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約翰·坦普爾·帕麥斯頓(Henry John TemplePalmerston，1784—1865)，十九世紀中葉英國著名的國務活動家和外交家，曾三次任英國外交大臣，兩度出任首相。他起初是托利黨人，1830年轉入輝格黨，后來又是自由黨創建人之一;曾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和印度民族大起義。

帕麥斯頓生于愛爾蘭的一個貴族家庭。從11歲起，他先后受教于愛丁堡的哈羅公學和劍橋的圣·約翰學院。1802年，當他剛剛離開學校的時候，繼承了父親愛爾蘭貴族的爵位。1807年被選入議會，但他并不是由愛爾蘭貴族選入貴族院，而是在懷特島的紐波特以托利黨黨員身份當選為下院議員。1808年被任命為海軍部副大臣。1809—1828年任軍務大臣。這段時期，他是托利黨統治集團的重要成員和追隨者。

英國的兩黨統治，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前，主要是托利黨領導內閣的時期。由于長期對拿破侖作戰，政府將軍費開支的全部債務轉嫁到勞動人民身上，人民生活異常艱難。1815年以后，工人運動和民主改革斗爭又重新高漲。帕麥斯頓為了維護托利黨集團的統治，他在議會中屢次發表演說，為保持英國龐大的常備軍而辯護;以后又在議會辯論中，宣稱體罰是維持軍隊秩序“絕對必要的”手段。這時，他還以支持貴族軍官們出賣軍銜而著稱。帕麥斯頓堅決反對任何改革。他說：“改革一旦實現必定會導致軍事專制”。1819年，當廣大群眾在曼徹斯特附近的彼得廣場舉行大會，要求實行改革時，他派出軍隊鎮壓了這一民主運動，并參與制訂六條特種法律，禁止言論、集會和出版自由，被人們稱為“禁口令”。他維護因犯偷竊等微小罪行而被處以死刑的極刑制度。1820年，他蔑視人民群眾要求緩處死刑的呼聲，殘暴地絞死了一個年青的竊羊者。帕麥斯頓在擔任軍務大臣期間的言行，清楚地說明了他是托利黨貴族集團利益的忠實捍衛者。

1832年的議會改革，是十九世紀英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機。這次改革，在原來的金融貴族與土地貴族的聯盟中，又加進了工業資產階級的上層部分。在政治舞臺上，托利黨逐漸衰落，而代表工業資產階級利益的輝格黨日益居于優勢。當改革運動已不可遏止的時候，帕麥斯頓的政治態度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他脫離了托利黨投身到輝格黨方面。他確信，及時對蓬勃發展的工業資本作某些讓步，會使英國憲制更為有利，是防止普遍改革最可靠的手段。他說：資產階級“將由不滿憲法一變而為擁護憲法，因而憲法也就能大大加強和鞏固”。

三十年代以后，帕麥斯頓一方面熱心于自由貿易和完全經濟自由的原則，支持1834年新濟貧法，使工業資產階級獲得大批廉價勞動力，積極促進資本主義工業發展。另一方面，他又認為，1832年議會改革以后建立起來的、由土地貴族和工業資產階級上層組成的兩院制的英國君主立憲制，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因此，他阻止任何沿著民主方向發展的革命運動。在他出任內閣首相時，他反對選舉制度的進一步改革。迫于形勢，雖然他對文官制度作了一定的改革，但力求不去觸動議會里的貴族議員。就帕麥斯頓這個時期的政治觀點來說，他屬于輝格黨中較保守的部分。

從1830年直到1865年逝世，帕麥斯頓是每屆輝格黨政府的重要成員。1851年之前，他擔任輝格黨政府的外交大臣，1852—1855年是阿伯丁內閣的內務大臣。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除了1858—1859年很短時間外，均為自由黨內閣首相。帕麥斯頓政治生活的后35年中，英國資產階級在完成工業革命后，大量侵占殖民地，尋找新的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在世界范圍內鞏固和擴大英國工商業霸權地位。他無論在外交部或任內閣首相時，幾乎沒有間斷地支配著英國的外交事務。在對外活動中，他堅定不移地保衛英國資產階級的利益。他曾說：“我們沒有永久的盟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我們的利益才是永久的和不變的?！彼怯Y產階級掠奪野心的忠實體現者和代表人物。

帕麥斯頓認為國家之間的利益是不可調和的。例如在中東，他說，英國和法國就象兩個男人追求著同一個女人，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主張充實英國的軍事力量，建設一支強大的陸軍和海軍。他把侵略的觸角伸向世界各地。

1850年，英籍葡萄牙商人帕西菲科在雅典的住宅遭到焚毀。這件事成為帕麥斯頓派遣英國艦隊侵略希臘的借口。他在議會中發表了轟動一時的長達5小時的演說，斷然宣稱：英國的臣民像古羅馬的公民一樣，在地球的任何角落，都應當受到英國政府鐵腕的庇護和保衛。他還以公民權利和自由衛護者的姿態，別有用心地攻擊歐洲政府鎮壓1848年革命的反動政策。從此以后，他被英國的資產階級譽為“民族英雄”。但與帕麥斯頓這篇蠱惑人心的演說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852年，他下令對居住在英國的各國政治流亡者進行迫害，要求司法當局暗中檢查他們的來往信件，并把情況告訴給奧地利及其他國家的警察局，幫助外國警探追蹤監視政治流亡者。

爭奪奧斯曼帝國遺產的“東方問題”，在十九世紀成了歐洲外交的主題。土耳其及其囊括的巴爾干半島、小亞細亞和北非等屬地，居于歐洲大陸通往中近東和亞洲的必經之地，戰略地位異常重要。巴爾干和地中海地區有豐富的煤、鐵、棉花等資源，是一個有利的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英國把奧斯曼帝國看成是它向中近東擴張的對象和與老沙皇爭奪的焦點。十九世紀上半期以來，英俄兩國在上述地區有著根本的利害沖突。

1832年，由于土耳其蘇丹的一個強大的藩臣——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起來反對自己的宗主，英俄兩國在東方問題上的矛盾曾一度尖銳化。后來，矛盾雖然暫時獲得解決，但是在歐洲1848年革命后，俄國利用各國對剛剛過去的革命余悸未消的心理，重又把侵略矛頭指向君士坦丁堡。英國是不能同意沙俄占領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尼爾兩個海峽的。這時，帕麥斯頓在阿伯丁內閣中擔任內務大臣。為了加劇和俄國的斗爭，他舉起反對沙皇專制主義，支持土耳其完整和獨立的民主旗號。他說：“俄國業已侵害了奧斯曼帝國的獨立，破壞了它的完整;一定要采用一切手段使俄國放棄它的主張，取消它的侵略行動”。同時，他一再對不想使英俄矛盾尖銳化的阿伯丁施加壓力，迫使阿伯丁改組內閣，任命在帕麥斯頓影響之下的克林頓擔任外交大臣，帕麥斯頓的朋友斯特萊福特·坎寧為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在他的支持下，斯特萊福特·坎寧向倫敦抄送俄國致土耳其照會電文，并把俄國有權“提出報告”一語改為“發布命令”，引起內閣嘩然，加強了主戰派在內閣中的力量。1853年10月，克里米亞戰爭爆發。11月8日，停舶在錫諾普港的土耳其艦隊被俄國海軍擊潰。這一事件使英國社會上反俄情緒更加高漲。12月15日，帕麥斯頓突然宣布辭職，挑起社會上攻擊內閣的浪潮，說內閣“排擠了真正的愛國者”。阿伯丁被迫請求他重返內閣。這次重返，使內閣完全掌握在他手中。1854年3月27、28日，英法先后正式對俄宣戰，站在土耳其一邊，參加克里米亞戰爭。這次戰爭以俄國的失敗而告終。1856年3月20日簽訂了巴黎和約。和約并沒有使土耳其從勝利中得到什么好處，相反，由于龐大的軍費開支而向英法借債。英法的資本更加緊向土耳其滲透，土耳其更加衰弱。帕麥斯頓曾在1853年11月1日給阿伯丁的信中說：“我們支持土耳其是為了我們自己，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短短數語，清楚地道出了他維護土耳其的完整和獨立卻原來就是為了加強英國在近東的地位。

帕麥斯頓對地大物博的中國覬覦已久，妄圖使它成為英國的重要原料供給地和廣闊的商品銷售市場。1839年9月底，中國禁煙的消息傳到英國之后，他不惜撕下“民主”、“自由”的假面具，以赤裸裸的暴力對中國發動了一系列侵略戰爭。他說：“應當不僅使中國人見到大棒，而且還要先讓他們在背上嘗到它的滋味，然后他們才會向那個能夠說服他們的唯一論據——大棒論據低頭。”10月，帕麥斯頓根據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和英國煙販們的報告，在內閣會議上，排除眾議，力主即刻派出軍艦封鎖中國沿海。1840年6月，英國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英軍抵達天津白河后，遞交了帕麥斯頓給清政府的照會，提出了賠款、割地、通商等無理要求，迫使清政府訂立了包括割讓香港在內的《穿鼻草約》。但是，帕麥斯頓認為這個條約所得權益太少，遂撤換義律改派璞鼎查為全權公使。在璞鼎查上任之前，帕麥斯頓給了他一個詳細訓令，聲言：“為了維持兩國間持久的真誠諒解起見，中國政府把鴉片貿易置于一個正常合法的地位，是極關重要的。”1842年8月29日，璞鼎查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以后的十多年中，英國對華的經濟滲透仍不能滿足資本家的貪婪要求?？死锩讈啈馉幰院?，帕麥斯頓以“亞羅號”事件為借口，于1856年10月23日悍然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又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1860年春，他又勾結法國，組織了英法聯軍，再次侵略中國，先后占領了天津、北京。侵略者的鐵蹄所至，燒殺劫掠，無惡不作。珍藏著中國歷代圖書典籍和藝術珍寶的圓明園被焚燒、掠奪一空。10月，英、法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北京條約》，進一步加深了對中國的政治控制和經濟剝削。到六十年代，英國已操縱了中國大約全部進口的4/5和出口的3/5。這樣，帕麥斯頓通過兩次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大門，為英國資產階級在遠東地區爭奪勢力范圍奠定了基礎。

1861年，美國爆發南北戰爭。帕麥斯頓唯恐美國北部資產階級勝利，將會使它成為英國爭奪世界市場的勁敵，而英國將喪失南部棉花供應地，便不惜采用種種手段，插手美國的內戰，支持南方奴隸主的分裂活動。1861年11月8日，美國軍艦“圣查辛托號”艦長，自英國“特倫特號”郵船上逮捕了邦聯(指南方奴隸主政府)的兩個密使。以帕麥斯頓為首的英國政府，利用“特倫特號”事件，在國內掀起軒然大波，英軍開赴加拿大待命。后來，只是由于美國工人階級的干預，才使帕麥斯頓進行軍事干涉的企圖沒有得逞。1862年7月，英國為美國南方建造的巡洋艦“阿拉巴馬”號下水，到1864年為止，這艘軍艦在海上擊沉了北方的聯邦政府船只65艘之多。1862年9月14日，帕麥斯頓作出了最后的決定，寫信給外交大臣羅素，建議正式承認邦聯。正是在這個時候，林肯政府決定廢除奴隸制。迫于輿論的壓力，承認南部邦聯的問題才從英國內閣議事日程上取消。

1863年，波蘭起義時，帕麥斯頓為了削弱俄國，支持波蘭人民的起義，于4月17日，向俄國提出了措詞強烈的照會。法國也給俄國發出了類似的照會。但是，英法的幾次照會接連遭到俄國的拒絕，沙俄政府變本加厲地對起義進行了鎮壓。當波蘭問題解決無望時，帕麥斯頓讓羅素寫了一個宣戰式的照會，聲稱俄國既然破壞了自己對波蘭的義務，那就沒有任何權利來繼續統治它。意味深長的是，這個照會并沒有交給俄國外長哥爾查可夫，而是很快地使法國人知道了電文內容。帕麥斯頓這樣做是為了裝出一種進攻的姿態，唆使法國皇帝拿破侖第三與沙皇俄國作戰。其目的在于削弱英國這兩個危險的競爭者，以實現他維持歐洲均勢的愿望。但是，拿破侖第三拒絕了戰爭。羅素和他后面的帕麥斯頓因此而陷入困境。這時，他們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9月26日，羅素公開叫嚷：“無論是英國的義務，還是英國的榮譽和利益，都不能迫使我們為了波蘭而與俄國作戰?！碑敳ㄌm起義完全被鎮壓下去以后，帕麥斯頓在下院大聲疾呼地說，英俄為波蘭而開戰這種思想本身就是一種“神經錯亂”。他一再斷言，如果在波蘭人當中有誰相信這種戰爭的可能性，即只能怪“波蘭人的近視”。帕麥斯頓的內閣同僚西德尼·赫伯特說：“帕麥斯頓能夠以決不受損害的姿態在任何人面前晃著他的拳頭，以表明他并不害怕，一旦對方真要較量時，他就溜之大吉。”這就是對帕麥斯頓的絕妙寫照!

帕麥斯頓的一生，從1807年初次進入議會到1865年在首相任內逝世為止，經歷了近60年之久的政治生活。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他以善于玩弄政治權術和外交手腕的外交家著稱。他的對外政策總方針，是在維護英國既得利益的基礎上謀求新的發展。隨著外交斗爭的需要，他不斷變換自己的面孔。他能使民主的詞句和寡頭政治的觀點調和起來。他會在縱容別人的時候裝成進攻者，在出賣別人的時候裝成保護者;他也有一邊溜走，一邊說大話的本事。在必要時，他撕下一切假面具，揮舞大棒，欺壓弱者來達到自己目的。他就是這樣忠心耿耿地為英國資產階級在削弱競爭對手，鞏固、擴大殖民地和勢力范圍方面建立了殊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