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朗德·阿瑟·威廉·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Russell，1872—1970)，著名的英國哲學家和數學家，社會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當代西方思想界影響最大的人物之一。

羅素1872年5月18日生在英國威爾士蒙穆士郡的特雷萊克。祖父約翰·羅素勛爵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曾兩度出任首相。父親是安伯勒子爵，母親也出身于輝格黨貴族。羅素是他們的第三個孩子。

羅素兩歲喪母，四歲喪父。由祖母撫養長大。童年時接受家庭教師的教育。回顧童年生活，他說那是一段快樂的時期。他的少年時期卻深受孤獨的折磨，全靠哥哥弗朗克引導他學習歐幾里得幾何學，才解脫了這種痛苦。羅素回憶說：“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是我11歲時開始學習歐幾里得幾何學”，“我從來沒有想像到世界上還有這樣美妙的東西……從那時起直到我38歲時同懷特海一起完成《數學原理》，數學一直是我的主要興趣和主要的快樂源泉。”

1890年羅素獲獎學金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主修數學。在那里，他結識了對他產生很大影響的數學家懷特海和哲學家摩爾。他是懷特海的學生，后來兩人成為同事和合作者。摩爾比羅素晚入劍橋兩年。羅素后來說：“主要由于摩爾的談話，才使我放棄了康德和黑格爾。他雖然比我年輕兩歲，但卻大大影響了我的哲學觀”。在劍橋，他還結識了經濟學家凱恩斯和文學家里頓·斯特拉奇。

1893年，羅素通過劍橋大學數學榮譽學位考試。此時他的興趣轉向哲學。經過一年修讀，羅素以倫理科學榮譽學位考試的第一名畢業。之后，他開始謀求三一學院研究員職位。1894年12月，羅素與比他大五歲的阿魯絲·伯·史密斯結婚。

1895年，羅素以一篇論幾何學基礎的論文，獲得了三一學院研究員職位。學校對他相當寬厚，既未要求他去教書，也未要求他住在學校里。他便攜妻子去柏林研究政治學和經濟學。他在那里接觸到馬克思主義，讀完了三大卷《資本論》。1896年他的第一本著作《德國的社會民主》出版，羅素在書中寫道：“《共產黨宣言》的文筆幾乎是無與倫比的。在我看來，精煉的修辭、鞭辟入里的妙語以及歷史的洞見，使它成為一部迄今為止最好的政治文獻……在這部輝煌的著作中，我們已經看到了唯物史觀的史詩般的力量。”但是，他并不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認為馬克思把社會劃分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卻忽略了介乎二者之間的中產階級，即生產當中技術人員的出現。

羅素11歲開始學習歐幾里得幾何學以來，數學基礎一直是使他感到麻煩的問題。1900年，他去巴黎參加國際哲學家大會，遇到意大利邏輯學家皮阿諾。皮阿諾的一套符號體系給他提供了一種新的邏輯分析工具。羅素后來的工作就是在皮阿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認為，全部純數學只研究用很少數基本邏輯概念來定義的概念，而且全部純數學都可以從很少數基本邏輯原理演繹出來。1901年，羅素同懷特海討論了這個設想。1910—1913年，兩人合寫了三卷本的巨著《數學原理》。這是亞里斯多德以來最重要的邏輯著作，它第一次為數學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在寫作《數學原理》期間，羅素是費邊社名流蕭伯納、韋伯夫婦的座上客，曾發動爭取婦女選舉權的斗爭。1907年，他作為婦女選舉權協會全國聯盟候選人參加議會補缺的競選活動。1910年，羅素失去了三一學院研究員的職務，被任命為該院講師。他認為，有此變故，完全是由于自己的不可知論的觀點。

追求確定性是羅素研究數學和哲學的動力。他的看法是，形而上學家面對宇宙整體高談闊論，算不上有真知灼見;建立一個宏偉的包羅萬象的哲學體系，不如集中力量去解決個別問題。這就是分析哲學的開端。

羅素的分析方法在哲學領域中的最早應用就是他的“摹狀詞理論”。摹狀詞理論是闡明詞與物之間關系的理論，這是羅素對哲學作出的最重要發現。他反對奧地利哲學家梅農的觀點，即在我們說“金山不存在”或“圓的方不存在”的時候，金山或圓的方如果不是真正存在的話，也必然具有某種存在。羅素指出，可以不說“金山不存在”，而說“沒有一個實體既是金的又是一座山”。這種分析把“金山”這個短語從句子中清除出去，從而去掉了相信它具有某種存在的任何理由。

羅素的哲學見解盡管經常改變，他的方法卻是不變的。羅素一直使用奧康剃刀，也就是根據數理哲學和摹狀詞理論，盡可能去掉那些不必要的實體。同奧康剃刀密切關聯的就是分析的方法。羅素的哲學方法，就是去掉一切不必要的東西，然后把剩下來的切成不能再分的小塊，看看到底保留下什么東西。羅素最后找到的就是“感覺材料”，即人們掌握的最確實可靠的知識。

1912年羅素寫了《哲學問題》一書，對自己的哲學見解作了清楚的表述。他舉桌子為例，證明唯心主義是錯誤的，因為寫字用的桌子是確實存在的。1914年春，羅素應邀到波士頓講學，然后將講稿以《我們關于外在世界的知識》為題出版。在該書中，他又一次大膽使用奧康剃刀。他認為：“一件東西的各個表相都是真實的，而這件東西卻只是一個邏輯結構”。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羅素從和平主義的立場出發，反對這場既“不涉及原則問題”，也“沒有一個較好的后果”的戰爭，他撰寫反戰文章，發表反戰演說，積極參加民主管理聯盟和不應征聯誼會等組織的活動。

1916年4月，由于為不應征聯誼會撰寫抗議政府對拒服兵役者處以兩年苦役的傳單，羅素被判罰款100鎊，并被解除三一學院講師職務。1918年羅素又因寫反戰文章，被判入獄。他在六個月的監獄生活中，寫了《數理哲學引論》，并著手寫《心的分析》。羅素在這里提出了這樣一個論點：“物質并不像一般認為的那樣具有物質性，而精神也不像一般認為的那樣具有精神性。”這種哲學觀主要來自威廉·詹姆士的“中立一元論”。在《我們關于外在世界的知識》中，羅素認為，物質是建立在“感覺材料”基礎上的邏輯結構;在《心的分析》中精神又成了是以“感覺”為基礎的邏輯結構。羅素以前堅持我們的感覺與可感覺的客體之間的區別，而中立一元論則意味著要放棄這種區別。在羅素看來，精神正在變得更加依靠物質，而物質的物質性也在變得越來越少。

1920年羅素訪問了蘇俄。在這一年出版的《布爾什維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他明確表示反對蘇俄“否認自由”。他誣指蘇俄實行的是“一個封閉的暴虐的官僚制度”。1921年他訪問中國，住了近一年時間。他曾在北京大學作過一系列演講;1922年他把在中國的觀感寫成題為《中國問題》一書。

1921年，羅素回到英國，與多拉·布萊克結婚，婚后添了兩個孩子。由于孩子的降生，羅素開始注意教育問題，他和第二個妻子在1927年創辦了一所學校。在羅素看來，教育的目的是使個人快樂和幸福。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培養理想的品格。他認為，理想的品格有四個特征，即活力、勇氣、敏感和智力。受教育的學生應被看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羅素的教育學說，其弱點在于過分注意理想和目的，缺少實現理想的手段。羅素后來承認，這所學校辦得并非完全成功。

羅素在1927年出版的《物的分析》中，開始放棄物質與精神具有不同因果律的看法，進一步發展了他在《心的分析》中所持的觀點。羅素說：“精神和物質非常接近，幾乎無須分辨它們”。他一方面試圖使用新的科學理論清除幾個世紀以來關于精神與物質、唯心論與實在論所引起的哲學上的混亂。另一方面又想在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之外尋找第三條道路。

1931年，羅素的哥哥去世，他繼承了家族世襲的爵位，成為第三代羅素伯爵。

羅素說過：“除了哲學和數學之外，歷史一直是我最感興趣的學科。”他不是專業歷史學家，但他對于歷史的重要問題具有較深刻的洞察力。他反對任何歷史發展的總的圖式，不管是黑格爾的，馬克思的，還是斯賓格勒的。但他自認“大體上同意馬克思的看法，即認為經濟原因是歷史上多數重大運動的根本原因”。事實上，他不同意馬克思主義者用經濟力量說明一切歷史現象。他說過，真正重要的科學發現很少是經濟動機的產物。

1934年羅素寫了《1814—1914年的自由與組織》，這是他最重要的歷史著作。他把從1814年到1914年這100年的歐美政治變化原因歸結為四點：經濟技術、政治理想、具有卓越能力的個人和偶然事件。他十分強調個人和偶然事件。他在序言中說：“我不相信，如果俾斯麥幼年夭折，過去70年的歐洲史會和實際發生的情況非常相象”。“如果亨利第八不同安娜·保林相愛，那么就不會有現在的美國。由于這個事件，英國才同教皇決裂，從而也就不承認教皇把南北美當作禮物贈給西班牙和葡萄牙。如果英國仍然信奉天主教，那么現在美國這塊地方很可能會成為西屬美洲的一部分。”羅素否認馬克思對生產方式的改變作出的科學解釋，他認為生產方式的改變來自科學的發現和發明。他錯誤地批評馬克思主義者把哲學當作結果，而不承認它是一種原因。羅素曲解了唯物史觀，他的歷史哲學雜亂而不成體系。

1938年秋，羅素應邀去美國，就任芝加哥大學訪問教授。之后，他擔任過加利福尼亞大學訪問教授，主持過哈佛大學詹姆斯講座和巴恩斯基金會的演講，在布魯恩·馬爾學院講學。

羅素的社會政治理論同他的哲學無必然的聯系，前者并不是后者的推論和應用。他說過：“我不是以哲學家的身份來寫《社會改造原理》的。我受著世界現狀的折磨，希望找出改進的辦法，并且想用簡單明白的語言告訴有類似感受的人。”

在《社會改造原理》(1916)一書中，羅素指出沖動是人類行為的真正動力。如果人能自由地按照沖動行事，人就會快樂，否則就受到挫折，成為社會的不安因素。但是，如果人完全按照沖動行事，毫無限制，社會也就不能存在，就需要國家來行使權威，人又回到受壓抑的狀態。怎樣才能解脫這種困境?羅素指出，首先要區分占有的沖動和創造的沖動。前者利己而使人自私;后者利人而造福社會。國家應該鼓勵創造的沖動而壓制占有的沖動。

30年后，他在《權威與個人》(1949)、《倫理學和政治學中的人類社會》(1954)，講的仍然是同一個題目，中心思想沒有重大改變。在《倫理學和政治學中的人類社會》的序言中，羅素說他完全同意休謨的話：“理性是而且應該是感情的奴隸”。他認為欲望、情緒、感情是行動的唯一原因。理性不是行動的原因，它只起調節的作用。因此他特別注意并分析了一些在政治上有重要意義的欲望，如衣食住、占有、好勝、虛榮和酷愛權力。

1938年羅素發表了《權力》一書。他說：“權力欲是產生社會科學必須研究的各種變化的主要動機。”羅素認為，經濟需求有限，可以滿足;權力的渴望沒有限度，因而是滿足不了的。他強調，社會學說的基本概念應該是權力而不是財富;社會正義在于最大限度地使權力平均;國家要民主化，要保障各種自由。

1944年10月，羅素接受三一學院邀請，回到該院擔任研究員，并在劍橋大學講學。五年以后，他成為三一學院的終身研究員。

1948年，羅素出版了他最后一部哲學著作《人類的知識：其范圍與限度》。在該書最后一頁，他作了這樣的結論：“全部人類知識都是不確定的、不精確的和不全面的。”因為他看到演繹所能獲得的知識甚為微小。羅素先前把物質當作以感覺材料為素材構成的“邏輯結構”。現在他放棄了這個想法，承認從經驗中得到的零碎知識無法構成科學的世界，除非通過某些不依靠經驗的原則把他們串聯起來。羅素已逐漸承認經驗主義是不夠的，他再也不能隨便使用他的奧康剃刀了。羅素晚年的哲學立場更加接近常識和實際生活。

作為一個資產階級自由思想的維護者，羅素一向反對基督教。他認為宗教主要來自對神秘事物、失敗、死亡的恐懼。人們應該堅定地面對世界上好的和壞的事實，美好的和丑惡的東西。應該借助科學和理智去征服世界。羅素提示人們：“需要無所畏懼地面對世界，需要自由的理智。需要對未來充滿希望，而不需要只看已經死亡的過去。”

1949年，羅素成為英國皇家學會的榮譽研究員，獲得官方頒發的榮譽勛章。1950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以“表彰他所寫的捍衛人道主義理想和思想自由的多種多樣意義重大的作品”。

1955年以后，羅素越來越為政治所吸引。這一年，他動員了包括愛因斯坦和約里奧·居里在內的許多著名科學家，簽署了一個為爭取和平而合作的宣言。1958年，他當選核裁軍運動主席。兩年后，擔任非暴力反抗運動百人委員會主席。1961年8月，他以煽動非暴力反抗運動的罪名被捕，法庭判處他監禁兩個月的徒刑，由于他年邁體弱，才改判在監獄醫院拘留一星期。1964年，他建立了羅素和平基金會。1967年，他建立了國際戰犯法庭，成員中包括法國著名哲學家讓·保爾·薩特。該法庭甚至想傳訊美國總統約翰遜，因為羅素認為，美國政府在越南南方的行動，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危險。

1970年2月2日，羅素在威爾士的彭林登德萊斯去世，享年9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