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曾為五經之首,長期以來詩云就是王道精神的體現。新近幾十年來,我們從文體學角度將其定位為第一部詩歌總集,是我國詩歌的源頭。我國文學以詩文為本位,《詩經》的地位當然就很重要了。一般將《詩經》的成書說成是搜集,有獻詩、陳詩、采詩說。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結論,《詩經》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五百多年間的作品。但是,這樣的表述不太準確。
禮樂是古代圣賢治理國家最理想的方式,目的是長治久安,禮為天地之序,作樂以應天,作禮以配地?!对娊洝肥嵌Y樂作品,就是按照這樣的目的制作的。但“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因此禮樂有一個動態調整的機制,所以《詩經》有不同的版本。后人發現的逸詩是《詩經》之外的無算樂,而不是《詩經》的逸失。
根據《尚書》,堯舜禪讓時候用的樂是《卿云歌》,詩的名稱出自舜,是三大禮之一,而禮樂代表國家意志,因此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詩的概念產生后,歌就作為個人或民間表達的藝術形式了。春秋時候孔子還強調,只有天下無道,禮樂征伐才自諸侯出。這實際上劃分了當代流傳的《詩經》一個邊界,即一部分是天子禮樂,還有一部分是諸侯自己制作的禮樂。這是就出處說,后人又以諷勸分出正變二體。諸侯禮樂主要是出現在公元前770年,禮崩樂壞平王東遷以后。因此諸侯禮樂有朝廷賞賜和諸侯自作兩種。這就是為什么當時的諸侯成百上千,但只有十五國風的原因。春秋時期,以孔子為代表的私家講學,改變了學在官府的體制,詩歌逐步成為大眾文化。所以,《詩經》沒有民歌。禮樂是神圣的,除了天子諸侯禮樂以外,文獻中可查的只有魏絳等極少數獲得禮樂賞賜的例子。
古人認為,《詩經》承載了三皇五帝的王道,現在看來其中確實有寫到三皇五帝的功德,但沒有整篇的?!对娊洝分凶钤绲氖巧添?,是周太師從孔子的先祖正考父那里拿到,但是存在著爭議。有的認為是殷商時代的作品,有的認為是西周初期宋國的作品。原因是《詩經》作為周代的禮樂不可能去祭祀殷商的祖先。我認為,這只是推測,不符合證據學的原理,屬于無效議論。第一,殷周同祭,他們有共同的文化和血緣關系;第二,“周初幾乎全盤繼承了殷人祭祖禮儀的名稱”(
劉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禮》,《考古學報》1989年第4期)。包括做法。第三,根據《國語》正考父給周太師的是十二篇,大部分被刪除了,而諸侯當時是不允許制作禮樂的,那就只有一個理由,就是商頌就是殷商時代的禮樂。那么《詩經》實際的寫作時間是商周時期一千多年的時間,而不是西周到春秋中期。
《詩經》的來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周代以前的作品,整篇的除了商頌以外,還有周代建國前的作品,如《豳風》。另外,還有周代建國前、建國后直接創作的作品。有名姓可考的主要有周公、尹吉甫、許穆夫人、莊姜等。其中尹吉甫和周公最多。獻詩采詩陳詩已經是常識,但是作詩講的少,所以重點說說創作。按《尚書·周書·金滕》說: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后,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鸮》。王亦未敢誚公。(
孔安國傳,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尚書·周書·微子之命》說: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孔安國傳,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根據《左傳》《呂氏春秋》,周公六年洛邑告成,這是周代《詩經》的第一個本子。其中大武樂組詩就出自周公之手,并且根據需要在翦商大武樂的基礎上進行了必要的改編。按《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說: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泄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刑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渌恼略唬骸值荇]于墻,外御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勛親親,昵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奸也大者也。棄德崇奸,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勛,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于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奸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御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奸,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
杜預注,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事情發生在公元前636年,邵穆公組織宗族作詩,詩見《小雅》中的《鹿鳴之什·棠棣》。既然新作的詩也叫詩,說明并沒有和《詩》曰的禮樂詩區分。將詩的章節用章來表示,已經失去了章為十首音樂作品的本義,那么《詩經》編訂時用之什來區分,原因就在這里。就作者情況看,凡是諸侯或者宗族寫作的詩歌都進入了雅詩,而所謂某地人作詩,收入《詩經》中都是入風詩,所以風雅的區分不僅在于薦獻物品的貴賤,也不僅與天子的賞賜或鄭玄說的所謂演奏地點(鄉樂)有關,或者適用,還與作者的身份有密切的關系。
由上述可以看出,《詩經》的作者有集體創作,也有個人創作,但是,并不是創作以后就可以成為禮樂,而是要經過必要的程序。
獻詩和陳詩主要是職務要求,與巡守等王事有關。面向社會的是采詩。《漢書·藝文志》說:“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采詩負責的是行人,但行人這個職務官員并不多,所以主要靠鰥寡孤獨的老人。我國很早就確立了養老制度,鰥寡孤獨都是養老對象,但是這些人養起來并不是單純地養,還要發揮他們的作用?!抖Y記·內則》言:“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史。”這些被養的人需要將自己的經驗告訴后代,還要承擔了解民情的任務,采詩即其中之一?!豆騻鳌ば迥辍泛涡葑⒅姓f:“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子六十,女子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天子。”
這些從民間搜集的作品,需要錄制成文字,還要配樂舞,歌樂舞三位一體的才是詩。但是,這樣的詩只是成體,要正式確定其成為禮樂還需要天子的命令,所以一路呈送,這個過程就是成體形成過程。天子同意的就是制體,那才能進入禮樂行列,成為詩。就這一點說,詩確實有民間的成分,但是經過了系列的處理錘煉,所以不能稱為民歌。
又《史記·燕召公世家》說:“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人民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司馬遷撰,張守節正義《史記》卷三十四,中華書局1982年版)又見《韓詩外傳》卷一。(
韓嬰撰,許維遹?!俄n詩外傳集釋》,中華書局1980年版)這個例子告訴我們,早期的是歌,配上樂舞以后才能叫詩,詩和歌明顯不同。
又《國語·楚語上》說:
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于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茍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谳浻新觅S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幾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于是乎作《懿》詩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圣武公。子實不睿圣,于倚相何害!”(
徐元誥撰,王樹民點?!秶Z集解》卷十七,中華書局2002年版)
為了補察時弊,史官堅持寫作。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仍然如此。當然補察只是詩的功能之一,也有歌頌的,吉甫作誦如沐春風,就是歌頌一類了。
《詩經》的編訂,是帝王意志的體現,所以不同的帝王時代的禮樂是不同的,所以現存的《詩經》不能說是最后一個本子,但是是整理本無疑。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天下有道的體現,但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這些諸侯出了沒有?回答當然是肯定的,不然孔子也不會那么生氣。
風詩是關于地方風化的禮樂,當代稱其為民歌,或說是當時的流行歌曲,是出于想象。當時沒有什么流行的歌曲,更不至于哪個諸侯國只有流行歌曲或者民歌,被孔子編入《詩經》。天子擁有禮樂的專門權利,禮樂之事可忍,孰不可忍。孔子編寫《詩經》的目的是為了王道和六藝,用后來人說過的話就是復辟,不是消遣娛樂。那么諸侯的禮樂自己不能制作,是從哪來的呢?考《禮記·樂記》說: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時熟,然后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三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從《禮記》的記載看,諸侯的禮樂來自于天子的賞賜,賞賜中有獎賞,也有適時關愛。這條資料似乎不被人重視,很少有人去注意。其實很重要。一方面證明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諸侯禮樂,也就是風詩的來源。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當時還有鄉樂,不過鄉樂在三禮以及先秦的著作中經常提到作為諸侯禮樂適用,有時候天子禮樂中根據需要也會出現鄉樂。鄉不是諸侯國?!秶Z·齊語》說:“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曰:‘善?!茏佑谑侵茋詾槎秽l: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保?/p>
徐元誥撰,王樹民點?!秶Z集解》卷六,中華書局2002年版)鄉,大小不等,西周曾在王城郊內,設六鄉,也有的稱鄉為遂。
又《禮記·樂記》說:
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顯然,雅頌之聲是朝廷禮樂,風雅頌顯然有嚴格的區分,王樂是王樂,但可以單獨作為樂在不同的地點給不同層面的人來聽,政教一體。
但是,歷史上的禮樂從來就不是固定的,所謂禮樂異代,究其原因,一是愛好;二是禮樂往往要敬祖,而統治者的祖宗不是一個人;三是情勢不同,這樣就形成了禮樂的承接和變化。這已經是常識,不用多說,但是即便一個帝王本身,他在制作禮樂以后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周代的禮樂分為正樂和散樂兩部分,朝廷和諸侯(鄉)兩個大層次,正樂就是規定的禮樂,上面涉及的例子都是這一類。而散樂是可以隨意演奏歌唱的作品,也就是盡興發揮的部分。所以散樂的數量更大,可以流傳、演奏,相對自由,為新的禮樂制定奠定了基礎,提供了選擇方便。但是,禮樂制定有嚴格的程序,包括采詩,也不是隨便可以成為禮樂的,要層層把關、修訂。如前引《禮記》資料,在聲文、節奏、律呂、道德上都有嚴格的要求,還要協調中和。鄭玄稱為正歌和無算樂,無算就是無數。鄭玄關于正歌和無算樂的解釋分別見于《儀禮》的《大射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還是留下了一些歷史記憶。我們可以看到《國語》《戰國策》中有一些不常見的詞匯,如周詩、鄭詩、衛詩等,就是諸侯有詩即禮樂的標志??鬃泳幱啞对娊洝窌r一律改為風,周詩也叫風,即王風,因為事實上周已經式微到諸侯一般的身份了。
(作者單位:中國政法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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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薈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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