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作者以史記形式講述德國一個世紀的歷史:
1900年,以一個士兵的口吻講述八國聯軍入侵中國、鎮壓義和團運動的事實。
1901年,以一個20世紀60年代在舊貨商店找到三張舊明信片的人的口吻講述烏珀塔爾懸空纜車通車的歷史。
……
1904年,以德國魯爾礦工罷工運動期間幾個礦工的議論講述罷工經過。
……
1906年,以一個潛艇艇長的口氣講述德國第一艘潛艇在基爾下水。
1907年,以一個唱片銷售商的口吻講述唱片盛行始末和漢諾威唱片廠失火事件。
……
1910年,以一個鑄炮工人妻子的口吻講述克虜伯公司鑄造第一門遠程火炮的事實。
1911年,陳述德皇威廉二世在一封信里任命蒂爾皮茨為海軍元帥的事實。
1914—1918年,瑞士某研究所的一個女工作人員邀請兩位觀點相反的作家,講述他們眼中的一戰。
1919年,一個柏林婦女講述政府所謂的“背后一箭”導致德國失敗。
……
1925年,一個對廣播著迷的孩子講述德國廣播的歷史。
……
1927年,格拉斯講述金色的20年代。
1928年,一個寡婦講述三個政見不同的兒子的爭吵與這個家庭的命運。
……
1933年,一個畫廊老板以滑稽口吻講述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
1939年,二戰戰地記者講述二戰的爆發及德國入侵波蘭。
……
1946年,一個清理柏林廢墟的婦女講述廢墟中的柏林。
……
1951年,前大眾汽車廠工人的妻子講述第25萬輛大眾汽車出廠,但自己卻買不起車的窘境。
……
1961年,一個幫助東柏林人逃往西柏林的大學生講述柏林墻。
1964年,一個年輕婦女講述法蘭克福的奧斯威辛審判。
……
1973年,一個寡婦講述德國在石油危機中的第一個無汽車星期日。
……
1992年,通過一個牧師對一個家庭的訪問,講述國家安全機構指使丈夫長期監視自己妻子的事實。
1997年,基因研究專家馮德布呂格教授講述“克隆羊多利”的誕生以及對社會倫理的沖擊。
……
1999年,死而復生的母親講述家族的歷史。
【作品選錄】
一九○○年
我,替換了我的,每一年都要出現。并不總是出現在最前排,因為經常都是戰爭,像我們這樣的人喜歡撤到后方。但是當年去打中國人的時候,我們這個營在不來梅港列隊受閱,我則站在中間方陣的最前面。幾乎所有的人都是志愿的,施特勞賓只有我一個人報了名,盡管不久前我剛和萊茜,我的特蕾澤訂了婚。
我們列隊待命上船,背朝著北德船運公司的遠洋大樓,面對著太陽。在我們前面的一座高臺上,皇帝慷慨激昂地講話,聲音越過我們的頭頂。新式的寬檐水手帽有助于遮陽防曬,又被叫作西南帽。我們一個個看上去可漂亮啦。皇帝戴的是一頂特制的藍色頭盔,上面有一只閃爍發亮的雄鷹。他講到重大的任務和兇殘的敵人。他的演說吸引了所有的人。他說:“你們到了那里,要記住: 不要寬恕,不要抓俘虜……”接著他又講到埃策爾國王和他的匈奴大軍。他贊揚匈奴人,盡管據說他們當年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因此,社民黨人后來印刷了那些狂妄放肆的匈奴人信函,對皇帝關于匈奴人的演講竭盡誹謗中傷之能事。最后,他向我們發出進軍中國的命令:“為文化徹底地打開一條道路!”我們三呼萬歲。
對我這個來自下巴伐利亞的人來說,漫長的海上旅行真是糟透了。當我們終于到達天津的時候,所有其他國家的軍隊早就到了: 不列顛人、美國人、俄羅斯人,甚至還有真正的日本人和其他幾個小國的小部隊。這里講的不列顛人其實是印度人。最初,我們的人數很少,但是幸虧我們有克虜伯生產的五厘米新式速射火炮。美國人則使用他們的馬克西姆機關槍,這是一種真正的魔鬼武器。這樣很快就攻克了北京。當我們這個連開進城里的時候,似乎一切都已經結束,真是太遺憾了。然而還有幾個拳師不肯罷休。這是他們的叫法,因為這是一個秘密組織,又名“大刀會”,或者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用拳頭格斗的人”。英國人最早開始談論拳師起義,后來所有的人都談論拳師起義。拳師們仇恨外國人,因為他們把各種各樣的玩意兒賣給中國人,不列顛人尤其喜歡賣給他們鴉片。接著發生的事情,就像皇帝下達的命令那樣: 不抓俘虜。
按照規定把拳師們驅趕到前門廣場,就在那堵將紫禁城與北京的普通城區隔開的高墻腳下。他們的辮子被捆在一起,看上去很滑稽。然后是集體槍決或者單個砍頭。關于這些恐怖可怕的事情,我在信里沒有向我的未婚妻提過一個字,我寫的只是百年皮蛋和中國式的饅頭。不列顛人和我們德國人最喜歡用槍來快速解決,日本人則更愿意采用他們有著悠久歷史傳統的斬首。拳師們寧愿被槍斃,因為他們害怕死后不得不用胳膊夾著腦袋在地獄里到處亂跑。除此之外,他們毫不畏懼。我看見過一個人,他在被槍斃之前還貪婪地吃著一塊用糖漿浸泡過的米糕。
前門廣場狂風呼嘯,這股來自沙漠的風經常卷起一團團黃色的塵霧。一切都變成了黃色的,我們也是如此。這些我都寫信告訴了我的未婚妻,并且還在信里給她裝了一點沙土。義和團的人都是和我們一樣年輕的小伙子,日本的劊子手們為了一刀砍得漂亮,先把他們脖梗上的辮子割掉,因此,廣場上經常會有一小堆一小堆被割下來的滿是塵土的中國人的辮子。我拿了一根辮子,寄回家作為紀念品。回到家鄉以后,我在狂歡節時把它綁在頭上為大伙開心取樂,直到有一天我的未婚妻把這件帶回來的小禮物燒掉。“這種東西會給家里帶來鬼魂。”萊茜在我們舉行婚禮的前兩天這么說。
不過,這已經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一九一○年
這刻兒我想說說,那幫家伙為什么因為我叫貝爾塔,長得又胖,就把這么個綽號套在我的身上。我們當時住在職工宿舍。離廠子近,上班很方便。因此也飽受煙霧之苦。衣服曬干以后常常蒙上一層灰,孩子們也總是咳嗽,所以我經常罵罵咧咧的。我爹卻總是說: 算啦,貝爾塔。在克虜伯干計件工的,都得要盡快趕去上工。
那些年里,一直到搬出來之前,即使住得很擠,我們也把朝后面兔子籠的那間房子租給兩個單身漢,我們那兒叫他們是搭伙的,而我用扣扣縮縮攢下來的那點積蓄買的那臺針織機,連個擺的地方都沒啦。我的科比斯卻總是對我說: 算啦,貝爾塔,重要的是,雨別下到屋里來。
他在鑄造廠做事。鑄造大炮的炮筒。全是和大炮有關的東西。那還是在打仗的前幾年。總有事情做。他們鑄造了一個玩意兒,所有的人都自豪得不得了,因為這么大的玩意兒,世界上還從來沒有過。住在我們職工宿舍的許多人都在鑄造廠干活,包括住在我們家的那兩個搭伙的,他們總是談論這個玩意兒,這事兒據說當時還是保密的。一談就沒完沒了。據說看上去就像一門迫擊炮。是短炮筒的那種。準確的名字叫四十二厘米口徑榴彈炮。有幾次澆鑄炮筒失敗。還有其他原因拖延了時間。我爹卻總是說: 要我說吧,在真正打起來之前,我們還是可以辦得到的。克虜伯就是要把這種玩意兒賣給俄羅斯的沙皇或者賣到其他什么地方去。
但是,幾年以后真正開戰的時候,他們沒有賣掉這些玩意兒,而是用它們從很遠的地方向巴黎咣咣地開火。到處都有人提到“胖貝爾塔”,即使在那些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這都要怪那些住在我們職工宿舍的鑄造工人,是他們最先用我的名字稱呼這玩意兒,因為我是我們那一片最胖的。我可不喜歡成為別人到處談論的對象,即使我的科比斯好心好意地對我說: 他們沒有惡意。我對大炮這玩意兒從來就沒有任何興趣,即使我們一直是依靠克虜伯的產品生活。要我說吧,生活也并不壞。在我們職工宿舍,甚至就連雞啊鵝啊都可以到處亂跑。幾乎每個人都圈養了一頭豬。還有呢,到了春天,到處都是家兔……
但是,這些胖貝爾塔在戰爭中并沒有發揮多少作用。這些玩意兒咣咣地一再打歪,法國人笑破了肚皮。我的科比斯最后也被魯登道夫編進了戰時后備軍,因此他如今也成了殘廢,我們也不準繼續住在職工宿舍,只好靠我的那點積蓄租了一個棚屋,我的科比斯卻總是對我說: 算啦,貝爾塔。就我來說,你盡管安安心心地再胖一點兒好了,重要的是,你一直身體健康……
一九一七年
早飯后,我們又立刻開始繼續談話。這一次的早餐沒有那么豐盛,沒有香檳酒,兩位先生一致同意吃由我推薦的比爾歇牛奶浸麥片。在談話過程中,他們倆小心翼翼地向我解釋了毒氣戰,就好像我是一個還在上小學的小女孩,不能把我嚇著了似的,諸如施放氯氣,有目的地使用藍十字毒氣、綠十字毒氣和黃十字毒氣,有一些是他們的親身經歷,也有一些是別人的體驗。
雷馬克提到我們談話時正在進行的越南戰爭,并且認為在那里使用凝固汽油彈和橙色間諜植物毒氣是犯罪行為,此后,我們一點兒也沒有轉彎抹角就談到了化學武器。雷馬克說:“誰要是投過了原子彈,他就再也不會有任何顧忌。”容格爾認為使用這些附著在表面的毒劑,系統地使樹林掉光樹葉,是當年使用毒氣作戰的必然繼續,但是他認為,在這一點上他和雷馬克的意見完全一致,“美國人”盡管具有物質上的優勢,仍然必將打輸這場“骯臟的戰爭”,戰爭不再只是“軍人的行動”。
“但是必須承認,一五年四月,我們在伊佩恩首先對法國人使用了氯氣。”容格爾說。這時,雷馬克大聲喊道:“毒氣進攻!毒氣!毒氣!”正在我們桌子旁邊的一位服務員小姐被嚇了一跳,先是停住了手腳,然后趕緊迅速跑開。容格爾用茶匙敲出丁零當啷的聲音,模仿報警的鐘聲,可是突然又好像聽到內心的命令,就事論事地說道:“我們立刻開始按照規定給槍管及每一個金屬零件擦油。然后戴上防毒面具。后來在蒙齊,即夏季戰役開始之前不久,我們看見許多中毒的病人,他們呻吟干嘔,兩眼流淚。氯氣的作用主要是腐蝕和燒焦肺部。這種作用同時也可以在敵人的戰壕里看見。不久,我們就收到了英國人送來的禮物——光氣,它有一點甜甜的氣味。”
這時雷馬克接過話頭:“經過幾天的干嘔,他們把燒焦的肺一塊塊地吐了出來。要是他們在同時進行的掩護炮火中沒有從彈坑里跑出來,那就更糟糕了,因為毒氣就像是一只扁平的水母,鉆進地上的每一個洞穴。那些過早摘下防毒面具的人,是多么的不幸啊……特別糟糕的事總是讓那些毫無經驗的增援部隊趕上……那些年輕的、手足無措、四處奔逃的小伙子……這一張張蒼白的蕪菁甘藍似的臉……穿著過于肥大的軍服……他們雖然活著,卻露出死去了的孩子的那種可怕的呆滯表情……當我們沖到最前沿準備構筑工事時,我看見了一個擠滿了這些可憐蟲的地下掩體……發現他們的腦袋變成了藍色,嘴唇烏黑……在一個彈坑里,他們過早地摘下了面具……他們干嘔,吐血,直到死去……”
兩位先生向我表示抱歉,這么一大早,也許說得太多了。況且,一個年輕的女人對這種由戰爭帶來的殘暴獸行表現出強烈的興趣,也實在讓人感到詫異。我讓雷馬克放心,他把自己視為是老派紳士,在這一方面,比容格爾有過之而無不及。我讓他們盡管不必為我考慮。我說: 比爾勒公司委托給我們的這個研究項目,就是要求每一個細節都要真實,“你們一定知道在厄利孔生產出口的是哪些規格的武器吧?”接下來我繼續詢問有關細節。
雷馬克先生沉默不語,把目光轉向一邊,凝視著通向利馬河碼頭街的市政廳大橋,因此容格爾先生就開始向我解釋防毒面具的發展過程以及作為戰爭武器的芥子氣,他的神情給人一種鎮靜自若的印象,一七年六月,在包圍伊佩恩的第三次戰役期間,從德國一側,第一次使用了這種毒氣,這是一種幾乎沒有任何味道、也看不見的氣體煙霧,就像是一團貼在地面的霧氣,它的作用是分解人體細胞,一般是在三四個小時之后開始發生作用。二氯二乙硫醚是一種油性的呈微粒水珠狀的化合物,任何防毒面具對它都無濟于事。
然后,容格爾先生還向我講述了使用黃十字毒氣如何使得敵人的戰壕體系受到污染,因此未經戰斗就只能被迫撤離。他說:“但是,一七年深秋,英國人在坎普萊繳獲了一個相當大的芥子氣炮彈倉庫,并且立刻投入使用,射向了我們的戰壕。許多人失明……雷馬克,您說說,那位歷史上最偉大的二等兵,是不是就是以這種方式或者類似的方式受了重傷?然后進了帕澤瓦克的野戰醫院……在那里一直待到戰爭結束……也是在那里決定要當政治家……”
一九三三年
任命的消息讓我們感到非常意外,中午,我正和年輕的同事貝恩特在畫廊里吃點心,有意無意地聽著收音機。其實,我也并不感到意外,在施萊歇爾辭職以后,一切都指望著他,也只有他合適,即使是老態龍鐘的總統也不得不屈服于他的權力欲。我試圖開一個玩笑表示對此的反應:“現在這個曾經當過畫家的油漆匠將會給我們帶來幸福。”但是,平時對政治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毫無興趣”的貝恩特,卻認為他個人受到了威脅,大聲喊道:“離開!我們必須離開!”
雖然我嘲笑他的過分敏感,但是我同時也覺得我的預防措施是很正確的: 早在幾個月之前,我就把一部分繪畫轉移到阿姆斯特丹去了,由于隱隱約約可以感覺到他將奪取政權,這些繪畫可能也會被認為名聲特別不好: 基爾希納的畫,佩希施泰因的畫,諾爾德的畫,等等。只有出自大師之手的,還有幾幅留在畫廊,如后期的幾幅色彩艷麗的花園風景。它們肯定不屬于“墮落”這一類型。他唯一受到威脅的是,他是猶太人,他的夫人也是,盡管我試圖說服我自己和貝恩特:“他已經八十多歲了。他們不敢加害于他。充其量,他將不得不辭去藝術學院院長的職務罷了。反正,要不了三四個月,這種鬼名堂也就結束了。”
然而,我的惶恐一直沒有消失,甚至有增無減。我們關了畫廊。在我終于把親愛的貝恩特——他當然是淚流滿面——安慰下來之后,在傍晚的時候,我動身上路。車很快就幾乎開不動了。我真應該乘坐快速火車。從四面八方涌來一支支隊伍。已經到了哈爾登貝格大街。他們六個人一排,向勝利大街行進,一支沖鋒隊緊跟著一支沖鋒隊,目標明確。似乎是有一種誘惑在給他們指引方向,把他們領向大星廣場,那里顯然是所有隊伍的匯合地點。每當游行隊伍被堵塞的時候,他們都在原地踏步,焦急難忍,毫無耐性,但是從來沒有停下腳步。嗨,這些被鋼盔護帶勒著的年輕的臉上露出可怕的嚴肅神情。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他們擠來擠去,漸漸開始堵塞了人行道。這種音調一致的唱歌超越一切……
一九九九年
他沒有強迫我,而是說服了我,這個小家伙。他總是能夠達到目的,最后我也只好答應。這樣一來我現在就還活著,一百多歲,身體健康,因為他希望這樣。在這一方面,他從一開始起,甚至還只有三個圓形奶酪那么高的時候,就很在行。撒起謊來連草稿都不打,還會漫天許愿:“等我長大了,發了財,我們就去旅行,隨便你想去哪兒,媽媽,甚至去那不勒斯。”但是接著就爆發了戰爭,然后我們遭到驅逐,先是到了蘇聯占領區,后來又逃到了西邊,那些萊茵地區的農民安排我們住在一個冰冷的飼料倉庫里,而且還刁難我們:“你們倒是從哪兒來還回到哪兒去啊!”他們也和我一樣信奉天主教。
早在五二年就已經確診我得的是癌癥,那時我丈夫和我早已有了自己的住房。我又堅持了兩年,直到我們的女兒結束了在辦公室當秘書的學徒,她把自己所有的夢想統統拋在了腦后,可憐的丫頭,在此期間,這小子在杜塞爾多夫上大學,學的是連面包也掙不來的藝術,真不知道他靠什么生活。我連五十八歲都沒有活到。現在卻要來慶賀我的一百零幾歲的生日,因為他無論如何也想要把我,他的可憐的媽媽,錯過的一切全給補上。
我甚至挺喜歡他偷偷想出來的主意。我總是很寬容,即使他像我丈夫說的那樣撒下了彌天大謊。這個可以望到湖水的老人院,甚至還是一家比較高級的,名字叫“奧古斯蒂努姆”,我現在就在這里接受照料,因為他希望這樣,沒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我有一間半房間,再加上浴室、小灶臺和陽臺。他還為我安裝了彩色電視和一套專門播放那種銀光閃閃的新式唱片的設備,就是那些上面有歌劇詠嘆調和輕歌劇的,我一直喜歡聽,剛剛還聽了一段《沙皇之子》里的詠嘆調:“有一個士兵站在伏爾加河邊……”他還帶我作了幾次長途和短途的旅行,前不久去了哥本哈根,要是我身體健康,明年總算可以去南方了,一直到那不勒斯……
現在我應該來講講以前和以前的以前發生的事情。要我說吧,就是戰爭,經常是戰爭,其間也有一些停歇。我父親在兵工廠當鉗工,仗一打起來就在塔內恩貝格陣亡了。接著是兩個兄弟在法國陣亡。一個畫過畫,另一個寫的幾首詩甚至上了報紙。我兒子肯定是從他們倆這里繼承了這一切,我的第三個兄弟只是飯店的服務員,雖然躲得遠遠的,但還是在什么地方得病死了。一定是被傳染的。據說是一種性病,我也說不清楚是哪一種。我母親純粹是由于傷心,在和平之前,就跟著她的幾個兒子后面去了,把我和我的小妹妹貝蒂,這個被寵壞了的小家伙,孤零零地留在了這個世界。是不錯,我在“皇帝咖啡店”當了售貨員,還學了一點兒怎么做賬。這樣,在我和威利結婚之后,我們也能夠開了一家商店,專賣殖民地的商品,那會兒通貨膨脹剛剛結束,在我們但澤發行了古爾登。剛開始的時候,生意很好。二七年,我當時已經超過三十歲,生了這個男孩,三年以后又添了個小丫頭……
我們除了商店只有兩個房間,因此這個小男孩只好把他的那些書、顏料盒以及塑像用的代用黏土放在窗臺下面的一個角落里。他也覺得足夠了。他把一切都想好了。現在他又強迫我重新再活一次,對我百依百順,整天“媽媽長媽媽短”,帶著他的孫子孫女來到老人院,他們肯定就應該是我的曾孫子曾孫女。個個都很可愛,只是有的時候也有一些討人嫌,因此,當這幾個調皮鬼——其中還有一對雙胞胎,機靈的小家伙,喜歡多嘴多舌——在下面的公園林陰大道上穿著他們的那些玩意兒來回飛奔的時候,我也會感到高興,可以舒上一口氣,那些玩意兒就像不需要冰的滑冰鞋,它的叫法寫起來就和斯卡特差不多,但是小伙子們都叫它“玩斯卡特的人”。我可以從陽臺上看見,這一個總想比另一個滑得更快……
斯卡特!我一輩子都喜歡玩斯卡特。大多數是跟我丈夫和弗蘭茨一起玩,他是我的卡舒布族的堂兄弟,在波蘭郵局做事,因此當戰爭又打起來的時候,他一開始就被打死了。很糟糕。不僅僅是對于我。但這也是時代造成的。威利入了黨,我也參加了婦女組織,因為在那里可以免費鍛煉身體,這個男孩也在少年團里穿上了時髦的制服……后來再玩斯卡特,只好讓我的公公充當第三個人。他總是過于激動,這位木工師傅先生常常忘記墊牌,我立刻就給他加倍。我一直喜歡玩斯卡特,甚至現在不得不重新再活一回時,仍然喜歡玩,而且是和我的兒子,他常帶著和我同名的女兒海倫娜來看望我。這個小女孩玩得相當精明,比她父親好多了,雖然我在他十歲或者十一歲時就教會他玩斯卡特,可是他叫起牌來總像個初學者。他只要有一張單色10,就會獨自打他最喜歡的紅心……
我們玩呀玩呀,我兒子一直把牌叫得過高,這時在下面的“奧古斯蒂努姆”公園里,我的曾孫子曾孫女們正站在他們的“玩斯卡特的人”上面嗖嗖地奔來奔去,以至于別人都會感到擔心。不過到處都有軟墊。膝蓋、肘關節,兩只手都有,他們甚至還戴著真正的防護頭盔,為了保證不出任何事情。真是價格昂貴的東西!我想起我的那幾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或者以其他方式喪了命的兄弟,他們小的時候,那還是在皇帝的年代,從郎克福爾股份釀酒廠搞到一只用壞了的啤酒桶,把箍桶板拆下來,抹上肥皂,再把它們綁在系帶子的鞋子上,然后在耶施肯山谷的森林里當了一回真正的滑雪者,他們經常在埃爾伯山滑上滑下。沒花一分錢,但是完全可以用……
我只要想一想,置辦那種用扳手旋緊固定的真正的滑雪鞋,對我這個開小店的女人來說意味著什么,而且是為兩個孩子……在三十年代,商店經營情況只是一般而已……顧客賒賬的太多,競爭也太大……接著又是古爾登貶值……雖然人們哼著小曲“五月使一切更新,一個古爾登變成了兩個……”但是什么都變得短缺起來。我們在但澤用的貨幣是古爾登,因為我們當時是共和國,直到后來又爆發了一場戰爭,元首讓他的那個姓福斯特的省黨部主席,把我們“領回家,重歸帝國”。從那時起,柜臺上賣任何東西都只能用帝國馬克。但是卻越來越少。不得不在打烊之后把食品券分類貼在舊報紙上。有的時候,這個男孩也幫幫忙,直到他們也把他拉去穿上軍裝。在蘇聯人占了我們那兒之后,接著波蘭人又把最后一塊拿了過去,我們遭到驅逐,所有這些苦難接連不斷,這時他才完好無缺地重新回到我的身邊。在這期間滿了十九歲,自以為已經長成大人了。我又經歷了貨幣改革。每個人得到四十馬克的新錢。對于我們這些從東部過來的難民,這是一個艱難的開始……我們除此之外什么也沒有……照相簿……還有他的集郵簿,我還算是救了出來……后來我就死了……
因為我兒子希望這樣,現在又要我一起經歷發行歐元。在此之前,他無論如何還要慶賀我的生日,準確地說是一百零三歲。嗨,他要這么做,我隨便。這個小家伙現在也已經年過七十了,而且早就出了名。可是仍然不能停止寫他的那些故事。有一些我也挺喜歡。有一些我差點兒就給他涂掉某幾個段落。但是,家庭節日,既有爭吵又有和解,我一直就很喜歡,因為我們卡舒布人搞慶祝活動總是有哭也有笑。起初,我女兒不愿意一塊兒慶祝,她現在也快七十啦,因為她覺得他兄弟讓我在他的故事里復活的這個主意有些太令人毛骨悚然。“算了吧,達道,”我對她說,“否則他還會想出其他更糟糕的事。”事情就是這樣。他想出了這些最最不可能的東西。總是一定要夸張。如果人們讀了,可能根本不會相信……
二月底,我的女兒也來了。我已經高興地期待著我的所有那些曾孫子曾孫女,他們又會在下面的公園里站在他們的“玩斯卡特的人”上面來回飛奔,我就在陽臺上朝下看。我也高興地期待著二○○○年。看一看來到的會是什么……但愿不再只是戰爭……先是在下面,然后是世界各地……
(蔡鴻君 譯)
【賞析】
《我的世紀》成書于1999年,它以紀實形式記錄了20世紀德國的百年大事。全書由100個故事組成,一年一個故事,共有100個故事,堪稱“德國百年故事集”。
格拉斯說:“我想在我的作品中喚起對這個無望、沉淪的世界的回憶,把這種記憶從遺忘中解救出來,并將它保存下去。對此我有一種著迷和狂熱。是的,是一種真正的著迷和狂熱。”
小說體裁獨特,內容包羅萬象,從1900年到1999年,每年一個故事,作者讓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視角敘述100年來德國所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它們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司法、外交、科技、文化、教育、體育、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這一百個故事既獨立成章,也互相牽連。全書穿越時空,現實與歷史互相交織。
如1900年的八國聯軍入侵中國講的是外交;1902年草帽的流行、1921年西米舞的流行、1978年朋克運動講的是文化;1997年克隆羊多利的誕生是關于科技方面的;1906年第一艘潛艇的下水、1910年第一門遠程火炮的鑄造成功是關于軍事的;1932年經濟危機導致的大失業、1973年石油危機等是關于經濟的;1993年羅斯托克德居民焚燒越南難民區住房、1995年柏林“愛的游行”是關于社會的……
讓各種人物,從不同視角來敘述事情是本書出彩的地方,正如“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各人眼中的歷史事件也是不盡相同的。
如1900年,用一個士兵調侃的口氣去敘述威廉二世口中的“為文化徹底打開一條道路”的戰爭,一下子就剝掉了冠冕堂皇的外衣,露出這場無恥的侵略戰爭的真正本質。
1910年,以一個文化層次不高的鑄炮工人妻子的口氣去寫第一門遠程火炮的誕生,也是諷刺性十足。原來這門大炮的名字來自這個胖女人的外號,而且這門大炮“命運多舛”,“咣咣的一再打歪,讓法國人笑破了肚皮”。
1914—1918年通過當時最負盛名的兩個作家針鋒相對的談話再現一戰的殘酷與無人道。
1933年,以一個猶太畫廊老板的口氣講述希特勒上臺伊始就開始對猶太人的迫害,“這個曾經當過畫家的油漆匠(希特勒早年曾經學過美術)”的上臺是不會帶給他們幸福的,有的只會是災難。以一個親歷者的身份去講述這件事情,真實可信。
1936年,一個被關押在納粹集中營里的德國共產黨中層干部講述柏林奧運會,此人雖身處逆境,卻依然樂觀開朗,他不時地對自己、對看管自己的納粹黨人進行調侃。他希望在奧運會期間能夠結束他們這些“害人蟲”(納粹時期把關押在集中營的犯人稱為“害人蟲”)的非人生活,去看奧運會。他稱黨衛軍為骷髏頭部隊(看守集中營的部隊佩戴骷髏頭徽章)。當時禁止犯人與看守一起觀看奧運會,因為“我們不配對德國的勝利表示歡呼”,但是比賽期間不時出現犯人和看守短暫的親近現象,結果收音機被收走了,錯過了后面的比賽。這讓人心酸之余也能會心一笑。
1997年的故事是基因研究專家馮德布呂格教授的一封信,信里充滿了對“克隆”技術對社會倫理沖擊的擔憂。對可能出現的“沒有父親”的社會以及可能造成的恐慌的憂慮溢于言表。
1999年,本已逝世的作者母親在作品中復活,以一個百年事件的親歷者身份講述家族歷史,還以一個歷經滄桑的老人口吻說:“我也高興地期待著二○○○年。看一看來到的會是什么……但愿不再只是戰爭……先是在下面,然后是世界各地……”
對語言的熟練駕馭也是本文的重要藝術特色。
文中出場的人物來自不同階層,包括士兵、學生、底層勞動婦女、作家、出版商、畫店老板、德皇、科學家等。從陽春白雪到下里巴人,可謂包羅萬象,各個階層有各個階層的語言特點,如果沒有豐富的人生閱歷,是很難把握的。但是格拉斯做到了,而且到了熟練駕馭的程度。比如選文中1900年侵略中國的德國士兵的話十分天真幼稚,表現了德國政府對人民的欺騙;1910年,鑄炮工人妻子“貝爾塔”的話則淺顯通俗,用底層口語來講述重大歷史事實,備顯諷刺;關于一戰的描述,則模仿兩位作家的文風,把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擺放在一起,表現了戰爭的血腥;講述希特勒的登臺,則通過一個店老板之口,用幽默諷刺的語言寫出了法西斯的獨裁專制與荒唐可笑。另外德皇的莊重而又不乏計謀的語言,基因研究專家馮德布呂格教授學術性的語言,被關押在集中營里的德國共產黨的詼諧幽默、苦中作樂的語言等都很好地照應了敘述者的身份,并且成功塑造了人物形象。
作者在文中充滿了對和平的期待,對戰爭的厭惡。這種情緒貫穿全篇。如1900年,通過士兵對侵華戰爭的敘述,表現了戰爭的欺騙性和恐怖;1914年至1918年,則通過對比,一一列舉了戰爭對人類的傷害;1946年,通過一個清理廢墟的婦女之口,強烈地控訴、譴責戰爭;作品最后,則是通過作者的母親、一個經歷德國一百多年的世紀老人之口,表達了對和平的期待:“但愿不再只是戰爭……先是在下面,然后是世界各地……”
對社會底層的關注也是作品的重要主題。全書100個故事,大多出于底層平民之口。作者重視社會底層的生存狀態,強烈譴責執政者對人性的壓抑與迫害。
如1910年貝爾塔炮的鑄造,工人妻子貝爾塔在樂觀的敘述中透露出底層勞動人民的只能逆來順受的心酸;1928年寫的是社會政治對家庭倫理的破壞,使寡婦的三個兒子反目成仇;1958年,通過汽車廠工人妻子的一封信寫出了底層勞動人民能生產汽車卻買不起汽車的窘境。更讓人驚訝的是1992年事件中,國家機構竟讓丈夫監視自己的妻子達十年之久,令人發指。
正如格拉斯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瑞典科學院常務秘書霍拉斯·恩道爾先生所說:“您的風格——各種不同聲音的重復、準確表達和重疊——勸告我們,不要對過去和未來操之過急。您也證明了,文學仍然是一種力量,人們急于忘記的東西,文學卻能夠記住如此之久。”
(左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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