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整理者按：

王貞平先生，1951年生，四川江津人，普林斯頓大學博士，文史大家王利器先生公子，赴美后師從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先生。現執教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并任日本關西大學COE客座教授。主攻唐代外交制度史、對外經濟貿易史、中日關系史。

王貞平《多極亞洲中的唐代帝國》2016年7月4日，王貞平先生在南京大學做題為“多極亞洲中的唐帝國”的演講，由張伯偉教授主持，童嶺副教授評議。本次演講與王貞平先生2013年底在夏威夷大學出版社的英文著作《多極亞洲中的唐代中國：外交與戰爭的歷史》相關，討論的主要范圍是唐朝與主要四鄰國家在和平與戰爭時的關系，這些國家包括東北及朝鮮半島的高句麗、新羅、百濟、渤海；北方及西北方的突厥、回鶻；西南方的吐蕃和南方的南詔國。本文根據王貞平先生演講以及童嶺副教授評議的錄音整理。一、 隋唐亞洲的“多極”與“霸權”

亞洲國際政治的多極性及相互相關性是本次討論的主要觀點。這里最關鍵的概念就是“多極性”，“多極”一詞并不是我所發明，但長期以來，歷史學者、國際政治學者，對其有不同的解釋，這就提醒我們在使用一個概念的時候，首先要對它有一個盡量準確的界定。我所謂的“多極性”是指這樣一種國際環境：數個國家為擴大各自的勢力范圍而互相競爭，它們有時為對付第三國而結成同盟，有時為實現各自的目標而自行其是。這些國家中沒有任何一個能夠永遠獨霸國際政治舞臺。因為實力在這些國家中的分布呈現出分散及不均勻的狀態。因此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動態的，而且往往是不可預測的。

我認為：在6世紀到7世紀的亞洲就是這樣一個多極的世界。關于這個問題有許多基本的史料可以作為證據：隋末存在著多股企圖推翻隋廷，建立新王朝的地方勢力。李淵及其追隨者只是其中的一股勢力。北方的突厥是草原霸主，也是中原各種割據勢力的太上皇。中原割據的勢力紛紛向突厥稱臣，并接受突厥頭銜，李淵也不例外。不只是唐王朝建立之前，在建立之初也是如此，當時的唐王朝忙于鏟除中原的多股割據勢力，沒有時間精力去處理與周邊國家的事務，所以當時的亞洲維持著一種多極的狀態。

李世民在628年鏟除了西北的最后一股割據勢力，并于630年滅東突厥，唐王朝在亞洲的影響力大增。西北游牧民族首領尊李世民為“天可汗”（ 《新唐書》卷二百十九《北狄傳贊》：“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薄海內外，無不州縣，遂尊天子為天可汗。”）。許多國家向唐廷定期遣使貢方物，建立了“君臣”關系。很多學者認為唐王朝在此時建立起了在亞洲的霸權。但是我認為，對這種君臣關系的實質應該再做思考，唐太宗與周邊國家君臣關系的確立，是否意味著唐帝國取得了亞洲的霸權地位？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認為這種君臣關系在多數情況下是名義上的，而不是實質性的。唐王朝的官方史料對“中國中心論”的觀念多有回護，不難理解的是，這類記載并不可靠，而域外漢籍則顯得尤為重要。所謂的朝貢關系更像是一種頂層設計，外國君主雖然在表面上臣服唐朝皇帝，但是在實際上經常設法操縱這種君臣關系，他們力圖在中國設置的世界格局之外，為自己尋找符合自己利益的空間。事實上，無論是唐朝皇帝還是外國君主在這個過程中都采取的是實用主義的態度，“朝貢”使團來華主要是為了從中國獲取政治、經濟、文化利益，以實現政治自保、經濟自強，而中國皇帝則在禮儀的層面上滿足了君臨天下的虛榮心，雙方達成了某種利益的交匯，我認為，這正是朝貢體系歷久不衰的原因。

亞洲的“多極化”趨勢是亞洲各國本土文化逐漸發展，在與中國的接觸中受到中國文化影響之后，自身體制逐漸完善的必然結果。通過為數不多的考古材料，我認為位于唐朝東北方的高句麗、新羅、百濟和位于西南方的南詔均已發展成為以農業、半農業為經濟基礎的，政治體制較為健全、穩定的國家。這些國家國內政治、經濟體制的發展從根本上影響到他們與唐王朝交往的方式。此外，它們相互之間也有密切的聯系。與隋唐之前相比，此時的亞洲地緣政治環境已變得更為復雜，更為多樣化。

因此，隋唐時代亞洲國際關系的特點不是唐王朝的霸權，而是多樣性和不穩定性。自620到750年間（從突厥被滅到安祿山之亂），唐王朝政治穩定，經濟繁榮，軍力強大，因此在與四鄰的關系中經常處于優勢，但這并非是一個不變的趨勢。如果我們觀察一下亞洲的其他國家，不難看到他們對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制度，始終三心二意，即便在唐王朝的鼎盛時期，唐廷也無法完全控制他們。隨著8世紀中葉唐廷實力的下降，一些亞洲國家開始公開與唐廷競爭、對抗，我認為回鶻介入唐王朝的政治就是一個明顯的信號。盡管如此，唐王朝和它的四鄰之間仍然保持著密切的聯系。這是因為唐廷需要盟友和外部軍事援助以應付國內外的挑戰，四鄰國家也愿意通過與唐王朝的交往獲得文化、經濟利益。唐廷和四鄰國家都認識到，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需要與對方建立富有積極意義的關系。在這種關系里，雙方秉持實用主義的原則。因此這種關系不是“零和”關系，而是一種復雜的、相互依存關系，這種關系的顯著特征就是“多極性”。

二、 古代亞洲世界的“軟實力”

這就引出了下一個必須考慮的問題：在一個多極的亞洲世界里，相關國家是如何運用自己的實力以實現本國的目標？（這一問題可參考王貞平《多元利益交叉時空中的唐代對外關系》一文，載《社會科學輯刊》2012年第3期）談到國家的實力，我們都知道有所謂“硬實力”（軍事力量）和“軟實力”之分。我在哈佛大學教授小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的定義之上做了相應的修正：“軟實力”是一種能力，是指在國際關系中運用非暴力手段引導出雙方或各方均能滿意的結果。弱小國家正因為缺乏足夠的“硬實力”與大國抗衡，所以特別依賴自身的“軟實力”與大國周旋，以實現自己的國際戰略目標。

向大國表示政治效忠是古代亞洲弱小國家運用自身“軟實力”的主要方式，其實不僅僅是亞洲小國在表面上承認中國皇帝的天子地位，李淵也曾經采用這種方式向突厥表示效忠，最終建立了自己的政權（關于這一問題，王貞平在《唐高祖、太宗兩朝外交思想初探——以“德”“義”為中心》一文中有詳細的論述，載《唐史論叢》第十三輯，2011年）。向大國表示政治效忠對弱小國家來說是一種“低風險”的行為，因為這種“政治效忠”多半是停留在口頭上的，弱小國家對此付出的代價并不高。與此同時，弱小國家要避免與大國沖突，最好的辦法就是向大國表示政治效忠。這樣不僅能避免沖突，弱小國家還能從大國獲取可觀的軍事援助以及文化、經濟利益，在這個過程中雙方達成了一種雙贏的效果。唐與新羅之間的“君臣關系”就是最好實例，“宗主國”提高了地位和聲望，而“朝貢國”則獲得了保護、援助和物質獎賞。新羅本是朝鮮半島三國中最為弱小的一個，但是在7世紀，新羅與唐建立了君臣關系，極力拉近與唐廷的距離，并設法使唐廷相信新羅是可以信賴的盟友。一個有意思的例子是，新羅的真德女王曾寫下一首《太平頌》并且繡在絲織品上，為唐高宗歌功頌德（《新唐書》卷二百二十卷《新羅》：“高宗永徽元年，攻百濟，破之，遣春秋子法敏入朝。真德織錦為頌以獻，曰：‘巨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成大定，興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治物體含章。深仁諧日月，撫潤萬時康。幡旗既赫赫，鉦鼓何锽锽。外夷違命者，翦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玉燭，七耀巡萬方。維岳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三五成一德，昭我唐家唐。’帝美其意，擢法敏太府卿。”）。而唐王朝也希望重新實現像漢代那樣對朝鮮半島的控制。唐王朝最終幫助新羅在660年滅百濟，668年滅高句麗，為新羅最終統一朝鮮半島鋪平了道路。成書于十二世紀，金富軾的《三國史記》卷十二《新羅本紀第十二》是一段很精彩的史料，在這里為大家引用一下：“（新羅）以至誠事中國，梯航朝聘之使，相繼不絕。常遣弟子，造朝而宿衛，入學而講習，于以襲圣賢之風化，革鴻荒之俗，為禮儀之邦。由憑王師之威靈，平白濟、高句麗，取其地郡縣之，可謂盛矣。”這段史料是面對強大的唐王朝，新羅巧妙地運用了自身的“軟實力”達到自己目的的生動記載。

另一種弱小國家運用軟實力的例子是“多重政治忠誠”，即古代亞洲弱小國家向不同的大國同時或先后表示政治效忠。這些小國地處兩個或幾個區域性強權國家之間，不得不設法對自身威脅最大國家的實力加以限制、平衡，以求自保。其做法是，有時與一個強權結盟，以抗衡另一個強權的威脅，并隨時視情況而調整、改變自己的立場。地處今云南的南詔國就是一例。650至710年間唐廷和吐蕃都試圖向云南擴張。在這場角逐中，云南當地的六個主要部落多倒向吐蕃一邊。唯一的例外是南詔，南詔是六個主要部落中實力最弱的，但其歷代君長一直堅決支持唐廷。712年，南詔多年的“政治效忠”終于有了回報，當年唐廷授予第四位南詔王“臺登郡王”稱號，公開表示支持南詔。在唐廷的默許及支持下，南詔一一吞并了云南其他部落，于735年建立了南詔國。但不久兩國就反目成仇。原因是以今云南洱海地區為中心的南詔國欲向云南東部地區擴張，而這個地區的一部分當時已在唐廷的控制之下。兩國之間隨即爆發了武裝沖突。為防唐廷的報復，南詔王在751年倒向吐蕃尋求保護。第二年，他接受了吐蕃稱號“贊普鐘”（意為“統治者”），自認南詔為吐蕃東部的一部分，自稱“東帝”，并改唐王朝所訂的國號“南詔國”為“大蒙”（《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卷《南詔上》：“開元末……天子詔賜皮羅閣為‘歸義’。當是時，五詔微，歸義獨強，乃厚以利啖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為一，制可。歸義已并群蠻，遂破吐蕃，寖驕大。入朝，天子亦為加禮。又以破渳蠻功，馳遣中人冊為云南王，賜錦袍、金鈿帶七事……（閣羅鳳）遂北臣吐蕃，吐蕃以為弟，夷謂弟‘鐘’，故稱‘贊普鐘’，給金印，號東帝。”）。

王貞平《長生不老島來的使者》

唐王朝也當然擁有相當可觀的“軟實力”。其主要組成部分是：發達的政治、法律及行政制度，繁榮的經濟、文化以及基于這之上的統治階級奢華的生活方式。唐廷運用自身“軟實力”的方式之一，是極力在外國統治階層的成員之中培養對唐文化、生活方式的仰慕，以期達到從文化熏陶入手，最終達到在政治上親近、認同唐廷的目的。唐廷的“軟實力”對高句麗、新羅、百濟、渤海及日本產生了深刻的、變革性的影響，一些當代學者稱這種現象為唐文化的“世界性”，認為在當時，亞洲形成了一個以唐朝為中心的“東亞文明圈”。

這一觀點固然具有很多合理性，但是，與此同時不能忽略各國文化的個性。外國君主仰慕、引進、消費唐文化，并不意味著他們在國際政治中也服從于唐廷，或在國際關系中無條件地支持唐廷實現自身的地緣政治目標。引進唐文化，模仿唐制度只是外國君主提升本國文化水平，構建國內體制的手段，與他們對唐廷的政治立場并沒有必然聯系。例如，唐廷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之一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簡稱“權力中心論”（王貞平在《“權力中心論”與“多元開放網絡”——古代亞洲國際格局的在思考》一文中對這一問題有詳細的討論，載《南國學術》2014年第3期）。唐廷一直以此為“軟實力”的一部分，去影響外國君主的對唐立場。饒有興味的是，外國君主在借鑒了“權力中心論”的觀念之后，并未接受中國的“宗主國”地位，而是強化了自身固有的政治意識，使以自身為中心的“權力中心論”在文字表達上更為明確、系統化。這表明，“權力中心論”并不是來自中國的“舶來品”，而是外國君主自身政治意識的一部分。他們在試圖完成國內政治統一的進程中，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權力中心論”。這一點對于我們了解古代亞洲多極性的特征十分重要。以日本列島為例，西漢時日本列島曾有一百多個小國并立；但時至東漢，其數目便減至三十幾個。這一數字的變化表明：日本列島正經歷著武力兼并、建立早期國家的進程。在這一過程中，各部落集團首領萌發了以自身為基軸的“權力中心論”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時至5世紀前后，大和（倭）朝廷努力建立中央極權制度，所依據的也是同一理念。在埼玉縣和熊本縣出土的大刀上有“大王”“治天下”等字樣的銘文就反映了這一情形。而高句麗也有類似的例子：高句麗在廣開土王（391—412年在位）時進入擴張領土的全盛時期。此后高句麗長壽王（413—491年在位）于414年在今吉林省集安為廣開土王建造了“好太王碑”。碑文稱高句麗王為“太王”“天帝之子”，還使用了諸如“恩澤洽于皇天，威武振被四海”“王恩普覆”“天下四方”等語句以彰顯高句麗自身的政治中心觀。

一些東北亞國家還發展出自己的“小帝國”觀念。新羅視日本和渤海為自己的“臣屬”國。雖然在這些國家之間并不存在實質意義上的君臣關系。日本則視高句麗、百濟、新羅為“外蕃”，中國為“遠蕃”。亞洲國家自身的“權力中心論”深刻地影響了它們的國際行為，特別是與唐王朝的關系。它實際上是“多極化”亞洲政治現狀存在的意識形態基礎。在國際事務中，它們不公開在言辭上挑戰唐王朝的霸主地位。但也不盲從唐廷，不會執行對自身利益有害的唐廷指令。它們在主動接觸唐廷時，主要是滿足自身國內政治或對外關系的需要，而不是單純地向唐廷“稱臣納貢”。這表明，一方面唐王朝力圖運用自身的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為“軟實力”去影響周邊國家的對唐政策。另一方面，周邊國家以借鑒中國某些政治觀念為手段，強化了自身固有的“權利中心論”，并以此來抗衡唐王朝的“中國中心論”。可見，四鄰國家與唐廷之間的文化交流或政治制度借鑒其實是一個充滿競爭的政治過程。

三、 評議：西方隋唐史與王貞平先生的貢獻

王貞平先生一口氣演講了近2小時，侃侃而談，誨人不倦。主持人張伯偉教授提到，在兩天前的“東亞漢籍研究的學術意義”國際工作坊上，王先生的發言，同樣也給當時的國內外學者留下深刻印象。早年張伯偉教授在撰寫《全唐五代詩格匯考》時，還通過程千帆先生收到過王利器先生一封論學信函，因此，王貞平先生與南京大學可謂有多層學緣。

此后，由評議人童嶺副教授作評議，童嶺提到：王先生是我的學術前輩，所以今天我的發言不該叫評議，應該是學習。我今天就從三個方面談談我的學習體會：第一是從西方唐史的脈絡上來看王先生的《多極亞洲中的唐代中國》，另外就是談談王先生今天反復提到的“中心”理念，可以分為“權力中心論”和傳統“中國中心論”，第三是談談王先生書里非常精彩的細節。

推源溯流的話，王先生是王利器先生的公子，對傳統的考據非常重視，雖然今天王先生在講座中沒有具體提到，但他所有的結論都建立在非常嚴密的考證基礎之上。另外王先生在普林斯頓師承北美的三大家，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劉子健（James T.C. Liu）和牟復禮（Frederick Mote），另外為王先生第一本書寫推薦的柯嘉健（Martin Collcutt）先生是哈佛大學研究日本五山禪宗的大家，我們也可以看到王先生書中對日本史料非常嫻熟的運用。西方關于唐史的研究比較重要的奠基人奠基作有：50年代杜希德《唐代官修史籍考》、蒲立本《安祿山叛亂背景》。Lewis《中國的世界性帝國》

進入新世紀后，如Skaff的Sui 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唐帝國和它的突厥蒙古系的鄰居》）和Lewis的Chinas Cosmopoliton Empire（《中國的世界性帝國》），這兩部書正好是在2012年出版，也是談唐王朝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另外Drompp的Tang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ighur Empire： A Documentary History是稍早一些的談論唐帝國與回鶻的著作。

第二是王先生這次談到的“多極”這個概念給我的啟發也非常多。剛才王先生談到了南詔，他的著作在這一章用了“Rearing a Tiger in the Backy_{ard： China and the Nanzhao Kingdom”這個標題，意為“在后院圈養了一只老虎”，王先生的書雖然是史學著作，但是僅僅看標題就非常漂亮。王先生剛也談了“軟實力”的概念，我覺得這恰恰和主持人張伯偉老師談我們今后中國學術的這句話非常匹合，也就是我們應該“自立于而不自外于、獨立于而不孤立于西方的學術研究”。王先生的理念既不孤立于小約瑟夫·奈的概念，但又自成體系，給我的啟發非常大。}

第三是王先生書中的細節考證。舉個例子，對于“大唐”這個概念，王先生對這個概念進行了精彩的分析，在中古時代，日本運用這個概念其實不是“中國中心”，而是“權力中心”，日本雖然也用漢字書寫“大唐”，但是在訓讀的時候用的卻是“もろこし”，這本是中國南方一個地區的稱謂，也就是說，日本通過對“大唐”的訓讀消解了“中國中心論”。這種對細節的解釋能力讓我想起了王利器先生的《鄭康成年譜》，實在是精彩。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新書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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