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那樣地稚氣，

似乎害怕星星和

大樹，映入你眼里。

但沒有離去，你，

依偎著一棵大樹，

在夜星下佇立。

如果我仔細思索，

沒有過任何事情

在周圍的大氣里。

難道你能穿透大氣，

借助千里眼窺測？

……在清新的大氣中旅行的夜星

曾對你耳語？單獨對你？

我對一切惘然無知，

終日對你凝視，

直至我的目光

變成綠色的樹葉，

直至風兒將它們摧殘，

或者它們自己枯黃，凋落在地。

那時，秋也許已經來臨……

但如果仔細思索，對此

我依然將信將疑。

(陸象淦　譯)

【賞析】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羅馬尼亞國內的詩歌領域內涌現出一股抒情詩勃興的浪潮，許多知名的和不知名的詩人都開始創作這種類型的詩歌作品。因而，在羅馬尼亞國內一些評論家就直接把這一現象形象地概括為“抒情詩爆炸”。文學領域出現這種現象是有深刻社會歷史原因的，當時正值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建設蓬勃發展時期。一個情緒高漲的時代，必定導致一個抒情高漲的時代。詩人把一些生活現象、自然景物與自己的感情體認結合起來，謀篇立意，通過象征、隱喻、聯想等藝術手法，借助詩歌這個文體傳達出來。

在這一代羅馬尼亞詩人中，尼基塔·斯特內斯庫是一位獲得過突出成就、在羅馬尼亞國內外詩壇和文學批評界享有很高聲譽的詩人。這首《少女像》是斯特內斯庫眾多抒情詩作中一首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細細品味這首《少女像》，會一次次被其中縈繞的一種感覺所吸引，在詩意的回環跌宕中，詩人把讀者引入欲說還休的朦朧詩境之中。在分析它之前，我們大膽把詩人抒發情感的場景放置在一個公園之內的某一條林陰道上。這樣的處理方式似乎更能為解讀本詩提供一條有效的途徑，為闡發詩意找到一個可行的支點，當然這并不是唯一的支點。

某一天的一個夜晚，詩人漫步于一條林陰道上，而此時路旁的一尊少女的雕像(或者說是現實中一位真正的少女)映入詩人的視野。在詩人的眼中“她”還是“那樣地稚氣”，似乎害怕天空的星星和身邊的大樹，害怕這一切映入“她”的眼中。但“她”并不害怕，“她”也沒有因為恐懼而離去，而是緊緊“依偎著一棵大樹，/在夜星下佇立”。詩人在前兩節中，以明晰細致的描寫把“少女”神態和心理活動寫得有聲有色，生動傳神。對于“少女”這樣的舉動，詩人不免產生懷疑：“她”為什么不害怕？為什么要依偎著一棵大樹，佇立在夜星下？難倒這其中存在著什么緊密的聯系？在這里詩人并沒有做出詳細的交代。

在接下來的第三、第四節中，詩人開始思索這些在他看來很奇怪的事情。他在第四節反問道： 難道這個“少女”能穿透大氣，借助一雙千里眼去窺測，而清新大氣中的繁星也曾單獨對“她”耳語？這些在詩人看起來是多么不可思議的事情，而面對這樣情形，詩人也茫然無措。他開始終日對這尊少女的雕像凝視，直至自己的目光變成綠色的樹葉，任憑風兒將它們摧殘，或者它們自己枯黃，凋落滿地。這是詩人一次剎那間的情感體驗，也是一次思想的自由伸展。在詩中他并沒有留下許多可以追蹤詩意的暗示，或許他自己也弄不明白自己所要抒發的情感到底是什么。正如他在詩歌的結尾所說的那樣：“秋也許已經來臨……/但如果仔細思索，對此/我依然將信將疑。”詩人將信將疑的事情無非有兩件： 第一，“少女”真的能夠穿透大氣，借助一雙千里眼去窺測天空中的繁星，和它們耳語嗎？第二，秋天真的已經來了么，已經讓“我”終日凝視的變成綠葉的目光枯黃，凋落滿地？詩人在結尾之處蕩開一筆，令詩意突然變得不可捉摸。正如美國詩論家埃德蒙·威爾遜所說的：“不明確性是真正的(詩的)音樂性的一個要素——我指的是真正的音樂性的表現……一種模糊的暗示的不明確性。因而是一種具有精神上的效果的不明確性。”

一尊佇立于大樹旁的“少女像”， 引發了詩人無盡的想象，觸動了詩人內心某一個隱秘的地方。詩人通過細心觀察，以新穎而獨特的角度發現了一種常人視而不見的生活中的細節美，勾畫出“少女”與樹木、夜星之間的關系，以及“我”對它們之間關系的一種想象和思忖。詩人把一個靜立不動的雕像寫得生動形象，一個有感有情的“少女”躍然紙上。或許詩人就是借助這樣一個描寫來闡釋一個道理，也正如波德萊爾在他的著名詩篇《應和》中所描繪的：

自然是座廟宇，那里活的柱子

有時說出了模模糊糊的話音；

人從那里過，穿越象征的森林，

森林用熟識的目光將他注視。

如同悠長的回聲遙遙地回合

在一個混沌深邃的統一體中

廣大浩漫好像黑夜連著光明——

芳香、顏色和聲音在相互應和。

自然界中萬事萬物之間存在著莫可名狀的隱秘聯系，而這種聯系又是不可捉摸的。詩人面對的事物，勾起了他的一種無法言說的內心感受。

斯特內斯庫曾反復強調，詩的語言首先是視覺的語言，詩人應當用視覺來想象。他的創作實踐履行了他對于詩歌語言的認識。所以他的詩歌往往也被稱為“透明的”、“非物質化的”且“詩中有詩”，這些特征從這首《少女像》中可見一斑。此外，我們還應該注意到詩歌中人稱的變化。詩人在對“少女像”進行描寫時，直接用的是第二人稱“你”，而詩人最終是以第一人稱“我”的角度參與角色的完成的，兩種人稱之間明顯存在一種對話關系，這使整首詩的抒情基調親切自然。

(李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