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改詩問題

——討論《詩經》文字曾否經過修改的封信

××同志：

關于《詩經》里的文字是否經過統修改的問題（可以簡稱為改《詩》問題），我看你用不著懷疑。如果你不否認十五國風、二雅、三頌產生于南北東西，各方各地，那就不能不設想其中應該有方言的歧異。這些詩既然匯集到周王廷，為周天子和周的貴族們歌唱，就不能不更改其中的土語方言為周人的普通話，以求使周人聽來明白、諧適，能夠欣賞。我們從《楚辭》里可以見到楚地的方言，而《周南》、《召南》里雖有楚風，不見楚語，正是由于經過周人修改的緣故。

如果你不否認《詩經》各篇都是樂歌，也可以設想到將詩合樂的時候難免有損益詞句以就樂律的情況。某些詩篇經歷兩周，演唱了幾百年，樂律上如果有些變化，分章如果有些改變，文字上或許也不得不因之而有些增減。我們看晉樂所奏的漢樂府歌辭，很多是經過增減修改的，其增減修改的字句有時還很多。難保《詩經》不曾有過類似的情形。

《論語·子罕》篇記孔子自述：“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從這幾句話可以想象春秋末年雅、頌之樂在魯、衛有了歧異，所以孔子據衛樂以正魯樂。這種歧異是否只存在于魯衛之間？是否只限于雅、頌？這當然是無法推究的，但是由于《論語》這段話，使我們相信風、雅、頌之樂流傳日久，在各國傳習之中有產生變化的可能。樂的變化引起辭的增減修改同樣是有可能的。孔子訂正了雅、頌之樂是否因而也更訂了雅、頌之辭呢？這當然也不能確知，但也不能說無此可能。至于那些以音樂為專業的周王廷和各諸侯之國的太師，修改風、雅、頌之樂和修改風、雅、頌之辭的可能比孔子當然又多得多了。

以上只是說《詩經》中的文字經過修改的可能性是不小的，它被修改的機會也是不少的。這都是推測之詞。到底《詩經》被修改的實際情況如何，從《詩經》本身有無痕跡可尋呢？這才是我要和你討論的主要問題。

相信《詩經》文字經過統修改的人提出過這樣些理由：《詩經》各篇音韻差不多律，句式主要是四言，而散見于先秦子史的“逸詩”都不像這樣整齊諧適。《詩經》里還有不少相同的句子重復出現于許多詩篇，如“之子于歸”，“彼其之子”，“王事靡盬”，“有杕之杜”等等，這些詩篇產生于不同的地區，不同的階層，原作者彼此借用詩句是不大可能的。當然更不可能有這樣多次的偶同巧合。這些現象都是后來統加工的結果。我以為這些理由都有定的說服力，不曉得你是否同感，我在這里想從《詩經》中其他些現象考察這個問題。

你也許已經注意到《詩經》里有幾個套子，反復運用，如出手。例如《小雅·采薇》有“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出車》篇有“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涂”，《小明》又有“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暮”。這“昔我……今我……”就是套子之。這個套子同見于《小雅》同是周人之作，或許可以說是后出的詩模仿流行之詞。至于另外些套子，屢見于各地的風詩，產地相距很遠，就不可能以輾轉模仿來解釋。例如“山有……隰有……”的套子，出于五篇詩，凡九見：

山有榛，隰有苓。（《邶風·簡兮》）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鄭風·山有扶蘇》）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同上）

山有樞，隰有榆。（《唐風·山有樞》）

山有栲，隰有杻。（同上）

山有漆，隰有栗。（同上）

山村苞櫟，隰有六駁。（《秦風·晨風》）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同上）

阪有漆，隰有栗。（《秦風·車鄰》）

又如“未見……既見……”的套子，出于五篇詩，凡七見：

未見君子，惄如調饑，……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周南·汝墳》）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召南·草蟲》）

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同上）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既見君子，并坐鼓瑟。……既見君子，并坐鼓簧。（《秦風·車鄰》）

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小雅·頍弁》）

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同上）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小雅·出車》）

又如用“豈不爾思”個問句引起下文，這也是個套子，它出于四篇詩，凡七見：

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衛風·竹竿》）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王風·大車》）

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同上）

豈不爾思？子不我即。（《鄭風·東門之墠》）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檜風·羔裘》）

豈不爾思？我心憂傷。（同上）

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同上）

以上舉了三個套子，此外還有“豈無他人”“豈不懷歸”“曷其有×”“維其×矣”等等套子，不備舉。單就以上三例而論，它們所屬的詩篇，有風，有雅。有出于南國，有出于西秦，有出于貴族，有出于民間，有產于西周，有產于東周。論時代，西周貴族之作在前（例如《出車》），要說模仿只能是后出之作模仿前出之作，很難想象民間歌謠（例如《草蟲》）模仿貴族的詩。也難想象距離很遠的東西南北的歌謠作者彼此模仿。這些套子重復出現的次數這么多，當然也不能說是偶同巧合。如果說這是出于后來統加工者之手，那倒是比較合理的推測。

《詩經》里還有些常見的語首助詞，為《詩經》以外的先秦書中所少見，如“薄”和“言”。“薄”字用為語首助詞如“薄污我私”（《周南·葛覃》），“薄送我畿”（《邶風·谷風》），“薄伐獫狁”（《小雅·六月》），“薄采其芹”（《魯頌·泮水》）等。“言”字用為語首助詞如“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周南·葛覃》），“言采其蕨”（《召南·草蟲》），“言既遂矣”（《衛風·氓》），“言念君子”（《秦風·小戎》），“言私其豵”（《豳風·七月》），“言旋言歸”（《小雅·黃鳥》），“言緡之絲”（《大雅·抑》）等。又有“薄”“言”連用者如“薄言采之”，“薄言有之”，“薄言掇之”，“薄言捋之”，“薄言袺之”“薄言襭之”（《周南·芣苢》），“薄言還歸”（《召南·采蘩》），“薄言往訴”（《邶風·柏舟》），“薄言采芑”（《小雅·采芑》），“薄言觀者”（《小雅·采綠》），“薄言震之”（《周頌·時邁》），“薄言追之”（《周頌·有客》），“薄言襭者”（《魯頌·駉之什》）等，這些語首助詞普遍于風、雅、頌，為《詩經》所特有。

助詞出于口語，詩歌和口語比較接近，所以《詩經》里助詞特多。《詩經》以四言句為主，經過整齊劃。因為要求句式整齊律，有時不得不湊字以足句。《詩經》里多用助詞，也因為助詞無義，便于用來湊足個句子的緣故。說到口語，我們不能不想到方言。許多《風》詩里的語首助詞中何以不約而同都有這個“薄”、“言”？“逸詩”中又何以不見這個“薄”、“言”？回答這些問題仍然要提出那個推斷，就是《詩經》里的文字是經過統修改的，某些助詞的統也正是修改的結果。

《詩經》里文字經過統修改也表現于某些稱謂語的致。上文提到“未見君子”，“既見君子”，那十多個“君子”里十分之九是妻稱夫之詞。此外還有“振振君子”（《召南·殷其雷》），“展矣君子”（《邶風·雄雉》），“君子于役”（《王風·君子于役》），“言念君子”（《秦風·小戎》），“君子宜之”，“君子有之”（《小雅·裳裳者華》）等句中的“君子”也都是妻稱其夫之詞。《詩經》女子對丈夫的稱謂，除個別處用“良人”以外幾乎全統為“君子”。這種稱謂可能是當時上層社會通行的。有人說：“大抵其時婦人之稱其夫，皆止就其社會地位而言；統治階級之妻，稱其夫為君子，被統治階級之妻，不稱其夫為君子也。正同后代官腔。妻則稱夫為老爺，夫亦稱妻為太太，如是而已。”這話似屬可信。但是我不因此便相信這些稱夫為“君子”的詩都出于當時的統治階級，倒是覺得這些詩中的“君子”字樣乃是由于統治階級的修改。我們縱然不能立刻判明這些作品屬于什么階級，總該相信它們是產于不同的地方。很難想象四方各地的婦女對丈夫的稱謂本來就是這樣統的。以后世的情況而論，即使在同城市，婦女提到丈夫也還有多種多樣的說法。解放前的北京婦女對人提到丈夫的時候最普通的說法是“我們先生”、“當家的”、“孩子他爹”，也有說“我們掌柜的”。“粗”些說法是“我漢子”、“我男人”，或“我們那口子”。最“文雅”的說法是“外子”。官派十足的說法是“我們老爺”。上了年紀的有時也說“我家老頭子”。其義都同于“丈夫”。當然也有干脆說“我丈夫”的。這樣數來也就不止十種了。以此推論，上面所舉的那些詩篇既然不是同地方所產，稱謂應該更不統。現在的統顯然是按照周貴族階級的習慣加以修改的結果。

這些現象多少能夠表明《詩經》經過統文字，消滅方言，加工潤色之類的修改。另外些現象又表明《詩經》還經過增減章節，分割拼湊之類的修改，正如漢魏樂府的情形。

宋王柏《詩疑》曾指出《曹風·下泉》的第四章和上三章不類，卻和《小雅·黍苗》相似，可能是錯簡。又指出。《召南·行露》的第章和后二章意思不貫，句法體格也不同，而劉向《列女傳》說申人之女作此詩，提到后二章，而沒有提前章。可知前章是竄亂進去的。他還指出《小雅·小弁》的最后四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后？”既與上文意不貫，也不像對父親說的話。這四句又見于《邶風·谷風》。王柏認為可能《小弁》亡脫末四句，而漢儒取《邶風·谷風》中的這四句補了上去。王氏所舉三篇，除《下泉》篇內容有關歷史事件，不能單從文字去討論，而何楷《詩經世本古義》解說這篇詩大致可通可以不論外，其余兩篇確實是有問題。《行露》首章“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和下文“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等語，確實是毫不相干。《小弁》篇末的“無逝我梁”四句也確實是不倫不類。可以看出這些片段不是原作所有。王柏注意到這類現象，可謂目光銳利，雖然舉例不多，對后人還是大有啟發。不過這類現象所以產生的緣故卻不是王氏所說的“錯簡”、“亂入”、“漢人補亡”等所能解釋。

《詩經》各篇在戰國時代尚為儒者所弦歌，脫離音樂很晚，它們既伴隨著音樂而流傳，又普遍被人誦習，錯簡竄亂的可能性不大，和其他古書不同。至于漢儒加以添補的可能性，那就更要小些，漢時傳授《詩經》的有齊、魯、韓、毛四家。如果有人隨意增減經文，豈有不被異派經師攻擊之理？而且有些可判斷為增補的章節，從文義看來顯然是贅疣（詳下），漢儒為什么要添補這些東西呢？

像《行露》第章那樣和篇中其他部分“不貫”或“不類”的片段，實際是拼湊進去的。這種拼湊在《詩經》里還不是個別現象，拼湊的緣故應是增加章句以合樂。有時節取甲詩加入乙詩，被截取的詩有時就在流傳的三百五篇之中，像王柏所舉出的《小弁》末章“無逝我梁”四句，截取《邶風·谷風》就是例。現在另舉幾篇有拼湊痕跡的詩來看看。且看《邶風·雄雉》：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這篇朱熹《詩集傳》以為是女子思念久役在外的丈夫之詩，劉克《劉氏詩說》以為是“女子屬心于吉士之情而作”。總之，這里所寫的是兒女之情。前三章都是相思之詞，不需要多加解釋。第四章忽然對般“君子”講起“德行”來，要他們不忮很，不貪求，口吻類乎說教。既與上文意思不相貫，也與思婦之詞不相類，不能說沒有拼湊的嫌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二句為《論語》所引，這里的拼湊定很早，當然不是后儒所為。再看《小雅·白華》：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英英白云，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有鶩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這也是女子懷念愛人的詩。翻來覆去，說的無非朝思暮想。全詩八章，有拼湊嫌疑的是第七章。為什么獨疑這章是拼湊呢？個理由是這章的詞句原是從其他詩篇節取來的，其本身就是雜湊成章。“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本是《小雅·鴛鴦》篇第二章的頭兩句。“二三其德”見于《衛風·氓》篇。“之子無良”和《鄘風·鶉之奔奔》的“人之無良”只差字。這樣湊成的四句，文義并不相貫。“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本是水鳥安宿的形象，可以用來象征幸福的生活，所以在《鴛鴦》篇下接“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在本篇，“鴛鴦”二句和下文“無良”、“二德”等語，卻沒有任何聯系。另個理由是“之子”二句和全詩情調不能調和。全詩只是道懷念的深情，纏綿往復。雖然偶有點埋怨之詞，仍然表現出柔情千結。這里“無良”的罵詞，“二三其德”的指責，便完全是另種情調。試想當《氓》篇的女主人公說出“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的時候表現多么強烈的悲憤？本詩和《氓》本不相類，從《氓》篇移植這樣的句子，如何能不留斧鑿之痕？再說，“碩人”二字在《詩經》里都屬美稱，本詩女主人公而再，再而三地稱她所懷念的人為“碩人”，而在這章里忽然罵他為“無良”，這樣的矛盾該如何解釋？如果這章本非原作，和其余七章本不出于手，這些現象就都不足怪了。

《小雅·出車》篇也是有問題的。全詩六章，第五章卻不似原作。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仆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仆夫況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涂。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丑，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這首詩第章寫南仲受命治車馬。第二章寫出師。第三章寫城于朔方，戰勝玁狁。第四章寫懷歸。第六章寫凱旋。第五章卻是寫女子對征夫的懷念和團聚，又插進“薄伐西戎”，實在不成章法。“喓喓草蟲”六句是從《召南·草蟲》篇節取來的。拼湊的人可能并不考慮文義，所以使得箋釋的人除了附會和曲解便無法解釋詩中的矛盾。如果玁狁就是西戎，第三章已經交代“玁狁于襄（除）”，第五章如何又言“薄伐”？而且第六章明明寫春天凱旋，而第五章寫“既見君子”是在秋蟲鳴躍的時節，又是什么緣故？如果說玁狁、西戎是兩個族，南仲于第年的秋天回家后又出發征伐西戎，第二年春天平了西戎又回來，則何以下章只字不提到西戎而只說“玁狁于夷”？伐西戎的事前無引子，后無交代，又是為何？這都是無法解釋的。這首詩的拼湊現象近人已經注意到。有人說這是“編詩者取南詩以湊成雅？整齊之篇章”〔，有人說這詩的“后三章幾乎完全是借用詞句拼湊出來的”〔二，這些意見都值得咱們參考。

上面所舉的例子都是篇之中拼入個別的章節。這種情形另外還有，如《周南·卷耳》的第章為思婦之詞，以下三章都是征夫之詞。可能后三章是完整的篇，而第章是拼入。又《小雅·小明》前三章各十二句，都是寫征夫懷歸而怕得罪，后二章各六句，卻是誡在位的“君子”不要習慣于安居。前后情調不致，語氣不相貫，似乎后二章是拼入的部分。不過后二章也可以獨立成為個短篇，因而本篇也可能是兩篇的拼合，和前面所學的那些以單章拼整篇的例子又不同了。

兩詩拼合為辭，在漢魏樂府里不乏其例，《詩經》里卻很少見。孫作云先生在《詩經的錯簡》那篇文章里曾判斷《大雅·卷阿》篇本是兩詩，值得注意。《卷阿》詩云：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生），似（嗣）先公酋矣。

爾土宇昄（版）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生），百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生），純嘏爾常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颙颙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鳳凰于飛，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凰于飛，翙翙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雍雍喈喈。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孫先生認為此詩第章至第六章為篇，自第七章至第十章為另篇。他舉了四條理由，較有說服力的是：第，在贊美周天子的詩中篇末往往用“四方為綱”或“綱紀四方”作結，《大雅·棫樸》可資比較。本詩第六章有“四方為綱”之句，可知它是卒章。第二，前六章為賦體，后四章為興體，作法不同。第三，最末兩句說：“矢（陳）詩不多，維以遂歌。”若此詩自“鳳凰于飛”以下為首，則僅得二十四句，確實是“不多”，如加前六章，則為五十四句，就不能算“不多”了。我看還可以補充些理由，就是前六章里的“君子”指周天子，而后四章里的“君子”指的是大臣。前六章里有“豈弟君子……似（嗣）先公酋矣”，“豈弟君子……百神爾主矣”，“豈弟君子，四方為則”，“豈弟君子，四方為綱”等語，這個“君子”非周天子不能當。到了后四章，明明說“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就是說君子使那些吉士親愛天子，“君子”和“天子”當然不是人。所以后人解說這個“君子”指在位的大臣。從內容觀察，前六章確實是歌頌周天子的詩，而后四章歌頌的則是朝臣。末章“君子之車，既庶且多”云云，歌頌大臣的貴盛，還不為不得體，如用來頌天子就不相稱了。這樣看來《卷阿》可信是兩篇詩拼合而成。如果《小明》也歸入此類，則是無獨有偶了。

《詩經》里還有首詩曾被人疑為從另篇分割出來的，那就是《豳風·伐柯》。吳闿生先生《詩義會通·豳風·九罭》篇注云：“先大夫曰：《伐柯》《九罭》當為篇。上言‘我覯之子，籩豆有踐’，此言‘我覯之子，袞衣繡裳’，文義相應。后人誤分為二，于是上篇無尾而此篇無首，其詞皆割裂不完矣。”吳氏的懷疑不為無因，他的假定可備說。辭分作兩曲的例子在漢樂府里是存在的。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并喪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可知挽歌曾經李延年分割。《詩經》既屬樂歌，如果有同樣的情形也沒有什么可怪。就是上述的這些情況使我相信《詩經》里的篇章字句曾經被人增減分合，統修改。修改的主要原因是為了消滅方言歧異和便于合樂。修改的人應該主要是周太師。諸侯國家的樂官可能也有份。孔子是否也插過手？那也難說，因為孔子也曾做過“正樂”的工作。修改也未必限于次兩次。那些由于唱法改變而作的修改，在這些詩篇脫離音樂以前都是可能有的。

《詩經》和漢魏樂府歌辭性質相同，所以不妨以漢魏樂府的修改情況推論《詩經》。不過漢魏樂府里許多改過的歌辭和原辭同時存在，甚至改作所依據的另作品也存在，比較之下，目了然，研究《詩經》里的修改就沒有同樣的條件，往往不能不從那些斧鑿之痕去推敲。因此上面所談，推測之詞不少，錯誤定難免，姑且提出這些問題，以俟討論。其中如果有些符合事實的地方，或許可以稍減你原來對這個問題的懷疑。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