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看一篇文章。文學史上駢文（或稱“駢儷文”）寫得好，一般公認的有南北朝的“徐（陵）、庾（信）”。下面是庾信（513—581）一篇被視為典范的短篇駢文——《謝滕王賚馬啟》。庾信本來出仕南朝的梁，梁末喪亂，奔江陵（今湖北荊州市）；后來梁元帝蕭繹即位（552），派遣他出使西魏，遂留在長安（今陜西西安市）；北周篡魏，繼續被羈留。北周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都好文學，他特蒙恩禮，實際是系囚身份。他本來以文風綺艷著稱，經過世事變遷，人生坎坷，格調陡變。杜甫詩所謂“庾信文章老更成”（《戲為六絕句》之一），寫出了《小園賦》《枯樹賦》等感時傷事、悲歌慷慨的名作。這篇《謝滕王賚馬啟》是他晚年在北周作的應酬文字。滕王指宇文逌（？—580），是北周實際奠基者宇文泰（追尊為“周文帝”）第十三子、周明帝的弟弟。這個人好經史，善屬文，也是詩人；初封騰國公，后來進爵為王，算是庾信的朋友。庾信在北周多靠他的蔭庇。庾信原有集二十卷（久佚，今傳《庾開府集》是明、清人相繼輯錄的），序言就是他作的。當時庾信生活困頓，衣食所需多得到他的資助。每得到接濟，庾信總是寫信表示千恩萬謝。這是庾信收到他送一匹馬寫的答謝書啟。文章很短，只有五十八個字。下面是全文，隨文括注加以解釋：

某啟（原來應當有自己的官職、名字，編文集時省略了）：

奉教，垂賚烏騮馬一匹（開頭的套話，點題。“教”是文體名，諸王給下屬的文字稱“教”。“賚”，賞賜；以上賞下，故曰“垂賚”）。

柳谷未開（《捜神記》卷七：“張掖[今甘肅張掖市]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于建安[196—220]，形成于黃初[220—226]，文備于太和[227—233]。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麟鹿、鳳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翻逢紫燕（《西京雜記》卷二：“（漢）文帝自代[古郡名，今山西陽高縣至河北蔚縣一帶]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紫燕騮……”用前一個典故，有祝賀王朝興盛的意思；用后一個典故，把滕王抬到漢文帝的地位）；陵源猶遠，忽見桃花（這里上句是用陶潛《桃花源記》，武陵人捕魚為業、忽逢桃花林云云。下句的“桃花”又是雙關語：《爾雅》里有“黃白雜毛”，郭璞注謂“今之桃花馬”。這兩句是對馬的描寫）。流電爭光，浮云連影（這里繼續用《西京雜記》，漢文帝九匹良馬，第一、二兩匹分別名“浮云”“赤電”。這又是雙關語：用以比擬送的這匹馬如漢文帝的良馬，同時又是描寫馬奮迅奔騰的動態）。張敞畫眉之暇，直走章臺（這里用漢代張敞典，據《漢書》卷七十六本傳，他任京兆尹，“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章臺街是長安一條街道，從上面的記述看，顯然是官員不應去的混雜地方，后來詩文多用來指風塵女子聚居之地。不過這個典故用在這里只是表明這匹馬可供自己上朝騎乘）；王濟飲酒之歡，長驅金埒（《世說新語》卷下之下：“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埒’。”“埒”，本義是矮墻，用錢編起來，故稱“金埒”。這句是說自己會像王濟那樣，對這匹馬會十分珍惜的保養）。

謹啟（書信結尾套語）。

這是一篇“應用文”，是六朝駢文中具有典型意義的文字，被選入一些著名選本，例如清許梿評選、黎經誥箋注的《六朝文絜》。這種私人間的通信，當初寫作就是要給人看的，有炫耀才華的用意，所以寫起來很用功夫。這個短篇用了六個典故，精心結撰，把感激的意思表達出來，寫作技巧不可謂不高超。但是如果講思想內容，就很難說有什么價值了。

以這篇典型的駢文為例，可以知道寫這種文章的基本規則：

一、 講究對偶，一般通篇都是對句。“駢”的本義是兩馬并駕，“儷”的本義是配偶。二者合起來，引申義是成雙成對。這是“駢文”“駢儷文”名稱的由來，也表明這種文體行文的基本要求。

二、 講究聲韻，即用語的節奏和平仄。漢語文誦讀時一般是兩個字一個節奏。這種節奏相當于拼音文字的“音步”。魏晉以后，漢語里雙音詞大量增加，正適用于這樣的節奏。兩個和三個音節構成的四字和六字對偶句結構整齊，長短適宜，語感流利朗暢，成為駢文的基本句式。又漢語語音有四聲、平仄，對句上下句的聲調要相互搭配（一般是平仄相對，具體情形復雜），造成音調高低變化、和諧悅耳的效果，也就是沈約（441—513）所說的“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后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

三、 多用典故，即忌直說。典故實際成為一種廣義的比喻，即借用前代典籍里的“事典”或“語典”來表達意思，以求達到強化或夸飾、或隱諱等等表現效果。中國文化歷史悠久，積累的典故特別多。由于資源豐富，用典可以隨手擒來，但是可用的典故太多，有許多生詞僻典，用起來又有相當的難度。特別是用典又有很多講究：不論是事典還是語典，上下對句里用典要照顧到相互搭配，典故的類型、出處等也要相照應。比如事典，最好用同一朝代的人或事，甚或是出在同一部典籍的；語典則要用詞性、詞義同一類型的詞，或同樣用雙聲詞、疊韻詞或同類的象形字、形聲字等等，還有“生事必對熟事，熟事必對生事”之類講究。總之，方法變化多端，求以貼切、新巧取勝。

四、 講究辭藻。即多用富修飾性的新穎、華麗的字面。

按照這樣的規則寫出來的文字，就成為精心修飾、規律精嚴的美文。但表達上如此嚴格、繁瑣的要求，給寫作造成嚴重束縛，寫起來不易，讀起來很難，也限制了它的流通，只能應用、流通在上層社會、文人圈子里。

后來唐代“古文”家們解散駢偶，提倡寫作散體單行的“古文”，“革正”文體、文風和文學語言，“革正”的對象就是駢文。“古文運動”領袖之一的柳宗元寫《乞巧文》，批評當時流行的駢文是“駢四儷六，錦心繡口”，上句指責這種文章多用四字、六字組成的對句，下句批評行文講究雕繡藻繪，缺乏實際內容。又晚唐李商隱年輕時候得到擅寫駢體的名家令狐楚的傳授，自編駢體章表奏記為《樊南甲集》，又稱《樊南四六》。駢文遂又得“四六文”稱呼。不過后世所謂“四六文”有廣義和狹義之分。按廣義說，駢文就是四六文；按狹義說，四六文是駢文一體，是把駢文的句式、對偶、聲律進一步規范，嚴格基本以四字、六字對句結構的文章。

如果追尋駢文的源流，所謂“駢詞儷句”，本來“古已有之”。馬敘倫曾指出：

秦漢以上，文無駢、散。《書》之二《典》，《易》之十《傳》，佶屈聱牙之中，有妃黃儷白之句。惟《春秋》及《周髀》《算經》之類，無偶詞者，勢使然也。左氏內、外《傳》，即駢散兼布矣。廣搜周、秦諸子及兩漢詞賦，蓋莫不然。（《讀書小記》）

這種“駢散兼布”的例子不勝枚舉。從發展趨勢看，戰國時期的諸子著述，秦漢時期的政論、章奏，對偶句逐漸增多。而且如李斯《諫逐客書》、賈誼《過秦論》等名作里面，這類句子又多是耐人誦讀的精彩部分。到西晉，陸機作《演連珠五十首》，每首都由四六駢句構成，可視為格律精嚴的駢文的濫觴。《晉書》是唐初太宗李世民命大臣房玄齡等人領銜編纂的，其中魏宣帝（司馬懿）、魏武帝（司馬炎）、陸機、王羲之四篇傳記的論贊名義上由唐太宗執筆，所以全書題為“御撰”。其中《陸機傳》的論贊對陸機評價，說他“文藻宏麗”“高詞迥映”，“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就是稱贊他文字富艷華美。南北朝時期著名文人如顏延年、鮑照、沈約、徐陵、庾信、江總等人都是寫作駢文的大家。他們技巧嫻熟，表達精美，文壇群起響應，遂造成駢文大盛、統治文壇的局面。延宕到唐初，所謂“四杰”“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也都擅長寫駢文。有人評價說王勃的駢文在寫作技巧上達到了頂峰。延宕到中唐，“古文運動”興起，才扭轉遏制了駢文統治文壇的局面。但是散體“古文”興盛，并不能完全取代駢文。如上所述，晚唐李商隱就是寫作“四六文”的名家。宋代駢文又稱“時文”，仍然相當流行，特別是朝廷詔誥制令等官文書大體用駢文。包括從事所謂“詩文革新”的代表人物歐陽修、“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父子，王安石等人，“時文”寫作都成績斐然。唐、宋以降，歷朝都有人寫駢文，也不乏相當精致的篇章。

從晉、宋到隋、唐，在一定意義上說，駢文盛行歷史上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應當肯定，幾百年間的駢文寫作是取得一定藝術成就的。一方面歷代駢文創作確實留下不少優秀篇章，另一方面又確實豐富、積累了一些修辭方法和藝術手法。但是這幾百年間的駢文總體上體現一種消極、墮落的寫作傾向也是不可否認的。而這種局面，有多方面因緣湊合而成：前面說的漢語文自身的句法、詞匯、語音結構規律是先決條件；另一個決定性因素是當時是士族社會，文人們寫作“幫忙”“幫閑”文章，駢文正適應表達的需求；再有中國文學發展的內在規律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先說這后一方面。

從“文學的自覺”到“文筆論”

本專欄曾引述過日本著名中國學家吉川幸次郎提出的“重視非虛構素材和特別重視語言表現技巧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的兩大特長”（《中國文學論》）的判斷。這是針對傳統文人創作樣式詩文說的。他指出的兩點，“非虛構”和“重視語言”，可說是對于中國詩文創作特征的精粹概括。也正是這兩點制約著文章寫作，對于駢文文體的形成、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一般認為魯迅所說的“文學的自覺”出現在魏晉時期。其重要標志是荀勖（？—289）撰《中經新簿》、李充撰《晉元帝四部書目》，從而“四部分，文集立”。就是說，把“文”從儒家經典、歷史著作、學術著作區分、獨立開來。但是當時的“集部”之“文”并不是作家莫言所說的“講故事”的文學創作，而是單篇詩、文的結集。“文”則大體是“應用文”。東晉虞摯編《文章流別集》三十卷，《晉書》本傳上說他把文章“類聚區分”并系之以論，其書久佚。從嚴可均《全晉文》所輯佚文看，他編的這部書收集和討論的除了詩、頌韻文外，屬于“文”的有箴、銘、哀辭、誄、碑、圖讖等，都是“實用”文章。這樣，所謂“文學的自覺”顯然有很大局限，突出表現是創作基本限制在“實用”文體的范疇。西晉陸機（261—303）作《文賦》，是早期專門論“文”的重要文獻，其中列舉“文”的體裁說：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

這里是十種文體，除了詩、賦，另外八者都是“應用文”。其中提出的基本要求是“辭達而理舉”，重視的是“辭”即語言修飾和“理”即說理清楚。再后來，到梁蕭統（501—531）編《文選》，進一步區別“文”與“非文”。在《序言》里，他把“立意為宗，不能以文為本”的諸子之文、記載“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辯士之端”的史傳之文排斥在“文”之外，主張只有“綜輯辭采”“錯比文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的文字才稱得上“文”。這在強調語言辭藻方面顯然比陸機更進了一步，其中的“文體”觀念仍然是延續前代，只是更擴展一些種類而已。《文選》三十五卷，詩和賦九卷之外，其他二十六卷按文體分別是：“詔”“冊”（1，這里數字是在全書里所占卷數，下同）、“令”“教”“文”（1）“表”（2）“上書”“啟”（1）“彈事”“箋”“奏記”（1）“書”（3）“檄”（1）“對問”“設論”“辭”（0.5）“序”（1.5）“頌”“贊”（1）“符命”（1）“史論”“史述贊”（1）“論”（4.5）“連珠”（0.5）“箴”“銘”（0.5）“誄”（1）“哀”（1）“碑文”（1.5）“墓志”（1）“行狀”“吊文”“祭文”（1）等三十二類。這三十二類都是如上所說的“非虛構”（即不是作家的主觀創作）的“應用”文體。

《文心雕龍·總術》篇上又說，“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這就是所謂“文筆論”，是當時流行的寫作觀念：即從聲律的“有韻”“無韻”來區分“文”與“筆”。這對“文”的范疇又進一步加以限制：所謂“有韻”的“文”，除了詩和賦，就是駢文。如此區分“有韻”“無韻”，也就認定駢文是“文”的正宗，把非駢文的散體文章排斥在“文”之外。近人劉師培（1884—1919）所著《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里的《文學辨體》一章，列舉晉、宋以來劃分“文”“筆”的種種議論，指出：

偶語韻詞謂之文，凡非偶語韻詞概謂之筆。蓋文以韻詞為主，無韻而偶，亦得稱文。《金樓》所詮，至為昭晰。

這樣注重“對偶”在“文”里的作用，也是根據駢文考慮的。又他所謂“《金樓》所詮”，是指梁元帝蕭繹（508—555）《金樓子·立言》里的一段話：

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圣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于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

這段話里所論之“文”，注重“吟詠風謠，流連哀思”，顯然更注重詩、賦。這和劉勰的意思不完全相同。其中“吟詠風謠”可說大體等同“有韻”，“流連哀思”則關系內容了。應當說蕭繹對“文”的看法更全面一些：兼顧“有韻”的詩、賦和文章，又顧及到作品的內容，特別是注重文學作品富于“情感”的特征。但是，這種觀點還是沒有觸及文學創作的根本特征——主觀虛構。

文學創作取材方式各種各樣。魯迅說他寫的人物是根據現實人物“雜湊”起來的。即使如此，他小說里的人物仍是虛構的。應當注意，文學創作中“想象”與“虛構”是兩碼事。陸機《文賦》里說“佇中區以玄覽”“渺眾慮而為言”，劉勰《文心雕龍》里講“神思”，都是講思維活動中的想象，而不是藝術“虛構”。中國文學傳統的“非虛構”、主“應用”的根本特征局限了文章寫作，造成一種趨勢就是士族文人們把精力集中到語言表達技巧，在對偶、聲韻、用典、辭藻等方面精益求精，爭奇斗勝。正體現這樣的趨勢，駢文形成和興盛起來。

阮元（1754—1849）是清廷大員，擔任過兩廣、云貴總督，注重教育，愛才好士，重視學術，著述宏富，經史、文學均有所成就。他曾被學界尊為泰斗，領袖一時壇坫。文學研究上提出所謂“新文筆論”，為隋、唐以來備受詬病的駢文翻案，他說：

自齊、梁以后，溺于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后》，《揅經室三集》卷二）

他主張以“有韻”“無韻”作為劃分“文”與“非文”標志的“文筆論”得“文統”之正，是看到了駢文乃是體現中國文學發展獨特規律的成果。而從劃分“四部”到區分“文”“筆”，這一演變、發展過程，正體現文章寫作“駢儷化”普及和深入的實際狀況，又是吉川指出的中國文學傳統上“非虛構”性質和“特別重視語言表現技巧”的集中表現。因此可以說駢文的形成和興盛也是中國文學發展的內在規律決定的。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