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詩人情懷：

憂生與憂世

在《人間詞話》中，王國維以“憂生”與“憂世”來概括兩種詩情：“‘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詩人之憂生也，‘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似之。‘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詩人之憂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系在誰家樹’似之。”“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是詩人在為民生而擔憂，“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與之相似。“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是詩人在為世事而擔憂，“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系在誰家樹”與之相似。

憂生與憂世是詞的本質

王國維所引的“我瞻”二句出自《詩經·小雅·節南山》的“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意思是說，馬兒因為很久沒被趕駕而呈肥碩之態，實際上是在比喻賢才久遭冷落。晏殊的“昨夜”三句，表面是寫秋風吹落葉，以致視野陡然開闊，實則在表達壓抑許久的有才之士渴望成就事業。王國維說，這一詩一詞表達的同樣是詩人對個體生命的憂慮。不過，這種人才被冷落，在古代是很常見的現象，所以詩人既是在感慨自己的人生坎坷，也是對一個時代、一個群體的憂慮，所以“憂生”之中也包含著“憂世”之意。

陶淵明的“終日”兩句和馮延巳的“百草”兩句，都表達了一種關注世道時運的情懷，所以王國維用“憂世”來概括其意。然而，這般憂世之意也是從詩人的個人角度發出的，因此憂世中也包含著憂生。王國維將憂生、憂世分別論述，只是為表述的方便而已，其實兩者之間是密不可分的。無論是憂生，還是憂世，“憂”才是真正的核心。詩歌中的憂生、憂世固然很多，而就詞體而言，憂生、憂世才是更為本質的。

古代士人有一種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就是極富憂患意識。有學者認為，不同于“唐人融合南北胡漢諸審美要素的波濤起伏，洶涌澎湃，汪洋恣肆”，“宋代承唐之后，如大江之水，潴而為湖，由動而變為靜，由渾灝而變為澄清，由驚濤洶涌而變為清波容與”，“其時之人心，靜弱而不雄強，向內收斂而不向外擴展，喜深微而不喜廣闊”。靜弱內斂的性格很容易滋生感傷，日月更替春去冬來的自然變化，人事的新舊遞嬗，都能觸動那難以名狀的悵惘與哀嘆。正如《文心雕龍·物色》所言，“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文學家很容易將自然變化與人事變遷相聯系，“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士人的人生哲學便成了政治結構系統之中的一部分，“自我”被社會倫理道德規范牢牢地束縛著。匡扶社稷、顯達榮親是士人們共同的人生理想，但是，除了家國大義、責任和義務，他們就沒有屬于自己的欲望與要求嗎？當然不是，文學創作便是他們自我表達的方式。宋詞中就有不少這樣的作品，充滿了對自身境遇、生命終極意義的深沉思考。從風格婉約的晏殊、晏幾道、歐陽修、秦觀等人，到詞風豪放的蘇軾、辛棄疾……都發出過人生無常、世事難料之嘆。

“憂”與“擔荷人類罪惡之意”

此外，王國維還說：“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后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

“憂生”在王國維這里雖然有了新的含義，但“憂生”畢竟仍是一個傳統的審美主題，“憂生”與“憂世”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是協調一致，甚至是共生共存的。“憂生”要上升到“憂世”，其存在的意義才是充分而完整的。“憂生”與“憂世”在王國維的解讀中，還與“釋伽、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在研究西方哲學時，王國維對于生命展開了求證與體察，他從“勢力之欲”作為切入點，來描述人的精神活動：“人之有生，以欲望生也”，人受動并且受制于“生活之欲”，“然欲望之能達者一，而不能達者什佰，故人生之苦痛亦多矣。若胸中偶然無一欲望，則又有空虛之感乘之。此空虛之感，尤人生所難堪”。

這樣的觀點，是王國維從叔本華哲學中吸收過來的。王國維敢于直面人的“本質”，有足夠的勇氣在此之上展開一切形而上的探討，而不再像傳統腐儒那樣去掩蓋真相，甚至顛倒其關系。基于“生活之欲”，但更偏重于精神方面的生命動力就是“勢力之欲”，簡單來講就是人爭勝、進取的沖動與愿望。

若夫最高尚之嗜好，如文學、美術，亦不外勢力之欲之發表……真正之大詩人，則又以人類之感情為其一己之感情。彼其勢力充實，不可以已，遂不以發表自己之感情為滿足，更進而欲發表人類全體之感情。彼之著作，實為人類全體之喉舌，而讀者于此得聞其悲歡啼笑之聲，遂覺自己之勢力亦為之發揚而不能自已。故自文學言之，創作與賞鑒之二方面亦皆以此勢力之欲為之根柢也，文學既然，他美術何獨不然？豈獨美術而已，哲學與科學亦然。

傳統詩詞中，在以“憂”為主題的表達背后，通常是對自我的質疑，于是產生了無可奈何的感觸。所謂“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也就伴隨著這樣的感觸，在“憂生”與“憂世”的互動中彰顯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