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九年三月三，蘭亭禊事千年傳。

一場蘭亭修禊，累世所慕者，有“遒媚勁健，絕代更無”（趙構《翰墨志》評語）之墨寶，有“群賢畢至，少長咸集”之盛舉，有曲水流觴、一觴一詠之雅興。通過這場禊事與文事，又讓后人領略到江左禊風之濃郁、會稽山水之秀麗、兩晉玄言之高妙、少長文士之歡娛。在這場集體的狂歡當中，秀麗的山水與豐富有趣的節俗項目讓這些高士名流“足以暢敘幽情”，而有人卻在集體狂歡之中選擇了冷峻與孤獨，縱使春光那么明媚，任憑歲月如何流逝，江南的柔風依舊撫不平中原故土淪喪之痛。如此“不合時宜”者是誰呢？魏滂是也。

魏滂其人，名不列正史，事不載雜傳，依馮惟訥所輯《古詩紀》、萬歷年間所修《紹興府志》等文獻，其錄《蘭亭集詩》時在魏滂前標曰“郡功曹”。關于這個官職，據《晉書·職官志》記載系郡守之佐吏，由此可見魏滂是以地方官員的身份出席這場盛會。那么，他又是如何表達深沉與孤獨之情的呢？且看詩云：

三春陶和氣，萬物齊一歡。明后欣時豐，駕言映清瀾。亹亹德音暢，蕭蕭遺世難。望巖愧脫屣，臨川謝揭竿。

前兩句凝練地概括萬物欣欣向榮之春景。而理解這首詩的難點在接下來兩句，尤其是“明后”“駕言”的指稱。關于“明后”，清人宋長白《柳亭詩話》即曰：“惟功曹魏滂所云‘明后欣時豐，駕言映清瀾’，不知群賢少長中‘明后’屬何他？”其實明人顧炎武對此已有一定考究，《日知錄》卷二十四“主”條下云：“漢時郡守之于吏民，亦有君臣之分，故有稱府主為‘后’者。”并引魏滂詩中這兩句為例證之一。顧氏所言不差，到了晉代此尊稱依然適用。那么魏滂的府主又是誰呢？根據正史記載稍加考證，便知其為王羲之。《晉書·王羲之列傳》載云：“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又《職官志》言：“諸王國以內史掌太守之任，又置主簿、主記室……功曹史、功曹書佐、循行小吏、五官掾等職。”可見王羲之作為會稽內史實際上掌郡守之任。另外，《王羲之列傳》亦明確記載，因與王述在政壇交惡，王羲之于永和十一年三月初九在父母墓前立誓辭官。這就暗示出永和九年上巳日組織蘭亭集會時，王羲之在任會稽郡守。基于此，按照常理，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斷定魏滂作為佐吏跟隨上司王羲之參加了這場蘭亭集會。搞清楚了“明后”，那么“駕言”所指為何呢？其實，“駕言”為《詩經》以來的一個習語，“言”為語助詞。《詩經·邶風·泉水》言“駕言出游，以寫我憂”，《鄘風·竹竿》篇尾亦有此句；魏晉文人亦有“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阮籍《詠懷其九》）、“駕言游東邑，東邑紛禳禳”（張華《感婚詩》）、“世與我相違，復駕言兮焉求”（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等，后世詩文中更是不勝枚舉。錢鐘書為《泉水》作注有云：“操舟曰‘駕’，蘇軾《前赤壁賦》‘駕一葉之扁舟’，即此駕；御車亦曰‘駕’，蘇軾《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游……駕言寫我憂’，乃此駕，云云。”（《管錐編·毛詩正義》）“操舟曰‘駕’”之說，誠為灼見。受此啟發，將魏滂詩中的“駕”亦理解為泛舟，“駕言映清瀾”一句就其意自明，也更加契合當時場景以及符合生活常識。如此贅述，概而言之這兩句詩實際上在贊美王羲之的同時描繪了一個泛舟的場景。

與其他人所作的《蘭亭詩》于景物或場景描寫之后談玄析理或者表達歡暢之情不同，魏詩從“蕭蕭遺世難”始，在下半部分明顯表達出了與眾不同的深沉與悲痛。面對佳期美景，詩人想到的卻是故土淪喪后偏安江左的艱難，一想到這些就慚愧得不忍心脫鞋登山，也謝絕臨川垂竿，為我們展現了一個群體狂歡下的孤寂者形象。

其實這份悲痛本應該超越個體而彰顯宏大，但更令人沉思的是，它偏偏要以個體的形式在如此場合“不合時宜”地予以表達，孤獨的魏滂壓根找不到知音。周國平曾言：“孤獨者必不合時宜。”（《論孤獨》）魏滂的“不合時宜”不僅體現在蘭亭聚會，與時下世風也是格格不入。比如他那尊敬的上司王羲之，“初度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晉書·王羲之列傳》）；再如時任瑯琊王的司馬睿過江之后，吳地望族與士庶無歸附之心，司馬睿聽從王導之計于上巳之日上演了一出精彩的“政治秀”，“會三月上巳，帝親現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結果吳地皆附（參《晉書·王導列傳》）。當整個社會自上而下都在積極融入江左之時，魏滂卻在獨自哀傷，這樣的孤獨既難能可貴，卻又無可奈何。

真可謂，過江名士多如鯽，哀故遺民唯魏郎。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