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辨偽札記

蘇東坡說杜集較李集偽撰為少，胡震亨不同意這個說法，認為“他集誤入者自復不少。”筆者認為杜集中固然有部分作品是有問題的，但不能對杜集中的大部分作品抱隨便懷疑的態度。我們應該本著嚴謹的態度，腳踏實地做好辨證工作，把偽詩、誤入詩從杜甫集中甄別出來。這里，筆者把近年來寫的五則杜甫詩辨偽札記匯集起來，求正于海內同好者。
 

一 《避 地》

杜甫集有《避地》詩，云：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墻壁，奴仆且旌旄。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

這首詩出趙次翁本，題云：“至德二年丁酉作。”宋嚴羽《滄浪詩話·考證》云：“少陵有《避地》逸詩一首，云：(略)題下公自注云：‘至德二載丁酉作’，此真少陵語也。今書市集本，并不見有。”仇兆鰲《杜詩詳注》已收此詩。以后，各家注本大多錄入，如錢謙益《錢注杜詩》編入“附錄”欄內;楊倫《杜詩鏡銓》編入集中卷三。

這首詩，并不是杜甫作品。

王若虛《滹南詩話》云：“世所傳十注杜詩，有日新添者四十余篇。(筆者按，《避地》詩，即是“新添者”之一)吾舅周君德卿嘗辨之云：惟《瞿塘懷古》、《呀鶻行》、《送劉仆射》、《惜別行》，為杜無疑，其余皆非真本。蓋后人依放而作，欲竊盜以欺世者。其中一二雖稍平易，亦不免蹉跌。至于《逃難》、《解憂》、《送崔都水》、《聞惠子過東溪》、《巴西觀漲》及《呈竇使君》等，尤為無狀。吾舅自幼為詩，便祖工部，嘗與余語及新添之詩，則顰蹙曰：‘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鼻口相去亦無幾矣，然諦視之，未有不差殊者，詩至少陵，他人豈得而亂之哉。’公之持論如此，其中必有所深得者，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子云。”

滹南所論，僅從藝術風格的角度推測，殊非的論。清薛雪《一瓢詩話》，也提到這首詩的問題，云：“嚴滄浪云：‘真少陵語也’。余謂真不是少陵語，題下所注，更不是少陵語，滄浪之眼易惑乃爾。”薛雪雖也說它不是少陵語，卻同樣沒有提出什么證據。

如果我們略一考查杜甫的行實，便知這首詩決非出自杜甫之手。

照《避地》“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等詩句的意思看，至德二載年底，杜甫正“竄身”避地白水、鄜州間，僅僅能聽到一些“行在”的消息。這卻和當時唐王朝整個政治形勢與杜甫的行跡，大相悖謬。按，唐肅宗至德二載九月，官軍收復西京，十月，又收復東京，肅宗也于此時發駕鳳翔還都。這一年五月，杜甫自長安脫身，間道至鳳翔，被任命為左拾遺。八月，墨制放還鄜州省親，《北征》詩云：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十月，肅宗李亨還京，杜甫扈從至長安，仍任左拾遺。《重經昭陵》詩，就是他省家鄜州后，復至長安扈從，路過唐太宗陵墓時的作品，詩的結尾云：“再窺松柏路，還見五云飛。”這正是他得到喜訊，趕回京城時慶賀中興的詩意。第二年(即乾元元年)六月，他才被貶謫為華州司功，離開長安。由此可見，杜甫在肅宗至德二載“歲時晚”的時節，根本不可能有“避地”的行動;況且，這時肅宗已還駕長安，玄宗也自蜀還都，已無所謂“行在”了。再則，此時東西京都已收復，安史賊勢大為削弱，“神堯舊天下”，已經出現了“出腥臊”的形勢，怎么又說是“會見”呢?凡此種種，都可以說明《避地》一詩不是杜甫的作品。

胡才甫大概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他在《滄浪詩話箋注》中說：“注云至德二載丁酉作，非也。又按顧宸注曰：當是至德元載冬作，蓋避地白水鄜州間，竄歸鳳翔時也。”

顧、胡兩位說《避地》詩是杜甫至德元載冬所作，更是不合理。

至德元載四月，杜甫離長安赴奉先，攜家至白水，安頓家小。六月潼關失守，他又攜家逃難到鄜州，安家羌村。這一段時間內，杜甫攜家避安史亂，來往于白水鄜州間，作《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三川觀水漲》等詩。八月，杜甫離家去靈武投奔肅宗，中途被賊俘至長安，直到第二年(至德二載)五月，才逃脫出長安。他在陷賊期間，寫了《悲陳陶》、《悲青坂》、《哀江頭》、《哀王孫》、《對雪》、《月夜》、《元日寄韋氏妹》、《春望》、《憶幼子》、《一百五日夜對月》諸詩，憂念國事，懸懷妻兒。這些詩作的節令是“山雪河冰”、“元日”、“春”、“寒食”，完全可以證明杜甫陷賊長安歷經冬春。那么，這一年冬，他怎么能避地白水鄜州間，而寫作《避地》詩呢?

《避地》當是另一位詩人在至德元載冬寫的避賊詩，被趙次翁誤收入杜甫集中。為免以假亂真，特作此辨證。

二 《虢國夫人》

宋樂史《楊太真外傳》云：

“七載，加釗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封大姨為韓國夫人，三姨為虢國夫人，八姨為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為脂粉之資。然虢國不施妝粉，自衒美艷，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卻嫌脂粉涴顏色，淡掃蛾眉朝玉尊。’”

魯訔編次、蔡夢弼會箋之《草堂詩箋》卷四十“逸詩拾遺”已錄此詩。錢謙益《錢注杜詩》錄此詩于“附錄”“他集互見四首”一欄之下。《全唐詩》卷二三四錄之入杜甫集“補遺”欄內，題下附注：“一作張祜《集靈臺》之一。”

《虢國夫人》乃是張祜詩，題名為《集靈臺二首》(二)，樂史《楊太真外傳》誤把此詩記為杜甫作。

張祜，以“宮詞”得名，皮日休《論白居易薦徐凝屈張祜》云：“祜，元和中作宮體詩，詞曲艷發。當時輕薄之流，重其才，合譟得譽。”張祜的宮詞，受王建百首《宮詞》的影響，用絕句的形式，反映宮庭中的生活。如《宮詞》：“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博得了很大的聲譽。張祜不僅用這種形式反映當代的宮庭生活，還用它們來反映天寶年間唐玄宗時代的宮庭生活，較多的詩篇，是環繞李隆基、楊貴妃的生活，發抒詩人極深的感嘆，如《華清宮四首》、《雨霖鈴》、《馬嵬坡》等均是，《集靈臺二首》就是這類作品中有代表性的兩篇。相反，杜甫描寫天寶時事，常用新題樂府或則古體詩來表現，如《麗人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哀江頭》、《北征》、《哀王孫》等。所以，《虢國夫人》詩當為張祜作。

《虢國夫人》是張祜詩，還有下列古籍為證。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藏宋蜀刻本影印《張承吉文集》卷五載《集靈臺二首》(其二)，與《虢國夫人》文字全同，題下附注：“又云杜甫，非也。”洪邁《萬首唐人絕句》收此詩，亦隸名于張祜。為此，后代詩論家紛紛辨正，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二：“絕句《虢國夫人》，張祜《集靈臺》之第二篇。”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五云：“《虢國夫人》一首殊遠，張祜無疑。”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卷十八：“則《虢國夫人》、《杜鵑行》、《狂歌行》諸篇，妄人皆雜入杜集，又何怪乎!”

小說家之言不可信，我們不能根據唐宋人小說進行唐詩輯佚工作。

三 《江南逢李龜年》

范攄《云溪友議》卷六云：

“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竄辱，積尸滿中原，士族隨車駕……惟李龜年奔迫江潭，杜甫以詩贈之曰：‘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值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后來，鄭處誨也在《明皇雜錄》卷下記錄此事，內容大體相同，當出自范攄的《云溪友議》。

《江南逢李龜年》是一首好詩，神情駘蕩，感慨深蘊。但是，《云溪友議》、《明皇雜錄》記事有誤，這首詩，并不是杜甫寫的。這個問題，前人早已指出，如宋胡仔云：“此詩非子美作。”(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四)明胡震亨云：“他人詩無疑。”(見《唐音癸簽》卷三十三)然而，近人注杜詩，并不采用他們的說法，不遑細考，又未加說明，曲為之解，因而闡述詩意前后矛盾，難以自圓。有鑒于此，筆者重申兩位胡氏的觀點，并補充說明兩點：

(一)時間與地望不合。

詩云：“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考岐王即李范，睿宗第四子，玄宗弟。《舊唐書·睿宗諸子傳》云：“睿宗踐祚，進封岐王。”“(開元)十四年，病薨。”崔九，即崔滌，中書令崔湜之弟。《明皇雜錄》稱崔九是殿中監崔滌，誤。《新唐書·崔滌傳》：“兄湜坐太平黨誅，玄宗常思之，故待滌逾厚，用為秘書監，出入禁中，與諸王侍宴，不讓席而坐，或在寧王之上。……開元十四年卒。”(兩監所司不同，不能混為一談。據《舊唐書·崔湜傳》云：“湜美姿儀，早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涖，并有文翰，居清要。”秘書監從三品，監掌經籍圖書之事，為清要之職。《明皇雜錄》云是“殿中監”，顯誤。)既然岐王和崔滌在開元十四年都已死去，如果杜甫曾在他們的邸宅中聽過李龜年歌，當在此之前數年。按，開元十四年，杜甫才十五歲，如推前數年，則杜甫的歲數更小。其時，岐王常隨侍玄宗左右，崔滌亦任職京師，那末，杜甫于何時進京，經常出入李崔宅，與李龜年相遇，聽過他的歌呢?有人解說此詩，把聽歌的地點放在洛陽，并說杜甫由前輩援引，常出入于洛陽的李范、崔滌宅;也有的同志解說岐王為嗣岐王，崔九堂乃是崔九舊日的廳堂。兩說都較牽強。

(二) 杜甫和李龜年相會于潭州嗎?

《云溪友議》記載這則傳聞時，又云：

歌闕，合座莫不望南幸而慘然。龜年唱罷，忽悶絕仆地，以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殯殮，經四日乃蘇，曰：我遇二妃，令教侍女蘭苕唱祓禊畢，放還，且言主人即復長安，而有中興之主也，謂龜年有何憂乎?

文中著重點，是筆者加上去的。從這段記載看，李龜年奔迫江潭，杜甫贈詩的時間，當在天寶末安史之亂后，肅宗至德二載以前。至德二載冬，唐軍收復兩京，玄宗亦在十二月自蜀還京。杜甫在這段時間內，正被俘長安，探家鄜州，扈從鳳翔，從來沒有想到要去江潭，更不會在長沙贈詩李龜年。以后，他經華州、秦州入蜀，寓成都草堂，又輾轉漂泊于忠州、云安、夔州一帶，于大歷三年出峽，大歷四年才到潭州。這時，距兩京收復，玄宗還都已整整十二年。試問，杜甫還能與李龜年在長沙相遇嗎?合座的人還會“南望而慘然”嗎?近人說杜詩，往往忽視范攄記載的后半部分，仍以《江南逢李龜年》為杜甫作，是為失考。

由此可見，范攄記事虛妄，記詩亦誤。《江南逢李龜年》決不會是杜甫作，當是天寶末流寓江南的士人，聽李龜年歌有感而作。轉相傳聞，訛為杜甫作，范攄不遑考訂，記了下來，遂成疑案。

四 《軍中醉歌寄沈八劉叟》

《軍中醉歌寄沈八劉叟》云：

酒渴愛江清，余酣漱晚汀。軟沙欹坐穩，冷石醉眠醒。野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數杯君不見，醉已遣沉冥。

《文苑英華》卷二百十五題“暢當作”，而王原叔(洙)、黃伯思(長睿)編杜集，把它混入杜甫集中。(嚴羽《滄浪詩話·考證》謂《軍中醉歌寄沈八劉叟》一詩為黃伯思編作少陵詩，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據蔡夢弼會箋的《草堂詩箋》，謂誤編此詩入杜集者，應為王原叔)而《文苑英華辨證》則以為應當兩存之，彭叔夏說：“其有可疑及當兩存者，如暢當此詩及司空曙《杜鵑行》，今并載杜甫集。”

我據以下數點，認為《軍中醉歌寄沈八劉叟》一詩并不是杜甫的作品，當是暢當所作。

首先，在王原叔、黃伯思之前，《軍中醉歌寄沈八劉叟》早被唐宋人記載為暢當詩。按，王原叔之《杜工部集序》，作于宋仁宗寶元二年(公元1039年)黃伯思編杜集的時間，則在宋高宗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而這首詩早載在成書于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的《文苑英華》中，題名為暢當作。又，更早的還有唐人顧陶所編的《唐詩類選》，已選錄這首詩，署名為暢當。(見曾季貍《艇齋詩話》，又宋潘淳《潘子真詩話補遺》：“唐顧陶集詩選二十卷，載暢當《軍中醉歌寄沈八劉叟》詩。”)則杜集原無這首詩，是玉、黃兩氏把它誤入的。

其次，詩題為《軍中醉歌寄沈八劉叟》，“軍中醉歌”，寫軍中生活;“沈八劉叟”，該是作者的好友。然而，杜甫沒有從過軍，也沒有“沈八”、“劉叟”這樣的朋友。考暢當有武藝，曾從過軍。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四云：“當少諳武事，生亂離間，盤馬彎弓，摶沙寫陳，人曾伏之。時山東有寇，以子弟被召參軍。”“劉叟”，無考;“沈八”，是暢當的知心朋友，《全唐詩》卷二百八十七載暢當《題沈八齋》，云：“江齋一入何亭亭，因寄淪漣心杳冥。綠綺琴彈白云引，烏絲絹勒黃庭經。”岑仲勉先生曾說：“按全詩五函暢當又收《題沈八齋》一首，依此察之，似前之詩(指《軍中醉歌寄沈八劉叟》)非甫作也。”由此可見，《軍中醉歌寄沈八劉叟》詩當為暢當所作無疑。

再次，看后人評論。嚴羽《滄浪詩話·考證》：“酒渴愛江清一詩，《文苑英華》作‘暢當’，而黃伯思注杜集，編作少陵詩，非也。”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二：“五言律‘酒渴愛江清’，見暢當集。……推此，知他集誤入者自復不少。”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五云：“李集贗者多，杜詩贗者極少，惟‘酒渴愛江清’不類，是暢當詩也。”嚴、胡諸人，是宋、明兩代研究唐詩學的代表人物，他們的識見，我們應該從中得到啟迪，引出有益的看法來。

五 《過洞庭湖》

薛雪《一瓢詩話》云：“好事者往往偽撰杜少陵逸詩，或謂得于石刻，或謂得于民間敗簏中，以冀流傳。”

薛氏之說言之有理，杜甫集補遺詩《過洞庭湖》即是一例。

據王象之《輿地碑記》所載之《江心小石詩》，云：“蛟室圍青草，龍堆擁白沙。護江蟠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斜。云山千萬疊，底處上仙槎。”石上本無名姓。李希聲云：“得之于江心一石刻”(《李希聲詩話》無此條，據《王直方詩話》轉引語，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三)潘子真云：“元豐間有人得此石刻于洞庭湖中，而不載名氏。”(郭紹虞《宋詩話輯佚·潘子真詩話》無此語，本文引自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三和錢謙益《錢注杜詩》)可見，此詩本是無名氏作。始以此詩為杜甫作的是黃庭堅。潘子真記載說：“或以示山谷，曰‘子美作也’。”王直方也說：“此老杜過洞庭湖詩也。”(《王直方詩話》“李杜逸詩”條)按潘子真曾“師事山谷”，王直方、李希聲為同時人，從蘇、黃游。因此，他們的說法，都出自黃庭堅。后人也就都以為《過洞庭湖》為杜甫作，如魯訔編、蔡夢弼箋《杜工部草堂詩箋》、王十朋《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二書之“拾遺”欄，均錄此詩，其源蓋出于黃庭堅。

黃庭堅無可靠的證據，僅憑印象，一言以“定局”，就斷定此詩為杜甫作，是缺乏說服力的。幸而他的學生潘子真記載當時的情況，還比較具體、真實，說明此詩原為無名氏作。因此，以審慎態度處理問題，《過洞庭湖》不當作杜甫詩，宜乎歸入《全唐詩》“無名氏”欄內。后人隨意編入杜集，很不妥當;唐詩出現真偽雜陳的現象，也正是編集者貪多務得造成的，無怪乎胡震亨要大發感嘆，說：“杜甫集《過洞庭湖》‘蛟室圍青草’律，后人得之江心小石刻，黃山谷以為必甫詩，編者遂據之收入集中，此二老集尚敢亂真雜入，況他乎!”(《唐音癸簽》卷三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