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南文與玉溪詩

——李商隱四六文與其詩歌之關(guān)系

李商隱是唐代詩壇大家，同時又是唐代成就最高的駢體（四六）文作者。四六文整齊華美，講究對仗、聲韻、詞藻、用典，與詩歌特別是近體詩有不少相近之處。其間關(guān)系，在詩與四六文都很繁盛的當代，人們未必注意。后世讀者可能有所注意，但這一問題有些不是單憑實證可以辨識，而是同時涉及體貌風(fēng)神和審美特征等一些較虛的方面，因而不大容易深入認識和把握。李商隱一生寫了大量四六文，而且多半是官場應(yīng)用文字，對詩人來講，究竟是徒然虛耗了時間精力，還是這種寫作無論如何已經(jīng)跟他寫詩產(chǎn)生了密切聯(lián)系，乃至深刻影響了他的詩風(fēng)？對此加以研究，不僅可以更全面深入地把握他的作品，增進對文與詩這兩種文體間相互關(guān)系的認識，且亦有助于透視一代文學(xué)在文體上呈現(xiàn)多元狀態(tài)，而內(nèi)中又有所溝通、互為促進的復(fù)雜現(xiàn)象。本文即打算就李商隱寫四六文對他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進行探討，旨在從一個側(cè)面揭示詩人能于唐詩中“自辟一境”的原因所在，并為有關(guān)文體學(xué)和文學(xué)史研究提供參考。

一、前代學(xué)者對李商隱文與詩關(guān)系的揭示

已故前輩學(xué)者周振甫先生在《李商隱選集前言》中曾對錢鍾書先生提出“商隱以駢文為詩”作過介紹。他引用錢先生一封信里的話說：

樊南四六與玉溪詩消息相通，猶昌黎文與韓詩也。楊文公（億）之昆體與其駢文，此物此志。末派挦扯晦昧，義山不任其咎，亦如乾隆“之乎者也”作詩，昌黎不任其咎。所謂“學(xué)我者病”，未可效東坡之論荀卿李斯也。

因為是書信，錢先生不大可能詳引前人的話。錢先生極其熟悉古代典籍，他所說的“商隱以駢文為詩”、“樊南四六與玉溪詩消息相通”，應(yīng)當不僅是憑他自身敏銳的藝術(shù)感受力，且亦有前人對他的啟發(fā)。宋代王铚《四六話序》云：

世之所謂箋題表啟號為四六者，皆詩賦之苗裔也。故詩賦盛則刀筆盛，而其衰亦然。

王铚強調(diào)的是詩賦對四六的影響，稱四六為詩賦苗裔，前提當然是詩與四六消息相通。至清代，賀裳則云：“溫、李俱善作駢語，故詩亦綺麗。”（《載酒園詩話·又編》）指出溫庭筠、李商隱因擅長駢文，而詩寫得綺麗，是從與王铚相反的方向看到四六文對詩的影響。其后，方東樹說：

義山《韓碑》，前輩謂足匹韓，愚謂此詩雖句法雄杰，而氣窒勢平。所以然者，韓深于古文，義山僅以駢儷體作用之，但加精煉琢造，句法老成已耳。

——《昭昧詹言》卷一

方氏以《韓碑》詩為例，比較韓詩與李詩的差異，指出《韓碑》氣勢比較平，而精煉琢造，句法老成。認為所以如此，是由于韓以古文作用于詩，而商隱以駢儷體作用于詩。方東樹是承認文對詩有影響，而且認為古文與駢文影響于詩的效果不同。

清人特別強調(diào)商隱詩受駢文影響的是何焯。何焯時代尚在方東樹之前?！读x門讀書記》論商隱《鏡檻》詩時云：

陳無己謂昌黎以文為詩，妄也。吾獨謂義山是以文為詩者。觀其使事，全得徐孝穆、庾子山門法。

韓愈以文為詩，自從陳師道指出后，為許多學(xué)者認可。何焯居然斥之為“妄”。而在否定韓愈以文為詩的同時，又強調(diào)商隱“以文為詩”，他的看法就更引人注目。他就李商隱用事，得徐陵、庾信門法作出論斷。因徐、庾是駢文大家，所謂商隱“以文為詩”之文，則非散文，而是駢文。

錢鍾書先生之論與何焯前后呼應(yīng)，當然并非雷同。錢先生是承認韓愈以文為詩的，不同于何焯。而在商隱文和詩關(guān)系上與何焯認識一致。他明確將“文”界定為“駢文”或“四六”文，在表達上較何焯更為明晰準確。

以上征引，可見李商隱之駢文與詩互通消息前代學(xué)者已有發(fā)現(xiàn)。周振甫先生的《李商隱選集前言》在介紹錢先生“商隱以文為詩”之論后，曾有所說明，可惜只是就駢文與商隱詩歌在文采、音韻、典故方面舉例作一些類比，未作深入論述。又，董乃斌先生專著《李商隱的心靈世界》第六章“非詩之詩”中指出“以駢文手法入詩乃是玉溪生詩的一大特色”，并在引了見于上文的宋人王铚的一段話后說：“具體到李商隱，卻似乎應(yīng)反言之：其所作詩歌，尤其是五七言律絕，皆為其四六之苗裔，或深受其影響者，故欲深知其詩，非研究其四六則莫辦也?！睆娬{(diào)欲深知李商隱詩，必須研究其四六，無疑是指蹤發(fā)跡之論，但也是點到即止，有關(guān)問題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二、“好對切事”

商隱《樊南甲集序》有云：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圣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后聯(lián)為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居門下時，敕定奏記，始通今體。后又兩為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間。有請作文，或時得好對切事，聲勢物景，哀上浮壯，能感動人。十年京師寒且餓，人或目曰：韓文杜詩，彭陽章檄，樊南窮凍人或知之。

序中商隱自述幼時能為古文，后來因獲四六高手令狐楚（鄆相國）、崔戎（華太守）的憐愛器重，得其傳授，掌握了駢體文（四六）寫作技藝，又因兩度在秘書省做官，得以大量閱讀古集，沉浸在任昉、范云、徐陵、庾信等人的文集中，大有所獲。作文遂能有好的對偶，貼切的典故，寫景狀物，聲情音韻皆具有感染力。京城十年，生活貧困，但人們認為他對于韓文、杜詩和令狐楚的四六章奏之學(xué)有深刻領(lǐng)會。這段文字交代了他與駢文結(jié)緣的經(jīng)過。談駢文時，又兼及韓文杜詩，說明他以兼通三者自許，把三者看成是相互聯(lián)系應(yīng)該同時具備的文學(xué)修養(yǎng)。他述及恣展古集，浸沉于任、范、徐、庾的文字之中，與獲得“好對切事”的聯(lián)系，與何焯說“觀其使事，全得徐孝穆、庾子山門法”等語正好相合，說明何焯“義山以文（四六）為詩”之論是有根據(jù)的。李商隱吸收駢體藝術(shù)經(jīng)驗，將駢文和近體詩溝通，“好對切事”是一個重要方面?！昂脤η惺隆敝昂脤Α?，李商隱在《漫成五章》首章中亦曾提及：

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

言當年從令狐楚受四六章奏之學(xué)，指望能在仕途上致身通顯，但今日所得不過屬對的本領(lǐng)而已。詩中未交代“屬對能”表現(xiàn)于何種文體，但沈宋的貢獻在于律詩，王楊兼長駢文與詩歌，則“屬對能”即既關(guān)詩又關(guān)文，其詩其文在“屬對能”方面是相通的。

商隱在詩文中為了表達仕途沉淪的感慨，把屬對的本領(lǐng)說得似乎無益無用，不足掛齒。實則“屬對能”談何容易，要做到愜當和諧，精警有味，平仄協(xié)調(diào)，詞性對稱，而又不顯拼湊雕刻的痕跡，決非輕易可就。對商隱來講，則是由于資質(zhì)聰穎、名師傳授、刻苦訓(xùn)練，才得以成就。尤其是幕府中那種長期的、大量的寫作實踐，對他來講，絕不僅僅是消耗精力的一種負面效應(yīng)。給當時的一些高官起草各類文書，從而獲得對時事政治的了解，提高了政治識見，使其詩有通于政治的豐富深刻的內(nèi)容，固然可算一種收獲，而從提高寫作技藝的角度看，寫四六文與寫詩，則又有著相輔相成的關(guān)系。商隱大中元年在桂林幕出使江陵途中編《樊南甲集》，在“火燹墨污，半有墜落”的情況下，尚收文四百三十三篇。至編《樊南乙集》（大中七年），“所為已五六百篇，其可取者四百而已”。作者本人所提供的這些數(shù)字，加上他的駢賦和其他零散四六文，總數(shù)超過千篇無疑。即使平均每篇僅按十組對句統(tǒng)計，他在駢文中所撰的對句也在萬數(shù)以上。有撰寫上萬數(shù)偶句的練習(xí)，對材料的儲存，技藝的提升，作用決不可以低估。商隱四六文中頗有與詩字面相近的對句，如：“江遠惟哭，天高但呼”（《祭張書記文》）與“江闊惟回首，天高但撫膺”（《哭劉司戶蕡》）；“據(jù)其證逮，按彼詞連”（《為滎陽公與三司使大理盧卿啟》）與“證逮符書密，詞連性命俱”（《有感二首》其一）；“彤庭列位，丹陛陳儀”（《為汝南公賀元日御正殿受朝賀表》）與“丹陛猶敷奏，彤庭歘戰(zhàn)爭”（《有感二首》其二）；“叫白日而不回，望青天而永訣”（《代仆射濮陽公遺表》）與“叫帝青天闊，辭家白日晡”（《哭虔州楊侍郎》）；“鳳池浴日，雞樹侵云”（《為滎陽公上通義崔相公狀》）與“鳳池春瀲滟，雞樹曉曈昽”（《今月二日不自量度……》）；“越賈生賦之鄉(xiāng)，過王子登樓之地”（《上漢南盧尚書狀》）與“賈生年少虛垂涕，王粲春來更遠游”（《安定城樓》）。等等。說明在恣展古籍，咽噱佳篇，以及多次練習(xí)與實際創(chuàng)作中，有些對偶的材料，爛熟于胸，可隨時驅(qū)遣入文或入詩。因他在四六文中撰寫的對句，數(shù)量上遠過于詩，故而駢儷的技能和材料，由駢體文轉(zhuǎn)移到詩的情況可能更多一些。

《文心雕龍·麗辭》論對偶云：

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憂，正對為劣。

商隱四六文反對占有很大的比重，樊南集中一般性的敘述描寫，反對較少，而在需要轉(zhuǎn)折深化的緊要之處，則往往用反對。如：

某早辱徽音，夙當采異①。晉霸可托，齊大寧畏②？持匡衡乙科之選，雜梁竦徒勞之地③。雖餉田以甚恭，念販舂而增愧④。京西昔日，輦下當時⑤。中堂評賦，后榭言詩⑥。品流曲借，富貴虛期⑦。誠非國寶之傾險，終無衛(wèi)玠之風(fēng)姿⑧。

——《祭外舅贈司徒公文》

這段悼念岳父王茂元的文字，其中②③④⑦⑧五聯(lián)，說到自己的科名與仕途，特別是說愧對王氏之愛與王家期許時，均用反對的句式，予以強化。商隱詩《漫成五章》其三云：

生兒古有孫征虜，嫁女今無王右軍。借問琴書終一世，何如旗蓋仰三分？

此詩也是聯(lián)系與王氏的婚姻抒慨，說生男古代曾有孫權(quán)那樣的兒子，而嫁女今已無王羲之那樣的女婿。試問如王羲之之以琴書名世，與孫權(quán)之建立鼎足三分帝業(yè)相比，究竟如何？其中有自比王右軍之以文才自負，有懷才不遇之憤激，而以似解嘲似內(nèi)悔的語氣出之。一二句與三四句之間均用反對，三四句以“借問”、“何如”構(gòu)成反詰，反對的意味尤深。詩所表達的情感，及運用反對表達情意的方式，都與文有許多相通相近的地方。

與對偶密切相聯(lián)系的用典，在商隱四六文和詩中也表現(xiàn)得很突出，宋人記載：“唐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史，鱗次堆積左右，時謂為獺祭魚。”（吳炯《五總志》）由于他的四六絕大部分是應(yīng)用文，用于人事方面。常以古人之事，喻今人之事。所以文中用了大量的事典。

某頃以聲跡幽沉，音輝懸邈，空滅許都之刺，竟乖梁苑之游。于服義而徒深，顧歸仁而尚阻。今幸假途奧壤，赴召遐藩。越賈生賦之鄉(xiāng)，過王子登樓之地。豈期此際，獲奉馀恩，而又詢劉、范之世親，問欒、郤之官族。優(yōu)其通舊，降以清談。言念古人，重難兄事。季布始拜于袁盎，蕭何近下于周昌。將用比方，彼有寥落。徒（以）迫于祗役，嘗抱沉疴，空思韋曜之茶，莫及孔融之酒。遂不得仰沾美祿，一中圣人。歌山簡倒載之歡，睹定國益明之量。草戚上道，徘徊樂鄉(xiāng)。況蒙衛(wèi)以武夫，假之駿馬。前騰郢路，卻望漢皋。俯緣逐逐之姿，翻阻遲遲之戀。封箋寫邈，下筆難休。

——《上漢南盧尚書狀》

寫他隨鄭亞赴桂林，途經(jīng)襄陽，得以拜見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盧簡辭。彼此敘親戚情誼。分別時，盧以馬匹和侍衛(wèi)送行。文中賈誼、王粲之典，既寫所經(jīng)路線，又表達傷時、不遇和飄泊之情。商隱迫于行役，未能在盧處醉酒盡歡，似不免冷落，但用茶、酒、山簡等典故，卻寫出了彼此情誼的淳厚和對方的賢能風(fēng)流。短短二百字，至少用了十三個事典，密度是相當大的。商隱四六文，擁有眾多類型。包括表、狀、啟、牒、祝文、序、書、碑、銘、祭文、黃箓齋文等多種樣式，涉及社會人事范圍極為廣泛。玉溪集中，寫政治和寫人生感慨的詩，所用典故在其四六文中經(jīng)?？梢??！栋捕ǔ菢恰?、《賈生》、《哭劉司戶蕡》、《九日》、《撰彭陽公志文畢有感》、《送鄭大臺文南覲》、《漢宮詞》、《漫成三首》等篇，所用典故，大部分在其四六文中反復(fù)出現(xiàn)。長篇而又多典的，像《有感二首》、《井泥》、《奉使江陵途中感懷寄獻尚書》、《今月二日不自量度輒以詩一首四十韻干瀆尊嚴》等篇，其中典故在四六文中也多曾被運用。玉溪集中固然有詩情不足而用典故堆砌成篇的，如《憶雪》、《殘雪》、《喜雪》等，但多數(shù)都能用得很成功。商隱在詩中所表現(xiàn)的駕馭典故的能力，與四六文的功夫密不可分。因作文而大量反復(fù)用典，可以說已經(jīng)將各種典故盤熟盤活了。信手拈來，即能成功。

“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币话阊哉Z的詞匯量，比事典的詞匯量大得多。言對從眾多詞語中，選擇一個可以形成對偶的詞語較為容易；事對在少量詞語中尋找對偶則相當困難。一般詞語通過組合變化去適應(yīng)對偶的要求相對容易；事典受原來事件、人物、背景的限制，在詞語上伸縮變化，適應(yīng)對偶，無疑較難。典故是一種暗示，由今日之情之事之理，求以古代某事把它暗示出來，甚至要求比直說更深刻透辟，更具有感染力和啟示性，決非輕而易舉。四六文和詩歌，都要求有韻味，且受字數(shù)音律的限制。使用典故，不能像散文那樣放手敘述，沒有節(jié)制。須將一些事典詩化、簡約化，使之成為能用少量詞語提示的意象，以適應(yīng)詩歌語言在字數(shù)音律方面的限制。中國詩歌從《詩經(jīng)》時代發(fā)展到唐，經(jīng)過歷代文人創(chuàng)造和運用，將許多詞語詩化了，成為飽含詩情畫意的詞藻或意象，為詩家所用。但這種詩化，是從自然意象和一般社會生活方面，一步步向前推進和積累的，事典的詩化則發(fā)展較遲。李商隱詩歌所用的事典，將近半數(shù)出自魏晉以后，許多都不是熟典，甚至是首次發(fā)掘之典。商隱在四六文寫作中大量隸事。當事典被熔裁到能適應(yīng)四六文的語言要求時，同時也就大體上能符合詩歌的語言要求了。從詩歌創(chuàng)作角度看，李商隱的四六文寫作，是為詩歌用典，做了材料上的準備和技巧上的鍛煉。

用典的方式是多樣的。方式不同，功能和效果也不同。宋人魏慶之《詩人玉屑》云：“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李義山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雖說賈誼，然反其意而用之矣?！庇闷涫?，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學(xué)業(yè)高人，超越尋常拘攣之見，不規(guī)規(guī)然蹈襲前人陳跡者，何以臻此！”又云：“有意用事，有語用事。李義山‘海外徒聞更九州’，其意則用楊妃在蓬萊山，其語則用鄒子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绱巳缓笊罘€(wěn)健麗。”前人注意并推崇義山的用典不是偶然的。他對典故有透徹的理解，多方面的把握。同一個典故在他手中往往有不同用法和多種用意。如用莊生夢蝶的典故，有“漆園之蝶，濫入莊周之夢”（《為白從事上陳許李尚書啟》），喻自己不夠條件而冒濫受聘于對方幕府；又有“蝶過漆園，愿入莊周之夢”（《上華州周侍郎狀》），乃并非已經(jīng)入幕，而是希冀入幕。文中這兩處用典，與原典闡發(fā)的哲理無關(guān)，且蝶是蝶，莊周是莊周，與原典中莊生化蝶，人與蝶一體不同。而到了《錦瑟》詩中則是“莊生曉夢迷蝴蝶”，也不是用原典的哲理，而是表現(xiàn)一種人生如夢的迷惘之感。李商隱擅長將典故的內(nèi)涵加以增殖改造，用典的方式也別開生面，如常常把典事生發(fā)演化成與原故事相悖的勢態(tài)，由正到反，正反對照，擴大或改變其內(nèi)涵。

雖有祭以呈文，終無城而驗哭。

——《韓城門丈請為子侄祭外姑公主文》

柱礎(chǔ)成潤于興云，轍鮒何階于泛海。

——《上座主李相公狀》

春秋時齊國杞梁殖戰(zhàn)死，杞梁妻哭之，城為之崩。說無城驗哭，屬于反用典故。涸轍之魚，本是求升斗之水以救性命，這里變?yōu)榭畤@無緣通往大海，是對原典的改造。樊南文中關(guān)于賈誼的典故達20多處。宣室受召，歷來被認為是君臣遇合的榮耀之事，樊南文中也正面使用過，但在《賈生》中卻寫成“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這樣精警絕倫地用典，無疑是賈生典故經(jīng)多次運用，思考深了，因而化鐵成金，產(chǎn)生了新飛躍。

商隱代鄭亞寫的《太尉衛(wèi)公會昌一品集序》，評論會昌年間澤潞叛將劉稹企圖勾結(jié)其他藩鎮(zhèn)對抗朝廷的狂悖與僥幸心理：

姑務(wù)連雞，靡思縛虎！

雞性好斗?！稇?zhàn)國策·秦策》云：“諸侯不一，猶連雞不可俱止于棲”?！肮脛?wù)連雞”是反用。呂布被縛，要求寬解。曹操說：“縛虎不得不急?！薄懊宜伎`虎”也是反用?；⑸星冶豢`，雞即使能暫時聯(lián)合，又有何用？商隱有七絕《賦得雞》云：

稻粱猶足活諸雛，妒敵專場好自娛。可要五更驚穩(wěn)夢，不辭風(fēng)雪為陽烏？

借雞為喻，揭露藩鎮(zhèn)跋扈利己、貪婪好斗的本質(zhì)。他們各懷敵意，互不相容。固然不會為中央王朝效忠，但彼此也不可能構(gòu)成真正的聯(lián)盟。詩文用同一典故，雖分屬不同文體，但作家在創(chuàng)作的醞釀構(gòu)思過程中，其間自有靈犀相通。

三、樊南文風(fēng)與玉溪詩風(fēng)

對偶和用典是李商隱四六文和詩之間相互溝通的重要方面，結(jié)合這兩者，進一步把握其他諸多因素，則能看到樊南文風(fēng)與玉溪詩風(fēng)在更多方面的聯(lián)系甚至對應(yīng)。

四六文不同于散文的白描直說，簡省樸實。它講究鋪排文飾，形式整煉，用間接展現(xiàn)形象或事典的方式表達內(nèi)容。這樣，它除了偶儷和用典外，還有不少方面值得注意。如遣詞造句不循散文所代表的常規(guī)。為了安排典故，追求表達上的委婉含蓄，形式的工整和音節(jié)之美，常有詞序的顛倒錯綜，成分的省略，以及句與句之間、聯(lián)與聯(lián)之間的間隔、距離、跳躍等特點。如《代李玄為崔京兆祭蕭侍郎文》：

嗚呼！令惟《逐客》，誰復(fù)上書？獄以黨人，但求俱死（指文宗大和末年李訓(xùn)、鄭注專權(quán)，借懲治朋黨為名，打擊朝臣）。銜冤遽往，吞恨孤居（指刑部侍郎蕭浣被貶）。目斷而不見長安，形留而遠托異國（寫遠貶的處境心情）。屈平忠而獲罪，賈誼壽之不長（寫其忠貞和被迫害早死）。才易炎涼，遂分今昔?；涀詵|蜀，言旋上京（寫其喪之歸）。郭泰墓邊，空多會葬；鄧攸身后，不見遺孤（會葬者多而無子嗣）。信陰騭之莫知，亦生人之極痛。

寫唐文宗大和年間李訓(xùn)、鄭注當權(quán)，大量貶斥朝臣和蕭浣的貶死、歸葬。文句多有跳躍，從“獄以黨人”跳到遠貶，從遠貶跳到歸葬，從會葬者多到無嗣絕后。避免平直的敘述，側(cè)重抒情和形象的展示，在寫法上與詩歌類似。寫蕭浣遠貶的處境和心情：“目斷而長安不見”、“形留而遠托異國”，按一般的散文語序，應(yīng)該是“長安不見而目斷”、“遠托異國而形留”，為了加強語意的表達，將“目斷”、“形留”提前置于句首，這種變換詞序的做法，也正是詩歌里面常有的現(xiàn)象。將這篇祭文與玉溪詩中《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特別是與其中“初驚逐客議，旋駭黨人冤”、“有女悲初寡，無兒泣過門”、“朝爭屈原草，廟餒若敖魂”、“始知同泰講，徼福是虛言”等聯(lián)相對照，可以見出其詞采、風(fēng)貌、神味、氣調(diào)，都非常接近。

由于四六句式調(diào)配組合的需要，以及構(gòu)成儷偶和熔裁典故的需要，四六文中虛字的地位也很重要。駢文是雙句，需要連屬和策應(yīng)。沒有虛字，前后往往難以構(gòu)成屬對，難以表現(xiàn)承轉(zhuǎn)起伏。虛字在駢文中，往往用于句子開頭和吃緊處，為誦讀時吃重之所在，密切關(guān)系文氣和語意的表達，如《上兵部相公啟》中一段：

扶持固在于神明，悠久必同于天地（指令狐楚詩的石刻受神明保護，將同天地不朽）。況惟菲陋，早預(yù)生徒（指早年在令狐門下）。仰夫子之文章，曾無具體（謙言未能學(xué)好令狐楚的文章）；辱郎君之謙下，尚遣濡翰（指受命書寫令狐楚之詩）?？諌m寡和之音，素乏入神之妙（書法不佳，有污楚詩）。

兵部相公即指令狐绹，商隱受令狐绹之托，書寫其父令狐楚生前之詩，供刻石用，寫成后，上此啟于令狐绹。啟中涉及自己與令狐绹父子關(guān)系，推崇令狐楚之詩作，謙稱自己文未能繼承令狐楚，書法于楚之詩亦有所不稱。等等。將這些內(nèi)容表達周到貼切很不容易，文中的虛字既是構(gòu)成屬對的紐帶，又對情意的表達起重要作用。首二句“固在”與“必同”之間有轉(zhuǎn)進一層的關(guān)系，強調(diào)其詩將傳而不朽。三四為散句，“況惟”二字，轉(zhuǎn)入雙向鋪寫。五至八句“仰”與“辱”分別用在父子兩人身上，極見分寸?！霸薄ⅰ吧小币豢v一收，愈見绹之謙下和念舊。九、十句，“空”與“素”相對，前后策應(yīng)，更加強了自謙和受绹愛重之意。這些虛字使文氣貫通，文意得到周全的表達。四六文中這種虛字運用，也自然會與商隱詩歌創(chuàng)作產(chǎn)生聯(lián)系。詩歌，尤其是近體詩，一般忌用虛字，但商隱詩虛字用得多，如《九日》詩：

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繞階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xué)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

除二、七兩句外，其馀六句均有虛字。中間兩聯(lián)，用“有”與“無”、“不學(xué)”與“空教”構(gòu)成反對，表達對令狐楚的思念和對令狐绹的不滿?！盁o消息”、“有所思”，先蓄勢，后放開?！坝兴肌?，承上啟下，復(fù)以“不學(xué)”和“空教”相呼應(yīng)，一氣鼓蕩，表現(xiàn)感念和怨憤交并的心情，將此詩與上引《上兵部相公啟》合看，《啟》中雖不免因為有違心之言跟詩中對令狐绹的態(tài)度不同，但在運用虛字使詩文脈絡(luò)流暢、情意充分表達方面，卻有異曲同工之妙。

四六文作為應(yīng)用文，其鋪排藻飾和含蓄委婉，用于交際場合，非常得體。商隱在努力發(fā)揮四六文這一性能，并習(xí)慣和擅長于這種表達方式時，對其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是深刻的。

作為應(yīng)用文和官府文書，有些內(nèi)容用散文表達可能比較簡單，分量和莊重感或許不足，四六文則有其獨特效果。如為鄭亞起草的任命縣令的官牒：

蔣琬沉醉，未如巫馬之戴星；王衍清談，豈若韓棱之去雹？勉修實效，勿徇虛名。

——《為滎陽公桂州署防御等官牒》

戒對方不要講空話，不要貪酒。如果直說，未免簡單，寫在官牒上亦欠典雅。四六文則有兩組前修往事構(gòu)成的反對，褒貶自見。又有“勉修實效，勿徇虛名”一正一反的勸誡，顯得語重心長。商隱寄給盧弘止的《上度支盧侍郎狀》，表達渴望對方由度支榮升宰相，以及自己將至京投靠的心愿：

伏愿榮從司計（度支），入贊大猷，鼓長楫以濟時，運洪鈞而播物。則某必冀言旋上國，來拜恩門，一吐漢相之茵，一握周公之發(fā)。

啟中的意思，若輕易地直說未免卑俗，甚至尷尬。此處則鄭重其事，甚有情味。說對方為相是長楫濟時，洪鈞播物。拜見時“一吐漢相之茵，一握周公之發(fā)”，不僅親切，而且指對方為丙吉、周公，自己則為受禮遇的賢才，也頗見身份。這類書啟與作者呈獻給杜悰等人的詩歌從構(gòu)思到表達方式都非常相近。

四六文用于書啟，在有些不宜于直說和明說，需要委婉其詞，甚至隱約暗示的情況下，最能發(fā)揮其文體的優(yōu)長。如武宗朝李德裕執(zhí)政，牛黨遭受貶斥。宣宗朝，李黨被逐，原被貶在外的牛黨人物復(fù)起。大中元年，鄭亞作為李德裕集團重要成員，外放為桂管觀察使，處境惡劣，需要謹言慎行。商隱在代鄭亞寫給牛僧孺的狀中，一則說：“某竊計前經(jīng)，遐追曩躅。險而不墜，召公所以能諫；約而無釁，重耳所以復(fù)還?！保ā稙闇铌柟虾庵菖Ｏ喙珷睢罚┰賱t說：“雖世途則有污隆，而吾道終無消長。憶昨暫非利往，遠適荒陬。仲尼之不陋九夷，子文之能安三已。永言閫閾，實冠品流。”（《為滎陽公賀牛相公狀一》）都是避開具體事件，避開對問題性質(zhì)的正面評論。只按“夷險一致，左右皆安”（《為滎陽公賀牛相公狀二》）意思，渾淪地說，既問候?qū)Ψ?，又不涉及牛李兩黨的是非。而當李德裕由宰相貶為太子少傅分司東都時，給德裕狀中則云：

今者長君惟睿，元子（太子）有文。當深慮之所關(guān)，必殊勛而是賴。山濤則曰禱天下之選，張秩則曰用天下之賢。西漢之命玄成，以相門才子；東都之升鄧禹，因先帝舊臣?！┥鞅Ｆ鹁樱╂?zhèn)風(fēng)俗。俟金縢之有見，俾玉鉉之重光。

——《為濮（滎）陽公上李太尉狀》

前用山濤等一系列典故，暗指太子保傅之職，既不明說德裕貶后的任職，同時又把這類官職說成是德高望重的賢者之位，以慰對方之心。后用“金縢`”、“玉鉉”之典，意在勸德裕頤養(yǎng)保重，等待有金縢被開啟，疑忌被解除，重居原位，再光相業(yè)之時。這是鄭亞、德裕等同集團中人物隱傳信息與情感的文字，多弦外之音，少直露之詞，把情感心意借典故予以表達。隱約暗示是玉溪詩的重要特征，而上舉兩例可見這一特征在樊南文中的表現(xiàn)，也是很突出的。

本文開頭，曾引清人賀裳之言：“溫李俱善作駢語，故詩亦綺麗。”賀裳把商隱詩之綺麗，看成是受駢文的影響。認為二者共同具有綺麗的特征，頗具眼力。上述關(guān)于對偶、用典、句法、虛字，以及表達方式的隱約含蓄都給詩文增添了綺麗之美。但商隱詩文的綺麗，還包含內(nèi)在的情韻之美。四六文本身即較散文更重情韻。義山四六文是在麗辭的同時，更有一種情調(diào)氣韻，增添了文之妍美。類似其詩之所謂“深情綿邈”、“哀感頑艷”。如《奠相國令狐公文》：

嗚呼！昔夢飛塵，從公車輪；今夢山阿，送公哀歌。古有從死，今無奈何。天平之年，大刀長戟。將軍樽旁，一人衣白。十年忽然，蜩宣甲化。人譽公憐，人譖公罵。公高如天，愚卑如地。脫嬗如蛇，如氣之易。愚調(diào)京下，公病梁山。絕崖飛梁，山行一千。草奏天子，鐫辭墓門。臨絕丁寧，托爾而存。公此去邪，禁不時歸。……故山峨峨，玉溪在中。送公而歸，一世蒿蓬。嗚呼哀哉！

全用四言句，大量駢句中穿插若干不對偶的句子，造成情感的流動回旋和音韻節(jié)奏之美。作者把對令狐楚的哀悼和自己的身世之感，結(jié)合在一起抒寫，渲染悲戚的氣氛。開頭以“昔夢”、“今夢”一組反向?qū)ε碱I(lǐng)起全篇。直到“臨終”一聯(lián)，所有的偶句全用反對，表現(xiàn)令狐去世與自己心愿的背違。“昔夢飛塵”與“今夢山阿”等句，通過今昔對比，寫出失去恩師，無可追隨的悲痛?！叭俗u”、“人譖”等句，通過令狐與他人的對比，天高與地卑的對比，以及句中的正對、反對（“人譽”二句），寫出令狐對作者的袒護，和兩人超越地位懸殊而互相愛憐尊重的深厚情誼。文章雖情感強烈奔涌，卻又常常出以典重委婉之筆。如改造變化典故，用“蜩宣甲化”、“脫嬗如蛇”暗指自己受令狐關(guān)照登第和得其章奏之學(xué)?！肮噬蕉攵?，玉溪在中”，既以“故山”照應(yīng)開頭“山阿”，指令狐葬地，以“玉溪”自指；又以“故山”、“玉溪”指自己家鄉(xiāng)山水。引起下文歸于故鄉(xiāng)草野之意。文中的句法、儷偶、音節(jié)、用典，以及比喻、象征等，固然顯示文辭之美，而挾情韻以行，如泣如訴，則突出地具有哀感頑艷之美。此篇從抒情效果看，雖為商隱之文，亦無異于商隱之詩。同時之作如《自南山北歸經(jīng)分水嶺》詩云：“水急愁無地，山深故有云。那通極目望，又作斷腸分。鄭驛來雖及，燕臺哭不聞。猶馀遺意在，許刻鎮(zhèn)南勛?！币粴饬髯撸銓懥詈屎螅约弘x興元北歸，中心惶惶，不知所適的心情。將前引奠令狐文與此篇以及《撰彭陽公志文畢有感》《彭陽公薨后贈杜二十七勝李十七潘》等篇對照，可見義山四六與詩在情韻風(fēng)貌上的一致。

清代學(xué)者吳喬云：“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義山?！保ā段骼グl(fā)微序》）吳喬之論有特定的背景，但他特別強調(diào)四家能開辟出獨有的詩歌天地是很有眼光的。四家詩在表達方式和詩境上別開生面，其作品本身，能給人鮮明的直感，但如深入探究其能作出開辟的原因，則并非易事。

詩歌演進中的創(chuàng)新，因素是多方面的。有的學(xué)者認為文有定體，每種體裁均有自己的體制特征，各種變化都由本體內(nèi)在機制引發(fā)和調(diào)節(jié)。這種研究把詩歌的發(fā)展理解為封閉式的，使認識受到很大的局限。實際上文學(xué)發(fā)展從文體角度看受兩方面制約：一方面是文體內(nèi)部的革新變異；另一方面則是各種文體間的互相影響與吸收。且兩個方面又交相作用，互動互連。唐代由于五七言詩處在發(fā)展高潮期，且由于唐詩自身具有多種體裁和風(fēng)格，因而它在同時代的各種文體中最具活力，最富有吸納其他文體優(yōu)長的容受性，無論新與舊，以及抒情、敘事、議論等各種文體之長，它都能有所吸收。容納其他文體某些藝術(shù)成分，促進自身的發(fā)展變化，一再掀起高潮。從大的階段看，李白、杜甫是盛唐詩壇的頂峰人物，同時也代表著從初唐到盛唐詩史演進成果的總結(jié)，這一時期，歌行體以及五古長篇吸收六朝以來賦的成分，完善了七言的章法句法，擴大了規(guī)模容量，提高了描寫能力，使歌行成為新鮮的取得重大成就的詩體，同時也促進了五言大篇的出現(xiàn)。中唐韓愈以文為詩，把散文的句法、章法、題材內(nèi)容，散文的參差拗折，帶進詩歌，使詩歌面貌迥異于盛唐，形成又一次開辟。晚唐則是李商隱以駢文為詩，把駢文的因素帶進詩歌，講究詩歌的詞采、對偶、用典、虛字，以及表達上的委婉含蓄，給詩歌再次帶來新的變化。從賦、散文、駢文（四六）先后影響于詩歌的角度來考察唐詩，不僅可以對各大家在詩史上的新貢獻，以及唐詩不斷發(fā)展和變化的背景獲得一些新的認識，而且還可較為全面地揭示以唐詩為中心的唐代各種文體間相互影響、相互推動的情景。

（原載《文學(xué)遺產(chǎn)》2003年第4期）