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倫德拉納特·班納吉(Surendranath Banerjea，1848—1925)，印度民族解放運動早期著名的活動家。他的經歷之所以特別引人注目，這是由于他早期對印度民族解放運動作出的貢獻非常突出，而在晚年對印度民族解放運動所起的阻礙作用也比較突出。

班納吉出生在孟加拉一個婆羅門家庭里，父親是著名醫生，因受當時孟加拉宗教改革思潮的影響，思想比較開通。班納吉在念完大學后，就被送到英國參加文官考試。他以優異成績通過了考試，1871年被任命為孟加拉西爾赫特縣的副治安長官。但他的文官生涯并不順利，不到一年光景便被除名。他又去英國，希望修完法律課程，將來能進入法律界，但被告知，被除名的文官沒有資格當法官或律師。這一連串的挫折對年輕的班納吉是個巨大打擊，但也打開了他的心竅。他由沮喪而逐漸醒悟，認識到他所以有這樣的遭遇，是因為他是印度人，“是一個沒有組織起來，沒有公共輿論，在國家管理上沒有任何發言權的民族的一員”。他強烈感到，他的遭遇就是印度“人民極端軟弱無力的寫照”。

回到加爾各答后，他應邀在民族主義者創辦的首府學院任英語教授，后改在自由教會學院教英國文學。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孟加拉正處在建立民族主義政治組織階段。當時孟加拉主要政治組織是1851年建立的“英印協會”。它是自由派地主的組織，成員限于地主、商人，影響不大。1875年阿南達·摩罕·高士建立了“大學生聯合會”，開始在大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中宣傳愛國主義思想。班納吉積極參加這項工作。這時他已站到民族主義立場上。他有愛國主義熱情，又是個天才的演說家，在各種集會上，深刻揭露印度人民在英國殖民統治下所遭受的歧視和屈辱，號召青年們起來爭取印度的權利與自由。為了用生動的形象鼓舞青年，他講述各國人民的斗爭史，介紹英雄人物的事跡，最常講的是意大利民族英雄馬志尼。他并不贊成馬志尼的革命方法，但認為馬志尼的高尚的愛國理想和獻身精神是印度青年學習的榜樣。他要求青年們學習馬志尼的精神，用憲政鼓動的方法，爭取印度人應有的權利。他的演說吸引了成千上萬的青年，在他們心中激起了對自由的強烈渴望。這以后，阿南達和他都感到需要有一個新的政治組織來代替原來的“英印協會”，這個組織應該主要反映中產階級的要求，廣泛吸收中產階級和青年學生參加。1876年，他們共同建立了“印度協會”。

在成立這個新組織的時候，班納吉希望它成為孟加拉人不分宗教、種姓和社會階層的大團結的核心。不僅如此，他當時已覺察到實現全印民族主義組織統一的必要性，因而希望把這個組織逐漸變成未來“全印運動的中心”。該組織被命名為“印度協會”用意就在這里。事實上從這時起，班納吉的視線就不是僅僅集注在孟加拉，而是面向全印了。

為了促進各地區組織之間的聯系，他認為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使全印在共同的政治要求下團結起來”。英殖民當局的反動政策正好提供了這樣的機會。1877年英國當局決定把文官考試的年齡標準由21歲降低到19歲。這是為了進一步剝奪印度人參加考試從而獲得文官資格的可能性。印度民族主義者本來就對英國人壟斷印度政府高級職位很不滿意，新決定更引起普遍憤慨。班納吉決定利用這個時機，發動一場全印規模的政治鼓動，用反對降低文官考試年齡標準這個共同要求來促進印度運動的統一。

1877、1878年他作為“印度協會”的特使先后訪問北印度和西、南印度，進行巡回演講，征集各界人士在請愿書上簽名。他去了許多城市，到處受到熱烈歡迎。他在各種集會上發表演說，反對新的年齡規定，要求在英國、印度同時舉行文官考試，讓印度人有更多機會參加國家管理。在他訪問之前，印度許多地區還沒有舉行過群眾性政治集會，所關心的問題還只限于本地區或本教派的個別事情。他的訪問像一股強勁的政治旋風，把這些地區都卷到政治斗爭的激流中來。這是第一次全國規模的政治鼓動，其結果不僅表現在形成了一個代表全民意愿的致英國議會的陳請書，更重要的，它開創了在共同的要求下進行全印政治鼓動的先例，促進了各地區民族主義組織之間的聯系。隨著他的訪問，在北印度許多城市建立了印度協會的分支。印度協會成了跨地區的組織。

1878年殖民當局頒布了兩項鎮壓民族解放運動的法令：武器法和印度語種報刊法。武器法規定禁止印度人獲得武器;報刊法規定各種使用印度語言出版的報紙必須交納巨額保證金，以保證不刊載反政府的或帶有“教唆”性的材料。這是扼殺民族報刊的反動法律。班納吉立即領導印度協會開展反對這兩項法令的新的政治鼓動，還同來訪的“浦那全民大會”的代表一起，召開民族報刊會議，協調應付辦法。在共同的斗爭中，他進一步看到實現全印民族主義組織聯合的必要性。1883年又發生了艾爾伯特法案事件：印度總督會議立法成員艾爾伯特在總督支持下草擬了一項法案，規定歐洲人的案子也可由印度法官審理。這本來是為了用點微小讓步平息人民的不滿，不料這個法案竟遭到英國人猛烈攻擊。結果不但法案受挫，連總督也被迫辭職。印度民族主義者眼睜睜看著發生這種情況，一籌莫展。這件事從反面教育了印度民族主義者，使他們更深切地感到建立全國統一組織的重要性。

班納吉決心采取堅決步驟來實現這個目標。1883年12月，他以“印度協會”的名義在加爾各答召開了第一次印度國民會議。除孟加拉外，還有北印度許多地區以及孟買、馬德拉斯的代表出席。會議通過的決議包括要求讓印度人參加國家管理，改革文官考試制度，擴大立法會議，實行地方自治等。這是印度民族解放運動史上召開全印性質會議討論共同的政治經濟問題的第一次嘗試，也是“印度協會”把自己轉變為全印組織的最初嘗試。

這時，其它地區的民族主義者也在積極籌劃建立全印組織。1884年12月，一些民族主義組織活動家在馬德拉斯舉行會議，決定建立全印組織。英國退休文官休姆參與了這項活動。休姆擔心班納吉太激進，不讓他知道籌劃的細節。因此出現了這種情況：當1885年12月國大黨在孟買召開成立大會時，“印度協會”等組織召開的第二次印度國民會議也在加爾各答同時開幕。兩個會議討論的內容幾乎一樣。班納吉在加爾各答會議結束后立即宣布把自己的會議并入國大黨。他這樣做是考慮到，第一、國大黨包括了全印各地區著名的民族主義活動家，更具有全印性質;第二、國大黨有休姆參與領導，便于和英國統治當局建立接觸，并爭取英國輿論支持。班納吉這個行動是有全局觀點的。他雖未直接參加國大黨籌建工作，但所有印度民族主義者都公認，他的活動對全印統一組織的建立作了重大貢獻。

國大黨成立后，班納吉成了它的最積極的活動家之一。他出席了第二次國大黨年會。從那以后，直到1918年他退出國大黨為止，這32年中只有一次年會他沒有參加。他是國大黨講壇上最活躍、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1895年、1902年曾兩次被選為國大黨年會主席。

在國大黨成立以前，班納吉是很重視群眾性的政治鼓動的。但在國大黨成立后，不那么重視了。他認為國大黨既代表全國人民意志，由它通過決議或派代表團提出要求，是最好不過的憲政鼓動方式了。所以自從加入國大黨，他先前的鋒芒也就不見了。

他的觀點和其他國大黨領導人沒有不同。他也是英國議會民主的積極崇拜者，也同樣認為，印度受英國統治對印度未來的發展有無限好處。他稱英國為“自由民族之母”，表示相信她會“允許印度這個孩子享有和英國公民同等的權利”。在國大黨極端派十九世紀末提出斯瓦拉吉斗爭綱領后，他也贊同把自治作為斗爭目標，但一再強調這是遙遠將來的事，說“任何企圖用革命手段或大規模群眾運動方式爭取很快達到自治目的的做法都將危害目的本身”。

英國殖民統治者對國大黨的決議毫不理睬的態度使班納吉感到愕然和迷惑不解。特別是寇松擔任總督后實行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分割孟加拉，更使他感到驚愕。他認為這是侮辱印度人民的感情，破壞孟加拉的政治發展。所以，當孟加拉人民起來進行反分割斗爭時，他和人民群眾站在一起，在各種集會上發表演講，帶領群眾宣誓抵制英貨。1906年4月在巴瑞塞爾舉行孟加拉省會議時，他帶領會議代表游行，為此還挨了警察的棒擊，遭到拘留。這些行動又恢復了他在群眾中的威望。然而，當運動繼續向前發展時，他就感到格格不入了。

自從反分割運動掀起后，孟加拉極端派就在比·巴爾、奧若賓多·高士領導下發展了自己的力量。在1905年國大黨年會期間，極端派舉行了自己的會議，決定把孟加拉的運動轉變成為全國運動，把抵制英貨轉變成為普遍抵制即消極抵抗，以促使英殖民政權垮臺。孟加拉極端派從1906年起積極貫徹這個方針。班納吉面對這種形勢感到不安。他參加反分割運動的目的就是反分割，并不曾想超越這個范圍。所以他竭力勸說群眾不要聽信極端派的宣傳，不要把運動變成反英運動。然而，當他以這種角色出面時，再沒有多少人愿意聽他的演說了。此后，他公開要求停止運動，并于1907年3月親率溫和派代表團晉見總督，要求制止孟加拉的風暴，并在總督面前指責極端派“行為過激”。這年年底，溫和派在國大黨蘇拉特年會上制造分裂，把極端派從國大黨排除出去，他是積極參與籌劃者之一。他在群眾中的威信從此一落千丈。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班納吉和其他國大黨領袖們一樣支持英國作戰，希望借此感動英國，換取在印度建立責任政府的讓步。然而，戰爭結束后，英國統治者并不打算馬上允許印度自治。1918年公布的蒙塔古—切爾姆斯福德改革方案①表明，英國統治者又把印度的自治推向未來，只愿實行局部改革。在如何對待這個改革方案上，國大黨內發生了嚴重分歧。國大黨在1916年兩派重新統一后，實際上是由蒂拉克掌握領導權。此時蒂拉克的立場已經和溫和派相互接近，都是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蒂拉克和國大黨大多數人都認為改革方案是令人失望的，他提出了“響應性合作”即有條件合作的主張。班納吉和原來溫和派中的極少數人如瓦恰、夏斯特里等則完全接受這個方案，主張積極合作促使它的實現。班納吉認為這個方案表明了英國政府真誠希望給予印度自治，“是向著建立責任政府目標前進的確定步驟”。他認為蒂拉克等國大黨領導人的主張是破壞這個美好的進程，有礙國家前途。當國大黨決定于1918年8月在孟買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對這個方案的正式態度時，班納吉和與他持有相同觀點的少數人決定不參加會議，并于1918年11月在孟買另外召開會議，成立了一個新黨——“印度國民自由聯盟”。這樣，班納吉就正式退出了他一生與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國大黨。

當班納吉的黨根據改革法宣布參加1920年的選舉時，甘地領導的不合作運動開始了。班納吉對不合作運動發動了尖刻的攻擊，說在“政府正準備沿進步路線前進”的時候，掀起不合作運動這種“憎恨運動”是極不合時宜的，并攻擊甘地在“玩火”，最后會“給國家帶來災難性后果”。由于國大黨抵制選舉，班納吉的一批人便當選了。1923年，他被任命為孟加拉省地方自治部長。從此，他的注意力便集中在地方自治上，而他的主要任務也就是在他管轄的有限范圍內搞些微不足道的改革了。

在回答民族主義者對他改變立場的指責時，班納吉說：“并不是我們改變了立場，而是政府的政策、目標和期望有了根本改變。我們歡迎這種改變，并相應地改變了我們對政府的態度。我們要與政府合作來實行自治。在應當合作的時候起來反對絕不是愛國主義，而是背叛自己的祖國?！边@不過是用以攻為守的辦法來自我解嘲罷了。

不過應當指出，班納吉的立場確實還是他過去的立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一直固守憲政改革的傳統斗爭方式，不肯前進一步。在官場的活動是他在會場活動的繼續，參加政府是他參加立法會議的繼續。說他背叛祖國，成了殖民主義的鷹犬，是不正確的。

班納吉晚年采取這樣一種與國大黨不同的態度，可以這樣解釋：印度民族資產階級力量在大戰中得到發展，戰后，資產階級大多數人主張利用人民的斗爭，采取較有力的措施，打破殖民統治的鐐銬。但是和殖民統治聯系比較緊密的資產階級上層和自由派地主中有些人滿足現狀，不愿冒險。班納吉就是后一種人的政治代表。

班納吉晚年對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起了阻礙作用。但綜觀其一生，正如孟加拉極端派領導人比·巴爾在評價他的作用時說的：無論他一生的經歷多么曲折，“他畢生活動的最突出事實”是“為印度的自由而斗爭”。他是“現代印度的復興者之一”。這個論斷是符合實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