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西方觀念與中國古籍：

互相參證

陳寅恪認為王國維的三大成就之一就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而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這種“外來之觀念”，不僅被王國維用來評論《紅樓夢》，并考察了宋元劇曲史，成就最大的當屬在他用西方的科學方法所作的考證古史和古文字的工作。王國維早年渴望從西方哲學中尋找到真理，但康德主義、叔本華唯意志論給不了王國維想要的東西，反而是西學的科學方法對于整理中國古代史料和古文字很有用處。

以科學方法考證史料

王國維在《毛公鼎考釋序》中說：

自周初迄今，垂三千年。其迄秦漢，亦且千年。此千年中文字的變化，脈絡不盡可尋，故古器文字有不可盡識者，勢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漢，音亦屢變。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義有不可強通者，亦勢也。自來釋古器者，欲求無一字之不識，無一義之不通，而穿鑿附會之說以生。穿鑿附會者非也，謂其字之不可識、義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讀之，能解之。《詩》《書》、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難讀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現代之深故也。茍考之史事與制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考之古音，以通其義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則于字之不可釋，義之不可通者，必間有獲焉。

這是王國維對自己以科學方法治文字學的表述。由于秉持著科學的方法、態度，王國維在文字學方面獲得的成就，遠遠超過了很多前代及同時代的學者。王國維認為，西方學者長于抽象、精于分類，善于用綜合、分析的方法，這些科學的方法都可以應用到各種傳統的學術研究中去。他對中國古文字的研究便是采用了這樣的方法。

對中國古文字的研究，不是單純地認字，靠的不是猜測和推演，而是以下這些方法：

第一，考之史事與制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況；

第二，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

第三，考之古音，以通其義之假借；

第四，參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

由此，我們便能明白王國維是怎樣以科學的方法，來對中國古文字學進行研究的了。分析、歸納、綜合、演繹，反復論證，終于有所發現，為中國古文字學開創出一個新時代。

引入西方學術語言的必要性

隨著白話文運動在胡適、陳獨秀等人的倡導下愈演愈烈，王國維則注意到由國外輸入“新學語”的必要性。

王國維認為，中國傳統學術用語的不足，是由中國傳統思維方式造成的，這兩種不足，互為因果。首先，語言是思維的外在表達，是衡量人思想狀態的標準與尺度，語言與思想是一體的，不同的思維方式導致了語言，特別是學術用語的不同。他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中曾發出這樣的議論：

抑我國人之特質，實際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質，思辨的也，科學的也，長于抽象而精于分類，對世界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無往而不用綜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語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國人之所長，寧在于實踐之方面，而于理論之方面，則以具體的知識為滿足，至分類之事，則除迫于實際之需要外，殆不欲窮究之也。夫戰國議論之盛，不下于印度六哲學派及希臘詭辯學派之時代。然在印度，則足目出而從數論、聲論之辯論中抽象之而作因明學，陳那繼之，其學遂定；希臘則有雅里大德勒自哀利亞派詭辯學派之辯論中抽象之而作名學；而在中國則惠施、公孫龍等所謂名家者流，徒騁詭辯耳，其于辯論思想之法則，固彼等之所不論，而亦其所不欲論者也。故我中國有辯論而無名學，有文學而無文法，足以見抽象與分類二者，皆我國人之所不長，而我國學術尚未達自覺（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況于我國夙無之學，言語之不足用，豈待論哉！夫抽象之過，往往泥于名而遠于實，此歐洲中世學術之一大弊，而今世之學者猶或不免焉。乏抽象之力者，則用其實而不知其名，其實亦遂漠然無所依，而不能為吾人研究之對象。何則？在自然之世界中，名生于實，而在吾人概念之世界中，實反依名而存故也。事物之無名者，實不便于吾人之思索，故我國學術而欲進步乎，則雖在閉關獨立之時代猶不得不造新名，況西洋之學術骎骎而入中國，則言語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勢也。

因此，引入外來學術用語，就成為彌補傳統學術與傳統思維局限的必然選擇。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導致大部分中國學者缺乏對語言與思維統一性的認識。一些學者認為有了外來詞語的輸入，就能幫助風雨飄搖的傳統文化來抵御西方文化的沖擊，對語言與思想文化變革的復雜性與艱巨性都估計不足，將近代的新語沖擊看得過于簡單，他們或全盤音譯，直接套用，忽略了相異的語言文化基礎；或極力抗拒新的詞匯，甚至強調傳統古語意指豐富，完全可以用來對譯現代概念。王國維則不然，他立足于語言的本身，從語言與思維的相關性入手，來考察新語的輸入，更為客觀、理性，也更加符合漢語發展的實際。

王國維生活于社會的劇烈變革之中，在政治上或許較為保守，但在學術上卻建樹頗豐。他在哲學、美學、文學、歷史、考古、小學等領域都有深入研究，而且學術胸懷寬廣，不囿于新舊、中西之爭，令很多中國古籍重放光彩。魯迅認為，王國維“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陳寅恪則贊嘆王國維的學識“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