所不能創造的一切”。根據理查茲所提出的上述第二個觀點，我們的思想雖能認識各種事物，卻沒有任何事物可供我們認識。泰特發現，理查茲關于想象的觀點與柯爾律治的觀點頗不相同，但與黑格爾的綜合說十分相似。理查茲的上述兩個觀點既不是先驗性的結論，也不是像科學那樣的經驗性結論。理查茲顯然沒有對統一的想象這個問題提出一個最終的解決辦法，但是他宣稱：“詩歌的特殊功能是防止我們對外界事物以及對我們自身的錯誤認識。詩歌是我們最完善的表達形式。”泰特對理查茲的論述補充道：“《哈姆雷特》的完善不是實驗式的完善而是經驗式的完善。”所有這些看法都離不開理查茲的一個基本觀點：神話是“實際存在的現實的投影。現實中存在的各種事物的對立和矛盾的特性在神話中獲得了某種形式”。“人類若沒有他們所創造的神話，便會僅僅是一些沒有靈魂的殘忍獸類……，一群毫無秩序、漫無目的、永遠無法將其可能做的事情付諸實施的生靈”。泰特也評論說：“人若沒有他自己創造的神話，便只是一個被動的解釋者。”“根據實證主義的觀點，現代評論家無法理解詩歌。”

根據維瓦斯的看法，藝術家或詩人是“從自然的內心攝取形式的”。維瓦斯的觀點與亞里士多德、蘭格、維姆薩特等人的觀點的不同之處，在于他所提出的所謂“獨特”的和“創造性”的事實。他所謂的“獨特”的事實是指新穎的事實，亦即創造新知識的意思。他所謂的“創造性”的事實是指藝術家創造出一種新形式的、給人帶來新感覺的現實，以取代以前那種渾濁陳腐的現實。藝術家以自己的獨創能力，在讀者心中激起極大的興奮，從而使讀者獲得“一種類似于我們在獲得知識時所得到的那樣一種感覺”。如果我們相信伯格森的“藝術揭示現實”的觀點，也許我們會期望維瓦斯得出詩歌和科學都以揭示現實為目標這一結論。然而，維瓦斯卻使用了“高層現實”這個說法，并解釋說：藝術作品所象征的現實，不是高于物理學著作所揭示的現實，而是高于我們所生活的、陳腐、庸碌、渾噩的世界所體現的所謂現實。要區分認識的經驗和美學的經驗是困難的。藝術家以具體的語匯充實我們這個世界的形象，并以戲劇方式展現我們的生活，而為我們闡明生活的意義。藝術家所展示給我們的是一幅合乎美學規范的圖畫。從廣義上說，文學這種思想產物的確給我們提供了“知識”;這種知識“與狹義上的知識的象征結構存在著不可否認的相似性”。然而，在狹義上，文學或詩歌并沒有給我們提供什么“知識”，“因為文學或詩歌沒有給我們提供一幅我們希望能與實際世界對應的圖像”。但是維瓦斯認為，我們應該認識到文學“按邏輯是一切知識的先導，因為文學是文化的一種構成要素，是知識的條件之一”。

L·D·勒納在他的論文《真正的詩歌——論什么是文學》中用了一節的篇幅討論把文學視為知識的觀點，又用了另一節討論否認文學是知識的觀點。勒納回溯到雪萊的論點——詩歌語言“闡述了先前沒有理解的事物之間的關系”。這似乎就是說詩人，起碼是偉大的詩人，給我們提供了富有創見的知識。完全依照認識論的觀點是不能對詩歌的未來做出滿意的說明的。即使在觀念的領域，智力的敏感也是由精神的集中所促進的。浪漫主義運動提出了一個值得注意的見解：任何主題都不如詩人敏感力的發展來得重要。因此，勒納把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的《抒情歌謠集》“序言”和法國小說家普魯斯特(1871—1922)的小說《追憶往昔》都看做是“詩歌”，認為這兩種作品體現了兩種密切相關的功能——記憶與詩的力量。寫詩的主要動機是抒發感情，人的感情渴求以語言形式表達出來。勒納雖然一方面贊賞科林伍德提出的用于闡釋浪漫主義藝術觀的唯心主義和唯理主義哲學方法，但另一方面他也明確指出，華茲華斯的“詩言情”理論具有重要價值。華茲華斯提出：詩歌是“強烈的感情的自發流露”，“詩歌的源泉是詩人在平靜中所追憶的感情”。與此相聯系的是“詩興”，而“詩興”說自柏拉圖始一直延續至文藝復興時期。勒納反對關于詩歌作為知識的相對功能的各種對立觀點。他認為理查茲對“知識語言”與“感情語言”的區分是生硬的、錯誤的。使理查茲感到驚詫的一個事實是：“20世紀以前幾乎所有的優秀批評論著以及本世紀以來的大量批評論著都是由詩人撰寫的”。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是否應該把語言區分為“知識語言”與“詩歌語言”這樣兩類?我們是否應該不再把語言看成是數學與夢想這兩極之間的連接物?瓦萊里認為，詩歌只是因為有懂得詩歌的人而存在的;但是勒納不同意瓦萊里的觀點。可是最終勒納對于“文學(詩歌)是不是知識”這個問題，卻采取了一種保守的立場。他沒有說文學不能具有同科學一樣的認識功能。他說：“總而言之，有兩種文學理論，和兩種類型的文學。一種是始終趨向音樂的文學，因為音樂是一種純粹的創造。另一種是始終趨向人類的一般活動，尤其是趨向于日常言語的文學。如果文學過于傾向其認識功能，那么在人類日益發展的科學面前，它就有消亡的危險。”

四、結論

查爾斯·莫里斯在1889年曾寫道：“人們問道：科學與藝術對于關系到人類未來的總體認識將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帕斯卡爾、巴爾扎克、坡、維利耶斯·德·利勒·阿達姆等人的回答是：‘藝術將接觸科學，從中尋求堅實的立足點，而且會憑借直覺的翅膀飛越二者的問隔而與科學結合起來’”。誠然，這只是一種從熱切的希望中產生的斷言。從科學的觀點看，詩歌所經常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把人類自身的一些特性加諸自然或宇宙。這種過去稱之為“情感的錯誤”，現在也被叫做“形而上情感”。詩歌總是依靠這樣一種“以人擬物”的方法。所謂的“普遍類比法”即源于此。然而，盡管有些錯誤，詩歌所要闡明的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感覺與被感覺事物之間的關系。離開了這類關系，知識也就無從談起。因此，上述所謂的“詩歌的錯誤”類似于科學中的假設，是一種必不可少之事。在今天這個“弗洛伊德時代”，我們必須認識到“創造活動中的深層無意識過程”，而這種認識，正如杰羅姆·布魯納所指出的，將會豐富我們對于藝術家、人文學家和科學家之間的親緣關系的認識。

有一件事對于我們所討論的問題頗有啟示意義。世界著名的物理學家路易·德·布羅格利耶曾應約為法國詩人保爾·瓦萊里的一部著作作序。是因為面臨到什么問題才使得這位偉大的詩人長期潛心于科學領域的研究呢?對于這個問題，布羅格利耶的回答是“瓦萊里對普遍性觀念的摯愛，他對意象和語言的精確性的一貫追求，他那有時臻于絕妙的精細思想——這一切對他的想象力和詩人的敏感性實際上都是一種獨特的補充。因此，他能夠在現代科學的發展中，發現適合他的思想的一切：清晰的概念與詞語，突然發現的廣闊知識領域，以及精確的理論。這些現代科學理論揭示了邏輯的差誤、形式與數字的一些未知的特性、時間與空間的相對性以及原子世界的變化。這些理論為人的思想打開了新的奇異視野。而保爾·瓦萊里這位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詩人懂得如何透過枯燥的實驗數據和冷漠的對數表及理論，預見到人類征服未知的這一勝利和人類通向光輝的真理的這一進步。而正是真理構成了科學的價值和科學的詩歌。”在瓦萊里的詩歌和詩學著作里存在大量的意象;而詩人的思想所反映出的意象恰恰反映了詩人為克服詩歌與科學的分裂所體現的“二元論”而進行的斗爭;這種斗爭也正是許多藝術家和科學家所進行的斗爭。

關于這個問題的辯論目前仍在繼續。1961年科學家和人文學家曾共同參加了在耶魯大學舉行的一次關于科學與詩歌問題的學術討論會，有的學者在會上提出：在藝術與科學之間的文化分裂中所涉及的語義問題，一方面通過一定的美學培養，另一方面通過教育的加強，可望最終得到解決。與此同時，有的學者提出：詩人是以自我為工具來檢測他對存在的直覺的，而科學家則認為詩人的那種檢測工具不足以探測宇宙的奧秘。與會者也承認：“科學家的高傲往往使他們認為，惟有他們的學科才稱得上科學。”與會學者一致同意：科學與詩歌都可以用“隱喻”的方式進行闡述。一位地質學家提出：“在詩歌的隱喻和純粹的象征類比(如數學中表示相律的公式)之間存在一個連續系列。在詩歌隱喻里，意義幾乎完全取決于它與感覺的共振;而在純粹的象征類比里，意義完全包含在正式定義的語匯中。”最終，科學家的類比又“成為他們獲取經驗的工具。這些類比又會與科學家個人的反應發生共振，并且會開始作為科學家的隱喻而發揮詩歌的功能。”一位科學家勸告我們：“不要幻想科學家會因為其思想具有純粹客觀的特征而與其他人截然不同。”他還指出：“科學語言本身也許能阻止詩歌對科學的滲入。”這位科學家就是麥特·瓦爾頓。他總結說：“我們不可避免地需要考慮認識現實的兩種真正不同的方法：詩歌把現實看做是一種人類反應的功能，而科學則把現實看做是一種獨立的、包含了人類反應的存在。”他補充道，對于現實的這兩種看法，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個人思想中，使人們有必要對存在的意義作充分的了解。從宏觀上看，詩歌與科學之間的矛盾反映了詩人與科學家對于他們所面臨的一個捉摸不定的現實世界所持有的不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