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御覽》卷九七二記載：“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貢獻，人皆不識。”有唐一代，疆域大幅擴展，中國地理范圍在隋朝統一的基礎上實現了更大的地域統一。唐朝前期，先后滅了東、西突厥，統治轄區擴大至漠北和西域的咸海至阿姆河以西地區。其中就包括了盛產葡萄及葡萄酒的西域地區，并且這一狀況維持了將近三百年。地域間交流暢通成為葡萄酒順利發展的前提。唐初時對釀酒行業寬松的政策以及持續性更是推動了包括釀制葡萄酒在內的唐代釀酒業的繁榮。

據《舊唐書·高昌傳》記載：

太宗乃命吏部尚書侯君集為交河道大總管，率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及突厥、契苾之眾，步騎數萬眾以擊之。

貞觀十四年（640），大將侯君集不戰而屈人之兵，將高昌國

（治所位于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納入唐的版圖，隨后設置了伊州（今哈密地區）、西州（今吐魯番一帶）和庭州（今烏魯木齊一帶）

三個正式行政區。不久，唐政府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魯番市西北）設置了安西都護府，統轄安西四鎮（龜茲、疏勒、于闐、碎葉），轄境相當于今新疆及中亞楚河流域。“唐王朝建立后，經過幾十年的穩定和拓展，發展成為亞洲東部一個空前強大的大帝國。滅亡西突厥汗國后，唐的勢力范圍向西擴展到兩河（錫爾河和阿姆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區，開始與于公元617年立國的大食帝國發生接觸。……不久，唐為保護歐亞絲道，大食為擴展領土，開始在中亞地區展開激烈的明爭暗斗。在較長的一段時期，唐一直處于優勢，牢牢控制著中亞地區”（劉玉峰《唐德宗評傳》，齊魯書社2002年版）。這是唐朝能夠大面積推廣葡萄種植以及葡萄酒引入和發展的前提條件。

高昌物產中早以葡萄聞名，因此可以想見其在葡萄酒釀造以及東傳的路上，這里也是繞不過的重鎮，在中西交流傳播史上也具有極為獨特的地位。在今新疆吐魯番市東南有一處阿斯塔那古墓，是古高昌國公共墓地的遺址所在，其中在出土的東晉時期（424—441）墓葬里發現有眾多的入殉葡萄果穗和枝條、葡萄種子、葡萄干等，在墓室內繪有庭院葡萄的壁畫。阿斯塔那382號古墓出土文獻中有任命管理澆葡萄地的官方文件《功營條任行水官文書》曰：“功曹書佐汜泰……今引水溉兩部葡萄。”反映了當時高昌地區早就已經成規模的種植葡萄，并且有完善的灌溉和保存葡萄方法。阿斯塔那320號墓出土《高昌張武順等葡萄畝數及租酒帳》殘件，保留65個寺院葡萄園畝數、儲酒、酒租等數字。高昌故城遺址中還發現有生產葡萄酒的作坊。“許多唐代遺址里時常發現一種陶制的大缸和大甕。它們質地堅實，火候較高，壁厚，有的高達1.5 米以上，分布范圍也限在庫車縣境內的龜茲古城里，一次就發現大缸18 個，出土時分3 排，每排6 個，排列有序。缸外均有10 厘米厚的膠泥保護著”（黃文弼《新疆考古的發現》，《考古》1959年第2期）。大量的文物和歷史文獻說明，早在1500年以前，這里的葡萄種植業和葡萄釀酒業就已經十分發達，規模相當可觀。漢代絲綢之路開辟后，此地出產的葡萄和葡萄酒也運往中原地區，是西域高昌與中原往來的重要見證。

直至唐朝初期，葡萄本身都十分缺少，遑論以壓榨葡萄取汁久釀才成的葡萄酒。《舊唐書》卷六一《陳叔達傳》記載：

（高祖）嘗賜食于御前，（陳叔達）得葡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干，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

國家初建，產自西域的葡萄多依賴絲綢之路的貿易而得，只有在皇帝宴請大臣的國宴上方有鮮葡萄的身影。陳叔達官職侍中，位同宰相，為患病母親求葡萄而不可得，當時葡萄之稀少珍貴可見一斑。無怪乎平定高昌后，特產葡萄和葡萄酒也吸引了大唐皇帝。在唐軍于640 年進入以后，天朝皇帝就要求吐魯番地區用葡萄和葡萄酒納貢。唐太宗還命人在皇宮園林種植葡萄，甚至親自參與釀酒也就不足為奇了。《太平御覽》卷八四四記載：

及破高昌，收馬乳葡萄實，于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損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益，既頒賜群臣，京中始識其味。

唐高祖李淵、唐太宗李世民都十分鐘愛葡萄酒，貴為一國之君的皇帝都是葡萄酒的忠實粉絲，可見葡萄酒之魅力。唐朝時期的葡萄酒已經有紅葡萄酒和白葡萄酒，酒精度數適中，口感美好，且有益健康，相比于當時唐朝生產的低酒精度的谷物發酵米酒和以藥酒為主的配制酒來說更受歡迎。唐太宗喜歡自己動手釀制葡萄酒，為了得到更優質口味的葡萄酒，“帝自損益造酒”，甚至親自改良技術，貌似成功，“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益”，酒色美好多樣，既有葡萄芳香，又兼美酒氣質。唐太宗很長時間里一直熱衷葡萄酒，且頗得其樂，曾在《置酒坐飛閣》中賦詩抒發這種美酒所帶來的愉悅歡暢：

高軒臨碧渚，飛檐迥架空。余花攢鏤檻，殘柳散雕櫳。岸菊初含蕊，園梨始帶紅。莫慮昆山暗，還共盡杯中。

正是在疆域開拓，政策寬松以及在最高統治階層的關注和參與下，來自原西域地區的馬乳等優良葡萄品種以及先進釀酒工藝引入到中原，推動了內地葡萄的廣泛種植和葡萄酒釀造工藝的升級改造。

最早種植葡萄的無疑是都城長安一帶，長安因此也是唐朝重要的葡萄種植基地。

《全唐詩》卷一一GA996張諤《延平門高齋亭子應岐王教》曰“昨夜蒲萄初上架，今朝楊柳半垂堤”，卷九六沈佺期《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曰“楊柳千條花欲綻，蒲萄百丈蔓初縈”，都描繪了春日里京城葡萄初上架以及蔓條初展的一派生機盎然的春日景象；卷一三三李頎《送康洽入京進樂府歌》詩曰“長安春物舊相宜，小苑蒲萄花滿枝”，更是將長安里的葡萄作為都城的代表風物來吟詠，很顯然文人們已將葡萄作為特殊情感的寄托，這一外來物種的異域風格已經褪去，融入了中原地區人民文化生活中。

長安臨近地區無疑深受其影響。詩人喬知之，唐朝同州馮翊

（今陜西大荔）人，在《倡女行》中描述“石榴酒，葡萄漿，蘭桂芳，茱萸香”，由此可以推測喬知之生活的同州馮翊縣也是葡萄酒產地之一。

都城長安釀酒好手云集，在最高統治者的推動下，官員也熟知葡萄釀酒之道。據柳宗元《龍城錄》記載：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醽淥、翠濤，常以大金罌內貯盛十年，飲不歇其味，即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有詩賜公，稱：醽淥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公此酒本學釀于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

唐太宗時名臣魏徴善竟也頗好此道，且“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變”，可見技藝之精，由此，都城之中葡萄酒風尚的普及和流行不難想象。

唐朝河東道一帶則是葡萄大面積種植的地區。河東道相當于今日山西省全境，此地自產自釀的葡萄酒業日漸有名，遠銷邊塞地區。《全唐詩》卷四二四白居易《司徒令公分守東洛移鎮北都》中有“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萄”的吟詠，且自注曰“葡萄酒出太原”。河東地區的乾和葡萄酒還逐漸形成了自身的品牌，躋身當時的國家名酒之列。《唐國史補》卷下評價：“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葡萄，嶺南之靈溪、博羅，宜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郎官清、阿婆清。”乾和葡萄酒因而成為太原府進貢的珍品。

王績（585—644），初唐詩人。字無功，自號東皋子，絳州龍門

（今山西河津）人。“高情勝氣，獨步當時”（辛元房《唐才子傳·王績》），時稱“斗酒學士”（《新唐書·王績傳》）。追慕魏晉陶淵明，后棄官歸隱東皋而終。《過酒家》五首之一云：“竹葉連糟翠，葡萄帶曲紅。相逢不令盡，別后為誰空。”王績一生大多時間生活在故鄉河東絳州龍門縣，可以推斷河東的絳州也出產優質葡萄酒。

唐朝東都洛陽也是葡萄酒的重要產地。洛陽葡萄酒的釀造歷史比較早，三國時魏文帝曹丕曾對葡萄和葡萄酒大加褒揚，推動了洛陽葡萄種植和葡萄酒業的發展。據段成式《酉陽雜俎》記載，南北朝時長安、洛陽、鄴城三地都普遍地栽種葡萄。延至唐代，洛陽種植的葡萄進一步擴大。

此外，唐代出名的葡萄酒產地還有江南道的金陵。《全唐詩》卷一八四李白《對酒》詩中吟詠：

葡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

他又在《金陵酒肆留別》一詩中寫道：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嘗。

這兩首詩描繪了金陵的葡萄酒和侍酒美女，道盡了江南的旖旎風情。山南道的郢州和荊州也生產葡萄和葡萄酒。劉復的《春游曲》描述了郢州葡萄酒：“細酌蒲桃酒，嬌歌玉樹花。”唐時吏部侍郎韓愈多次賦詩詠贊洛陽葡萄，《燕河南府秀才得生字》中云：“柿紅蒲萄紫，肴里相扶檠。芳茶出蜀門，好酒濃且清。”寓居荊州的他在《題張十一旅舍三詠》之《葡萄》篇中更是講授了使得葡萄高產的注意事項：“新莖未遍半猶枯，高架支離倒復扶。若欲滿盤堆馬乳，莫辭添竹引龍須。”可見其對葡萄的細致了解。李白《將游衡岳過漢江雙松亭留別族弟浮屠談皓》客居湖北時曰：“憶我初來時，蒲萄開景風。”

岑參《與獨孤漸道別長句兼呈嚴八侍御》在廣西曰：“桂林葡萄新吐蔓，武城刺蜜未可食。”華北地區也常見葡萄，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八記載：

貝丘之南有蒲萄谷，谷由葡萄，可就其所食之。天寶中，沙門曇霄因游諸岳，至此谷，得葡萄食之。

根據對相關史書和詩文的考證，我們大致可以了解當時中原地區葡萄種植和葡萄酒釀造的分布區域等情況。唐代內地葡萄種植和葡萄酒釀造的分布區域主要在隴右地區，長安地區，河東地區，洛陽地區，江南道，山南道等地。其中，以河東為最。唐十道中種葡萄的將近九道，甚至嶺南道都可見葡萄種植的記載。

詩人劉禹錫曾經聽聞河東道鄉人講述葡萄在此地的種植歷史后，有感而發，做《蒲桃歌》曰：

野田生葡萄，纏繞一枝高。移來碧墀下，張王日日高。分岐浩繁縟，修蔓蟠詰曲。揚翹向庭柯，意思如有屬。為之立長檠，布濩當軒綠。米液溉其根，理疏看滲漉。繁葩組綬結，懸實珠璣蹙。馬乳帶輕霜，龍鱗曜初旭。有客汾陰至，臨堂瞪雙目。自言我晉人，種此如種玉。釀之成美酒，令人飲不足。為君持一斗，往取涼州牧。

這是有名的詩人專門為葡萄做的一首有名的《蒲萄歌》，描繪了從種植葡萄到收獲葡萄的全過程，包括了修剪、搭葡萄架、施肥、灌溉以及獲得葡萄豐收的過程。劉禹錫作為政府的高官，能準確地掌握葡萄栽培技術，可見盛唐時期葡萄種植業的發達。正如著名漢學家薛愛華所觀察到的那樣，“直到唐朝統治的初年，由于唐朝勢力迅速擴張到了伊朗人和突厥人的地方，而葡萄以及葡萄酒也就在唐朝境內變得家喻戶曉了。唐朝本土出產的各種葡萄品種，在這些備受人們稱贊的葡萄園里得到了發展”（薛愛華《撒馬爾罕的金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從西域到中土，從皇宮到民間，葡萄這一來自異域的小小生靈在都城長安扎根后，開枝散葉，蔓延全國，逐漸形成葡萄種植以及葡萄酒釀造的新時代，而葡萄酒文化也從此融入了中國文化的歷史江流中。

唐朝詩歌在某程度上可以說是詩酒文化，其中葡萄酒也頗具代表性，最為人所熟知的莫過于王翰的《涼州詞》：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王翰，（687—726），字子羽，唐并州晉陽（今山西太原市）人。才知超群，不拘禮節。王翰時任駕部員外郎遠赴西北前線，出生于河東一帶的他對葡萄酒想來不陌生，而掌管駕部職務負責戰區軍需糧草的他更是見多了邊塞男兒慷慨激昂，色澤殷紅的葡萄美酒斟滿在夜光酒杯之中，酒色如血，大漠悲歌，戍邊將士豪情悲壯，“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或許是對此最好的注解。

涼州，現今的甘肅武威一帶，唐朝之前即以葡萄種植和釀造聞名，也充滿了來自中原的文化風格，一如漢學家薛愛華所說，“我們知道，涼州就如同舊金山的唐人街一樣，這是一座唐朝的胡城，葡萄酒在當時的確被認為是一種能夠喚起迷人的聯想的，精純稀有的飲料。但是甚至在駝路更西的敦煌，葡萄酒也是重要慶典上的一種珍貴的附加飲料，這就正如香檳在我們的宴會上一樣”（《撒馬爾罕的金桃》）。

值得說明的是，唐朝開通西域，葡萄酒應該最早出現在邊塞一帶，軍中帳下行功論賞，將領士卒開懷痛飲，首選味美多產的葡萄酒，因此軍旅題材中屢屢出現便不足為奇了。高適曾在涼州參軍，記載：“軍中無事，君子飲食宴樂……觴葡萄以遞歡。”《全唐詩》卷一三二李頎《塞下曲》曰：“黃云雁門郡，日暮風沙里。……帳下飲葡萄，平生存心是。”《全唐詩》卷八二七貫休《塞上曲二首》則更生動的描述邊塞情景：“葡萄酒白雕蠟紅，苜蓿根甜沙鼠出。”詩人李頎，《唐才子傳》稱其“性疏簡，厭薄世務”，其有名的《古從軍行》中寫道：

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

這首《古從軍行》寫了邊塞軍旅生活的矛盾復雜感情，雖借用漢武帝引進葡萄的典故諷刺時事，卻依然反映出唐時葡萄在民間的流行與普及。而且，邊疆軍旅所飲酒不但有酒色如血的紅葡萄酒，更有色白兼黃的白葡萄酒，不僅有來自西域的優質葡萄酒，更得內地所產的本土葡萄酒。法國漢學研究學者童丕（Eric Trombert）也曾指出：“

（盛唐時期）粟特人通常所帶的商品是馬、皮毛和其他易于攜帶的貴重物品，而不是葡萄酒。這個時代確實不再需要從如此遙遠的地方運酒來：涼州已能生產上乘的葡萄酒。”（童丕《中國北方的粟特遺存——山西的葡萄種植業，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中華書局2005版）

前文提及的“斗酒學士”王績《過酒家》五首之二、三云：

對酒但知飲，逢人莫強牽。倚壚便得睡，橫甕足堪眠。

有客須教飲，無錢可別沽。來時長道貰，慚愧酒家胡。

嗜酒如命的斗酒學士看來經常光顧胡姬當壚的葡萄酒酒家，可詩人經濟拮據難免賒賬，日積月累力所難及，債臺高筑的他卻又抵擋不住葡萄美酒的誘惑，再“高情圣氣”也難免愧對酒家胡女了。

葡萄酒的另一忠實粉絲當屬唐朝第一浪漫詩人李白，“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街上酒家眠”，這是杜甫有名的《飲中八仙歌》之描繪李白的詩句。李白詩作很多都是以酒為題材，葡萄酒更是李大詩人的心頭之愛，吟詩作對時不忘“蒲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高唱《襄陽歌》時更是迷戀葡萄酒，恨不得人生百年，天天都沉醉在葡萄酒里。“鸕鶿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江鴨頭綠，恰以蒲萄初酦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曲便筑糟丘臺”，將黃鶴樓前的滔滔江水，比作新釀的葡萄酒，恨不得就醉死在葡萄酒的世界里。

李白為世人留下了太多的酣暢詩篇，其中婉約婀娜的《清平調》三首更是古往今來應制詩歌里面的難得佳作，唐李濬《松窗雜錄》記載：

（開元中，玄宗、楊貴妃于沉香亭賞牡丹）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為？”遂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承詔旨，猶苦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云想衣裳花想容……”太真妃持頗梨七寶杯，酌西涼州葡萄酒，笑頷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抑亦一時之極致耳。

當時正在“長安市上酒家眠”的李白酒醉未醒，信手而得：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紅艷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清平調》三首可謂飽蘸詩人玲瓏才情的肆意釋放，堪稱張揚太真之美的神來之作，無怪乎楊貴妃“笑頷意甚厚”，一定要賞賜最好的美酒于詩人，于是特“持頗梨

（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葡萄酒”為李白酌飲。

綜上所述，唐朝以前中原地區的葡萄酒主要依賴于絲綢之路的往來輸入貿易，且葡萄酒消費僅是王室貴族專享的奢侈品。唐朝以后，隨著疆域擴大，使得源自西域的葡萄酒開始大規模的輸入內地，同時隨著多民族的深入往來，熟悉葡萄酒釀造技藝的胡人胡肆入住內地。當時長安西市及城東曲江一代有許多胡人開的酒肆，多以葡萄酒聞名。不難想象，唐朝經常歌詠葡萄酒的詩人們如王績、王翰、李白、白居易等是出入胡姬酒家的常客。滿腹文章的文人騷客們，蒲飲陶陶然也！這是在葡萄酒的微醺下，詩人們詩興大發，情性盡情舒展，開啟了唐代令人不能不為之陶醉的“詩酒文化”。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